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康有为是伪改革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 次 更新时间:2015-09-03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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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  

继《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之后,雪珥的新书《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以广东商人刘学询为线索,梳理晚清时期政商犬牙交错又互相缠斗的关系。其中,他与康有为、孙文的关系格外引人注目。

1893年,当康有为以36岁之高龄第七次提考篮走进考场,长他三岁的刘学询早已将广东文坛“四大金刚之一”的美誉抛诸脑后,承包广东博彩业“闱姓”公司,并大获其益,黑、白、红三道通吃。

两年后,在工部任小“主事”的康有为以一位监察御史的名义,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理由之一,谭收受刘学询巨额贿赂。

也是在这一年,刘学询冒诛灭九族的风险,资助孙文搞武装暴动。

雪珥认为,刘学询、康有为、孙文构成复杂的三角关系,恩怨情仇仿佛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写照,不时扯动着中国的政经大局。三人之中,刘为枢纽。

康有为告状,刘学询两次躺枪

在雪珥的笔下,刘学询为人低调谨慎,轻财好施,有“扫天下”之大志。

早在1892年,刘学询经营博彩业第三年,遇见在澳门行医的26岁的孙文,两人连谈数日,深觉融洽。刘慨然赞助其1000两白银,同时说服自己在澳门的10家店铺,和澳门绅商同时出资,最后共筹得3万余两。

1895年孙文筹划广州暴动时,曾与刘学询密谋。根据1931年“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采访刘学询的记录,孙文说:“余政治识力尚浅,今欲推君为领袖何如?”刘谦说:“领袖弗敢当,以君年少有为,幸毋妄自菲薄。”

虽然刘并不赞同暴动,认为其会诱发港英政府、俄、德、法等国的瓜分动机,但他不反对孙文去劫持“闱姓”即将要上缴的赌款。

而孙文在策划暴动之时,已有人密告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谭大笑说:“孙文一医生耳,其创办农学会,李少帅且赞助之,虽好狂言,何至遽反耶?”因有刘学询的担保,谭钟麟以谣言视之。但暴动最终由于武器没有到位,以失败告终。

同样在这一年,刚刚考中进士的康有为,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刘学询躺枪。

一度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对以谭钟麟为首的地方守旧势力发起的进攻。

但康有为所谓“改革派”的面目,早已被学界拆穿,认为其不过是打着改革旗号希图幸进的投机者。

况且,谭钟麟也并非守旧派,而是典型的地方务实干部。其儿子是“湖湘三公子”之一、民国初年的湖南都督谭延闿。

康有为弹劾的结果是,刘学询被罚100万两银子,被迫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

时隔两年,1898年,康有为又请另外一位御史捉刀代笔弹劾谭钟麟,刘学询再次躺枪。

两人从此交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刘不得不寻求更强势的庇护伞。在其后的几年内,随着两人的意见都能上达天听,矛盾从私怨升级至国家政治的层面。

刘学询受慈禧委派密赴日本

1898年,康有为在向刘学询射出第二发暗箭时,其已一跃成为光绪皇帝迷信的坚定的“改革派”大员。

康有为鼓动光绪帝仿日本维新之法,设制度局、开“懋勤殿”,以架空现行的中央和省部级的行政体制,但最终以流产告终。之后光绪又一次性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被慈禧视作想要夺权的征兆。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问斩菜市口,轰动一时的戊戌政变宣告失败。康有为在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帮助下逃往香港。这位公使在一封私信中回忆康有为,“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

在雪珥看来,“戊戌政变”其实是慈禧太后为了保住光绪的皇帝位子,进而保住自己的太后位子,而抢先发动的一次拯救行动。除了毫无章法的政改被喊停外,慈禧太后顶住压力,维持了其它各个方面的改革。

但康有为在1898年10月6日接受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德臣报》采访时,对慈禧太后大肆攻击,夸大帝党与后党的对立,以及自己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他还称已获光绪帝“衣带诏”,临危受命向英国求救,以恢复帝权。康有为的无稽言论传入宫中,引皇室震怒。

此后康有为又持续编造谭嗣同遗书、遗言、咸丰帝的密诏。到美洲后,由其领衔的保皇党在海外宣传的重要主题,即光绪帝仇恨慈禧太后。(出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1899年7月,“赌王”刘学询受慈禧太后钦点,以二品顶戴、大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密访日本。此时刘学询已今非昔比,高层关系绵密,手眼通天。他表面奉命捉拿康、梁,但雪珥认为,赴日刺康消息,是他们故意泄露宣扬,真实目的是为中日结盟。

1899年7月26日,刘学询上午觐见了日本明治天皇。当晚,他秘密会见了流亡日本的孙文。

据刘学询回忆,刘问孙文的革命宗旨为何,孙回答,在兴起中国。刘于是劝孙回国参加“政治革命”,即大清朝正在推行的改革,认为当此形势下,“若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

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的记载,刘孙二人还探讨了清除康有为。

除掉康有为,于刘学询来说,公私皆有理。对孙文来说,他在海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革命派能募集到更多的资金,开拓更大的空间。

但随着国内势态的发展,刘、孙、康三方竟然出现了联手的机会,虽然刘学询已被康梁列为头号暗杀对象。

孙文最后放弃与李鸿章约定的见面

1900年4月5日,刚从澳门返回的刘学询在广州码头胸部中枪,幸有内衣保护,大难不死。

几能断定,刺客为康梁所派。

不久,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八国联军入侵。孙文致电刘学询,策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独立,成立新的共和国。有“扫天下”之心的刘学询自然当仁不让,牵线搭桥。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章太炎、地方都督张之洞等也表示希望他出面挽救危局。甚至连康有为,也给李鸿章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劝其与保皇派合作,勿抓捕党人,二封劝其平内贼,定外交,以救圣主。但康梁似乎忘了不久前他们刚刚派人刺杀刘学询,也曾一度将李鸿章本人列为暗杀对象。

在雪珥看来,横跨政商两界、黑白红道通吃的刘学询,在此时广东政局中,已是一个关键的支点。

在刘学询斡旋之下,李鸿章邀请孙文回国,以防孙康合流。但孙文在最后一刻,拒绝上李鸿章派来迎接的军舰,而是让人与刘学询谈判,要求贷款10万两。刘爽快应允。

在雪珥查证的史料里,孙文与刘学询谈话的主题,都离不开——银子。

鼓动李鸿章独立,孙文有自己的算计。他同意将独立后的“两广共和国”置于英国保护下;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同意协助平息华南的抗日活动,以此赢得英法日的支持。

但当七十七岁高龄的李鸿章决定甩开各方掣肘,以老病之躯,应朝廷之邀,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时,孙文与康有为第一时间开始在广州谋划起事。

而刘学询并未随李鸿章北上,不久后他住进了自己在杭州西湖的“刘庄”。没有足够的史料表明他为何开始“不问政事”。

刘学询的信大钱庄,也许就是革命的钱包

“刘庄”是刘学询在戊戌政变之后,用每亩200银元,高出市场几倍的价格买下的一座大园子,即今天的“西湖国宾馆”。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1912年3月,“刘庄”却被以主人欠了大清银行的债为由没收。2个月后,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发布了一道总统令,表明与大清银行发生债务纠纷的,是刘学询在上海的“信大钱庄”,并非个人。

而出人意料的是,在1937年,刘学询去世两年之后,上海一本名为《越风》的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谈大刘庄》的文章。作者应刘学询长子之邀,前去刘庄做客,看到了刘学询的大量日记。他在文中表示,刘学询的信大钱庄,也许就是革命的钱包。而信大钱庄与大清银行的纠葛,有可能是为了革命筹款而导致的债务。“信大钱庄因资助革命,与大清、交通两银行发生债务关系,竟闹出交通银行没收刘氏杭粤两地财产的事来,水竹居(刘庄)也一同波及。”

1935年,耄耋之年的刘学询去世。许多的疑团仍未能解。其一生与康有为为敌,而为孙文张目,全力资助直到革命功成,至少能说明他的抱负与眼光。

在《危险关系》一书中,刘学询曾在与伊藤博文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中国改革的失败,在于改革者的草率浅薄、敷衍塞责,而不是极端守旧派的抵制,康、梁等人纯粹是打着改革旗帜的夺权者和政治投机者而已。这与百年后的观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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