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大都认为：“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吕思勉语）也就是说，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运行较好，处于兴盛状态；自元帝以后，宦官外戚竞相专权，纲纪紊乱，国势衰微。
汉元帝刘奭为西汉第八任皇帝，系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之子，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16年，享年42岁。在人们印象中，导致王朝走向衰败的君主绝非良善，要么昏庸，要么残暴。然而，汉元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汉书·元帝纪》结尾处有一段赞语：“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性情柔弱缺乏主见
客观地说，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品行不错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作为君主，汉元帝谈不上优秀，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史书说他：“柔仁好儒。”其实，这并非弱点，一个君主胸怀宽弘柔软，主张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应该是天下人福分。问题是，汉元帝的宽柔最终表现为优柔寡断、软弱可欺，不能驾驭局势，听任宦官专权，败坏纲纪，危害社稷。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关系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宣帝也不例外。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后，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多次宴见两人，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随后双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资治通鉴·汉纪二十》）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议论常坚持遵从故事或惯例，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谦让，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
碰巧有一个叫郑朋的“墙头草”，起初依附并吹捧萧望之，萧望之发现他行为不端，断绝与他来往；郑朋转而投靠外戚许章，扬言萧望之有过失五条、大罪一桩。石显认为时机到了，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向元帝上奏，元帝将此事交给弘恭处理。面对弘恭询问，萧望之坦言，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之所以弹劾他们，意在匡正朝纲，并非阴谋与离间。为此，弘恭、石显向元帝报告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攻击朝中大臣，企图独揽大权，建议“谒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狱）。元帝初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为下狱，当即批准了。后来元帝发现不对劲，敦促将萧望之释放并复职。石显从中作梗，萧望之被释放，但革职为民。数月以后，元帝觉得过意不去，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萧望之儿子萧伋听说元帝要起用父亲，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弘恭、石显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并唆使元帝下达拘捕令。萧望之性情刚直，不能忍受再入狱的羞辱，在家饮鸩自杀。，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师傅含冤身亡，让元帝终生难以释怀，追念不已。此后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萧望之墓地祠祭。尽管他们师生感情颇深，但元帝对萧望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点暴露无遗。如果他坚信萧望之贤良忠诚，完全可以使萧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耳根软，缺乏主见，容易被宦官左右。两次让萧望之下狱，都是听信小人谗言而草率下诏。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为下狱”，轻易被官宦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师傅性情刚烈，仍被宦官牵着鼻子走，让师傅再次蒙受下狱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晓师傅清白无辜，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如此宽仁，实则是非不分，赏罚不明，使得宦官有恃无恐，日后更为放纵。
从萧望之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毕竟萧望之等儒臣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道德修养。而宦官、外戚往往注重自身的权势与利益，既缺乏对天下的担当，又缺乏做人的操守，只要满足一己私欲，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元帝居然让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尽管他后来起用了不少儒臣，但只有依附宦官的儒臣才得以保全，他们或者与宦官沆瀣一气，或者明哲保身、尸位素餐；而那些不依附宦官的儒臣，不是被坑害致死，就是被挤出朝廷。所以，综观元帝一生，其“好儒”如同叶公好龙，并没有组建以儒臣为枢纽的领导班底，自身虽然躬行恭俭，却让宦官主导朝政，故不能推出一系列善政，更谈不上实行善治。
倚重宦官威权旁落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终究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当然，石显能得到元帝信赖，必然有他过人之处。“（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汉书·佞幸传》）可见，此人颇有能力，聪慧灵巧，熟稔事务，精通法典，善于探知皇上心意。但是，他心理阴暗，狡诈毒辣，报复性强，故而掌权之后，他把心力都用于巩固权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元帝“好儒”，石显乐于投其所好。萧望之含冤而死，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石显为了逃避责任，转而向儒士示好，极力向元帝推荐大儒贡禹，让他担任御史大夫。此举，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则迎合元帝意趣，二则讨好天下儒士，三则博得举贤任能的好名声。此后，凡是依附石显的儒士，都会得到重用，官运亨通。如匡衡、五鹿充宗，分别官拜丞相、尚书令。如果不依附或反对石显，即使是元帝亲自选用的，也要被他排除。元帝重新起用周堪，并提拔其学生张猛，石显不是在元帝面前谮毁，就是暗中捣鬼，使元帝无所适从，逐渐疏远两人。周堪后来疾喑，不能言而卒，张猛被逼迫自杀。
石显不仅报复性强，而且很有手段。凡得罪过他的，他绝不放过，并且善于走法律程序惩治他人，让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冤无法诉。他总能在不动声色中置人于死地，既能获得儒士的好感，又能得到皇帝的信任。许多事情，一经他插手，就会弄得真假难辨，似是而非，以致连当事人也摸不着头脑。元帝常被他糊弄，无法明辨是非。石显心知肚明，自己只是狐假虎威，借元帝宠信才得以弄权，如果哪一天失宠，也就失去一切。为此，他不时在元帝面前表现出忠诚，以巩固元帝对自己的信任。有一次，石显借奉命到各官府协调事宜之际，请求元帝说：“臣恐怕回来晚了，宫门已关闭，请准许我以奉诏命为由叫开宫门。”元帝同意了。石显于是故意到半夜才回宫，然后以诏命叫开宫门。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弹劾石显“矫诏开宫门”。元帝看了奏章，笑着拿给石显看，石显趁机痛哭流涕，说自己承蒙天子厚爱，担当重任，不免引起诸多大臣嫉妒，招致无端陷害，为了保全性命，情愿在后宫做扫除杂役。元帝眼看他受了委屈，给予安慰与赏赐，依然对他宠信有加。就这样，石显略施小技，就把宽厚的元帝搞定。
尽管石显熟悉法典，精于权术，但缺乏治国理政才能。如此心术不正的人，虽然不能造福于国家与民众，却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贪腐的“大老虎”。据史料记载，石显接受赏赐与贿赂的钱财总共超过一万万，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大老虎”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欺上罔下，贿赂公行，奸佞得势，正气不畅。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当元帝发现她貌若天仙时，已然悔之晚矣，纵使处死画师，却永远失去第一美人。
失去王昭君，虽为一大憾事，倒让元帝顿时惊悟。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禁不住感叹：“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所以，意大利著名政论家马基雅弗里在《君主论》中指出，君主应懂得权谋，既要有狮子般勇敢，又要有狐狸般狡猾，不能被谄媚者蒙蔽或左右。其实，中国先秦时代法家早就提出类似的观点，可惜汉元帝不懂得为君之道，一味宠信宦官，甘愿大权旁落，自觉或不自觉在为西汉衰败埋下伏笔。
治乱兴衰何以难免
汉元帝去世之后，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进入成帝时代，石显被逐出朝廷，宦官势力急剧弱化。成帝荒淫奢侈，个人品德远不及元帝，而优柔寡断却过之而无不及。“汉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吕思勉语）究其原因，就是成帝过于倚重外戚，权柄被外戚掌控。太后王政君的八位兄弟（除王曼早逝外）无不位高权重，其中五人居然同日被封侯；王氏子弟分别为卿、大夫、侍中、诸曹，占据要职，遍布朝廷。外戚得势，专横跋扈，骄奢淫逸，政治日益腐败。西汉政权最终难以为继，以致外戚王莽取而代之。经过重新洗牌，政权又落入刘氏手中，东汉王朝得以建立。不过，东汉免不了重复西汉的故事，几位有为君主开创“中兴”局面之后，继任君主又开始重用外戚与宦官，到了桓、灵两帝时期，宦官、外戚两股势力已将国家折腾得千疮百孔，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从而进入战乱频仍的三国时代。
直观上看，西汉的衰败始于汉元帝，因为他在位时宦官专权。若要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病灶其实源于汉武帝，或者说是汉武帝埋下宦官专权的祸根。汉武帝后期为了强化皇权专制，同时兼顾个人享乐，特地建立中书尚书制度，任用宦官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从而降低丞相地位，削弱丞相职权，进而形成“内廷”与“外朝”，重大事项由“内廷”决策，外朝只是奉旨行事。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不合理，但汉武帝是颇有雄才大略的强人，可以收放自如，宦官职权再大，只能牵制丞相，而不能动摇他的权威，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后来汉昭帝即位，有强势的霍光执政，也不会出问题；汉宣帝聪慧睿智，刚柔相济，也能掌握大局。而元帝优柔寡断，过于宽厚，重用宦官的问题就不免暴露出来。石显之所以“议论常持故事”，就是秉承武帝时故事或先例，为自己擅权寻找法理依据。同理，汉武帝重用外戚不出问题，宣帝重用外戚也不出问题，而成帝重用外戚就出问题，关键在于汉成帝只是元帝式的常人，而不是武帝式的强人。
综观历史，也不能过于责怪汉武帝做出那样的制度安排。毕竟被宦官祸害的王朝不只是西汉、东汉，除了宋朝，汉人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几乎都葬送于宦官手里。秦朝急剧灭亡，宦官赵高无疑是罪魁祸首。大唐分崩离析，病根在于宦官与藩镇两股势力。明朝走向衰败，也与宦官专权分不开。有意思的是，太祖朱元璋明确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告诫子孙必须遵循。而有明一代，宦官干政最为猖獗，为害最为剧烈。所以，从更深层次反思，宦官干政问题，并不在于宦官本身，而应从根本制度（帝制）找原因。毕竟宦官依附皇帝而存在，并倚仗皇帝而发挥作用。对于古代皇帝而言，稳固自身皇位是其核心利益，为此会有诸多顾忌。重用皇族宗室，担忧他们觊皇位；重用士大夫，害怕出现权臣；而宦官是自己身边人，他们没有家室，似乎值得信任。殊不知，宦官这种受过宫刑的特殊群体，人格与心理已然变态，重用他们势必带来更大危害。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在帝制时代不断发生，明知前朝因此衰亡，后世君主却仍旧效仿，重蹈覆辙。
回头再看汉元帝，既然在他前后都出现过宦官为害问题，那么就不完全是他个人原因。如若国家兴亡仅维系于某一个人，说明这个制度安排有问题。毕竟好的制度安排，即便是常人，也能进行有效治理。而古代帝制，似乎只有明君或强人才能“治”，否则就会“乱”，这充分证明帝制本身有问题，毕竟明君或强人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是常人。所以，要使国家处于长治久安状态，关键在于根本制度的安排。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并确保该体系有效运行，才能走出兴衰交替、治乱循环的怪圈。
——原载2015年第9期《文史天地》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