黄忠来:潜意识:“创伤的执著”的不同内涵

——鲁迅、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漫谈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15-10-22 20: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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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来  

   一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和心理学界就引进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最早在中国用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和文学的,是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而最早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小说创作中的应该是鲁迅,正是鲁迅。“拿来”弗洛伊德的理论,创作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心理分析小说。

   鲁迅一开始就为西方新近的文化思潮所鼓荡,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崩溃为鲁迅的现代性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外国文学对鲁迅的现代品性的塑造成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说:“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促和鼓励着创作。”[1]鲁迅甚至还不无偏激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鲁迅还说他写作《狂人日记》等作品,“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3]。没有西方文化思潮的输入,就没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所以,鲁迅思想和艺术现代化品格的形成,源于外国思想家、文学家的影响,弗洛伊德当然是其中之一。正如一位国外文学理论家所说:“名作家中极少人能真正避开精神分析观念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施蛰存也是从20年代初就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他说:“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的文学发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其次是小说月报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次是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4]但是,最终对施蛰存的创作产生根本影响的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和蔼理斯的《性的心理》,以及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施蛰存说:“20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5]施蛰存认为显尼志勒“可以与他的同乡弗罗特媲美”[6]。

   心理分析小说与心理小说不同,施蛰存说:“心理小说是老早就有的,17、18世纪就有的。Psychoanalysis(心理分析)是20世纪20年代的东西。……因为里头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这和18世纪的写作不一样,那时的心理学还没有挖到这么深的地步。”[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创立了心理分析学说,一些文学家自觉地将心理分析理论运用于创作和批评。“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心理分析学则开始直接结出了文学创作的累累硕果”[8]。

   二

   鲁迅的心理分析小说,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很大影响。20年代,随着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知识分子面临深刻的精神危机。“五四”时期,面对几千年的旧文化,新文化阵营的同人同声“呐喊”,向旧世界发出坚强的“战叫”,然而,高潮一过,旧势力如潮而来,新阵营分化瓦解,有的退隐,有的升官,有的发财,“呐喊”之后,“彷徨”随来。

   从鲁迅个人看,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超我”的压抑力量非常之大。从小,他接受了传统思想的熏陶,又经受了家道中落的白眼,加上母亲赐给的婚姻,传统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压迫着他。从时代与国家看,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虎视眈眈的列强,觊觎着古老的帝国,儒家学说的精神支柱,面临着分崩离析,鲁迅将个人和民族的重负肩于一身,背负着巨大的民族的、国家的苦难,显然,“本我”被深深潜抑。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的产生是“创伤的执著”,他说:“‘创伤的’一词实在不过是这个经验的意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0]鲁迅却把这“潜意识”拿来,表现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

   在《孔乙己》里,作者以喜剧手法写了悲惨的孔乙己,然而,透过迂腐的孔乙己背后,却表现了更深广的内容。首先,孔乙己以善良回报社会的冷漠。当他成为茶馆中闲人说笑的“谈资”时,天真的孔乙己仍然认真地教店员“回”字的几种不同写法,告诉他日后用得着。这“日后用得着”正是孔乙己长期接受的价值观的流露。其次,潦倒贫困的孔乙己,仍然固执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始终不肯脱下表示读书人身份的长衫,成了穿长衫中惟一站着喝酒的人。在这里,鲁迅运用孔乙己的一些并非“性”的潜意识的流露,反映的却是礼教吃人的本质内容,这些同时可以看出,鲁迅所写的“潜意识”当然是“创伤的执著”,然而绝非弗洛伊德所分析的“性”的创伤的执著,乃是介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部分。

   如果说在孔乙己身上,鲁迅更多的是关注旧礼教对人性的戕害造成的人格变态的话,那么在吕纬甫和魏连殳身上,鲁迅则更多地暴露了自己的“创伤的执著”的潜意识下的寂寞和哀愁。

   鲁迅总觉得自己的身上有“鬼气”,“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11]。中国数千年旧礼教的“气闷的沉重”不必说,鲁迅还目睹了青年分成两大阵营;“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更使他感到失望和“恐怖”[12],并因“恐怖”而沉默,“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怖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12](P40)。鲁迅沉默,也因为“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13]。这是一种压抑,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13]但是,往往“麻痹”和“忘却”并不奏效,“沉默”也是有限度的,鲁迅便时常“偶不留意”,将压抑在潜意识的思想“露出”[13]。

   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鲁迅知道自己遍体鳞伤,并当深夜时在旷野中嗥叫,但他更知道他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造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13]长嗥之后,他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于是“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孤独者》中这一光明的尾巴,似乎会把人们连同他自己领上一条“苏生的路”。这光明的尾巴是鲁迅惯用的手法,当他发现他极力压抑的潜意识终究“露出”的时候,他便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鲁迅在漫天而来的苦难面前当然会“偶尔”流露出“创伤的执著”的潜意识,但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民族的命运,思考民族的未来。《伤逝》是鲁迅惟一的可以称为爱情小说的作品。鲁迅在这里不但通过两位年轻人由反叛到回归的悲剧的社会根源,深刻阐明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经济解放的关系,而且在涓生的深深的忏悔中,深深地触及了新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更隐蔽的部分。子君在找到爱后,固然旁无所依,失去生活的目标,油鸡和“阿随”,解不了他的孤独——这儿提出的是社会问题——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而隐蔽得更深的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三崇四德”思想,这种几千年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子君无法抛掉,而表现在涓生身上则是涓生对子君的“拯救”。这首先就蕴含了爱的不平等,后是在挫折面前,涓生觉得子君成了“负累”。在这里,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差别被模糊了,鲁迅所要表现的正是这中间的部分。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潜意识暴露的是本能的力量,是“力比多”的能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似乎并不蕴含多少社会内容,而在鲁迅这里,借用弗氏学说的合理内核,却在潜意识中发掘了更多的社会蕴含。正是鲁迅,不但揭出了各色人等的病苦,肉体的、精神的,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在意识以下,挖出了几千年来积淀的“集体无意识”,挖出了偶然闪念中潜藏的社会内容,这是借鉴西方现代哲学、引进现代技巧并与地方社会现实结合的最高典范。

   三

   在引进弗洛伊德的理论,表现本能的巨大能量,发掘潜意识等方面,施蛰存走了与鲁迅完全不同的路。

   施蛰存往往在作品中直接描绘人物的潜意识,表现潜意识的“创伤的执著”。荣格曾说:“他被洪水一般涌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而这些思想和意象是他从未打算创造,也绝不可能由他自己的意志来加以实现的。尽管如此,他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自我表白,是他自己的内在天性在自我昭示,在表示那些他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动说出的事情。”[14]正是这样,施蛰存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在本能的力量推动下的潜意识的强大无比。在小说《将军底头》里,唐代威武勇猛的花惊定将军远征边藩时,他的作战对象正是自己的族类,在犹疑焦灼之中,他一如既往地严厉处罚了骚扰民女的部下,然而,自己却莫名其妙地爱上了这“民女”。作品不但写了从不近女色的将军忽然改变,印证了潜意识力量的强大,更离奇的是,将军在作战中被敌人砍下了头颅,而他的身躯仍然骑在马上,任由战马驮着到了心仪的姑娘面前,才轰然倒下。在这里,潜意识的力量已被魔幻地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常识,产生了撼人心魄的效果。

   施蛰存不但表现潜意识力量的强大无比,还着力表现其不可抗拒。他早期的作品中,表现的还只是“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15],但这一切都像是梦,消失在“现代的都市里”(《花梦》)。“到了现在这样可烦恼的中年,只有对着这小时候的友情的纪念物而抽理感伤的回忆”(《扇》)。施蛰存的这些“感伤的回忆”,无一不是弗洛伊德说的“创伤的执著”。弗洛伊德说:“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为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确也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10](P217)施蛰存之所以“沉迷于回忆之中”,正是现代的都市给他造成了创伤,他是潜意识里对现代都市产生了厌倦和恐惧。施蛰存说:“大多数冒险家所发现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乐园’,而是一个‘地狱’。这些冒险家在发现了上海是个地狱的时候,已经被这个地狱所吞噬了,恐怕一辈子也不容易脱离这个魔窟。”[16]与都市的隔阂,对都市的恐惧,使施蛰存时时想逃离都市,逃到乡村、田间和童年时代,在那里去寻找初恋的梦境。身不由己的施蛰存当然只能在写作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这种情绪。荣格说,人之所以“抓住儿童时代的理想境界不放,正是表现出对命运之神的反叛,对周围一切企图吞噬我们的力量的反抗”[17]。施蛰存的反抗就是不动声色的逃遁。

   小说《魔道》可算是施蛰存一次逃遁的记载。厌倦并恐惧现代都市的主人公逃往乡村,而在去乡村的火车上遇见一个穿黑衣的老妇人,于是,他便把老妇人幻想成老妖婆、魔鬼的化身,这魔鬼始终跟随着他,有时在朋友的窗前,有时在竹林中,有时又成了墓穴中的木乃伊,甚至连朋友的妻子和咖啡店的女招待,以及他碰到的每一个女人,“她们都是那鬼怪的老妇人底化身”,真是草木皆兵。于是,他丧魂落魄,忧心忡忡。小说最后,主人公收到家乡的电报,传来三岁小女夭折的噩耗。可见,主人公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怕得有理!”

这“魔”从何处来?来自主人公的心灵,是“都市人不宁静的情绪”,是主人公“创伤的执著”,当然也是施蛰存“创伤的执著”。施蛰存当时不仅因事事不如意使他的心灵“受到永久的扰乱”,而且他惟一的女儿也不幸夭折。这些都使他产生恐惧,并疑神疑鬼。所以,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多是“长此以往的患着,吃药也不能预防”的“怔忡症”(《魔道》)。主人公的这种病症是长期的紧张、恐惧而造成,所以,施蛰存写了多篇这种恐惧、荒诞的小说,他说“我几乎用尽了我的心理学知识和精神病学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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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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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200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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