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杨敏: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10-02-09 11: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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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杨敏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中的“社会”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国家”是对社会作出政治安排的权力系统,并对两者互构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做了简要论述。接着,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对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的变化和新情况做了分析。指出:如果要实现“权”归于国家,那么就必须确保“利”归于社会。指出:制度性行动与非制度性行动的互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原有的制度性行动规则面临巨大挑战。本文第四部分指出,社会建设主要可以从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更加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两个方面调节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国家、法理机制、解释机制、社会建设

  

  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国社会学关于社会转型研究的重大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极化现象,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组织变革与单位制演变,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资本流失,社区重建,城市化与非农化,农村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保障,等等,无不涉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显然,社会转型本身就是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调整和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在社会互构论看来,就是一种“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的两者交互建塑过程。正是这一过程,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这样的过程,在我们看来,既是社会建设--广义的和狭义的社会建设--的过程,也是社会建设发挥自己调节作用的过程。

  

  一、社会、国家及其互构机制

  

  那么,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

  马克思指出,“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这里的所有者权力与政治权力,分别表现了社会与国家的根本性特征。社会是各个财产所有者的权益的集合体或利益的共同体,国家则是对个人及其群体的权益做出政治性安排的权力系统。我们把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与作为权力系统的国家,简要地概括为“社会喻于利,国家喻于权”。在社会互构论的视野中,社会与国家是两种相互关联、又互有区别的人类生存共同体,两种具有自主意志的行动体,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集体整合方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方式。

  应当说明,在社会与国家 “二分框架”中的“社会”,其外延既不是那种与自然界相对、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子系统的广义的“大社会”,也不是那种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三分框架”中的狭义的“小社会”,而是与国家相对而言、既包括市场又包括狭义社会的“中社会”。这里,市场和狭义社会两者也都是权益的集合体或利益的共同体。市场是营利组织毫无疑问是利益的共同体,社会组织尽管是非营利组织,但同样有自己权益,同样可以经营,不过它的经营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使做好事的本钱保值增值。这二者同样是在国家这一权力系统的政治安排下进行合法活动的。摆脱国家,“让政府走开”是不可能的。上述二分框架和三分框架并无哪个先进、哪个落后的差异和对立,只是根据所要分析问题的需要,选择那个分析框架更加合适而已。

  在明确“社会”和“国家”含义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社会与国家究竟是如何相互契合、相互建构的。在我们看来,这两者的契合和互构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实现的。

  (一)社会与国家互构的法理机制

  利益共同体与权力系统,或者说“社会喻于利,国家喻于权”,不仅体现了社会与国家的标志性界分,而且蕴含了两者相互胶着、彼此构建的基础。正是在这里,可以引导出利益共同体与权力系统交互构建的法理机制。

  一方面,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国家以法律的名义向社会利益做出承诺,政治权力运用的目的在于达成社会中所有成员的集体利益,因而政府所做的一切必须是社会成员普遍期望实现的。这样的国家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共意志,才能获得“众望所归”的合法性权力。而公共意志、“众望所归”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普遍利益认同的形式。这种公共意志既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进行共同参与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国家政治及其权力运作的实践依托。

  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主体(如个人、群体、局部社会)总有其特殊利益,并以特殊意志表现出来。符合社会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以及与公共意志相一致的特殊意志,才能得到公共认可,才能进入到一种政治安排之中,而被社会的法律秩序体系视为是有效的。就是说,只有得到公共认可的特殊利益及要求才具有合理性,并可能获得合法性。正是这种特殊利益的合理化与合法化过程,既确定了社会成员的自由度,也包含了法制规范的强制性。在现实中,特殊利益常常与社会的普遍利益形成矛盾和冲突,个体成员的意志也往往会违背公共意志(这在实质上也违背了其自我的根本利益)。在此情形中,只能是特殊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必要时甚至要通过诉诸强制手段来保证这一点。按照卢梭的说法就是,有时人类必须“被迫去自由”。显然,以合理的政治安排和法制体系容纳个体成员的特殊利益,促成和维护其与社会普遍利益的协调,是现代国家和政府的一项职责。

  所谓社会与国家互构的法理机制,是指规定社会与国家在其中各起何种作用的一个法理框架。这一共同的法理框架内含了利益的合理性与权力的有效性,既制约国家权力,也监护社会利益;既限制国家,同时也确认它的权力的尊严性;国家使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受到制裁,疏导和抑制公民利益间的相互冲突,同时也确定权力的限度,避免政治和公共机构对公民正当利益的妨碍。显然,利益共同体与权力国家之间的相互契合是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的一个基点。

  同时,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合理性本身是包含争议的,也是通过争议的过程所达成的某种结果。这也表明,利益共同体与权力国家的互构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推进的。

  (二)社会与国家互构的解释机制

  我们面对着两类行动方式:一类是社会主体自觉设计的政治安排,另一类是从生活中自发生长出来的经验习性。它们显示出不同的结构质性,前者是制度性行动,处于社会的表层结构,后者则是非制度性行动,处于社会的深层结构。非制度性行动与制度性行动是人类行动过程相依不离的两个侧面,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但是社会的表层结构经常与深层结构发生疏离,形成社会行动方式的裂痕。

  从政治安排的制度性行动与社会中的非制度性行动的关系角度,我们可以引伸出社会与国家互构的“解释机制”,这就是在国家的制度性行动合法性和程序正当性的前提下,在社会成员利益要求的合理性前提下,建立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之间的相互解释的沟通渠道。这种解释机制是双向的,即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双方互为解释的主体和客体,互相阐释各自的合法性或合理性依据。解释是对话的、相互讨个“说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就某种行动方式(制度性的或非制度性的)寻求共识,由这种共识来引导出特定行动方式是“正当的做法”的共同感受。这显然将缩小国家与社会的距离,化解公共领域与私有领域的隔离,从而缓和或消除由这些距离、隔离而产生的各种不协调甚至冲突。

  国家、政府对自己所做出的政治安排、社会对自己的种种利益诉求进行解释是非常必要的。第一,人类禀赋中存在着一些普遍弱点,而且人们容易为自己的经验、智慧、眼界和实践所局限。当自我的特殊利益受到妨碍时,有时会与自己参与其中的公共意志形成矛盾甚至某种冲突。国家、政府对政治安排的解释有助于使社会成员对“公共蛋糕”的“公共性”意义,形成多种具体的、但又不失为正当的理解。而社会对于各种利益诉求的合理解释,则使国家、政府的公共政策更有包容性、兼顾性、重点性。

  第二,由于当今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特征,即使不同社会主体的特殊利益在客观上存在着一致性,也需要在主观上认识到这种一致性,因而完全有必要进行解释,阐明彼此利益的相互重叠,使得彼此了解“公共蛋糕”的共同拥有。在一些情形下,利益重叠是已经存在一种客观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有待进一步凸显,被感知和被体验;在另一些情形下,利益重叠要经过集体的构建,需要参与者在特殊利益的分歧中建立和发展共有利益。解释机制能够促成社会与国家建立更为有效的互构。

  第三,在现时代,社会中的非制度性政治行动的发生使“政治”的概念扩大了,出现了一种“社会生活的政治”观念,政治不再局限于政治体系本身,政治行动不再简单等同于国家行为。因为,个人、群体、组织在日常生活、市场和自治性社会场所的非制度性行动常常游离于传统国家政治和体系政治的制度范畴之外,这一点从现实的个人关系、阶层关系、群体关系、劳动关系、干群关系中大量表现出来。正是这类非制度性行动造成的政治后果,大大丰富了政治本身的含义和内容。传统上从体系政治或制度性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或圈定的政治范域正在被现实情况所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解释,显得越来越重要。

  明确了社会、国家及其互构机制的理论要点,我们就可以分析社会与国家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情况了,

  

  二、社会转型加速期利益共同体与权力系统的互构

  

  历经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巨变,我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机制取代了以往的行政强制模式,在产权方面实行了改革和重构等等,这些社会转变,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分化与丛化,造就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并立、利益结构的多样形质。总之,个体、集体、社会整体和国家,以及群体、组织、行业、部门等等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主体性状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各社会行动主体间的差异愈大,相互间的权益统筹和互补要求愈盛,对于社会生活的合作性和组织性方式的需要也就愈强烈。

  社会的巨变,不能不促进社会的权益观念和国家的权力理念发生变化,也不能不对利益共同体与权力系统的互构提出新的要求。

  一方面,在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中,追求个人利益,甚至利益的最大化,成为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重要价值目标,与此同时,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的统筹协调、重组和再造,是这一利益共同体正在经历的现实过程。这种社会的现实需求规定了我国当代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政府和政党--的重要责任和职能。从理论上说,现代政治共同体正是适应这种社会主体高度复杂的行动关联状况以及相互间的协作需求而产生的。显然,国家、政府、政党必须真正具备普遍性和公共性的权力品格,才能超越任何特定社会势力集团的狭隘权力和利益观念,担当起组织、协调、平衡、统筹和维护社会中各个成员的利益的责任。

  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最高权威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各个方面的品格--自我意志、权力理念和管理能力--呈现出普遍化和公共化的发展趋向。就国家权力品格的普遍性和公共性趋势而言,其最基本的底线在于,如果要实现“权”归于国家,那么就必须确保“利”归于社会--这是“权”对于“利”承诺的基本责任。换言之,权力国家必须防范甚至杜绝自身的各种个人的或机构的“与民争利”、“与社会分利”行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点是许多制度性缺陷和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所在。

  在这些方面,社会学界已经作了许多研究。如行政官僚与市场精英的勾连,公共行业垄断产生的问题,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的扭曲,等等。还有许多现实问题--社会的教育、就业机会、市民权利、社会福利和保障以及社会弱势群体--也是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反映或表现。例如,关于社会弱势群体就是一个与国家的权力、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罗尔斯曾经这样提问:社会中的“最不利者”,他们是谁,以及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罗尔斯,2002:93)在罗尔斯的提问方式中,社会的“最不利者”被视为了一种政治过程,是一个制度选择和安排的结果。

  社会的权利诉求与国家的权威品质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促成和完善社会利益共同体与权力国家的法理机制,对于促进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转型加速期制度性行动与非制度性行动的互构

  

  在当代,制度性行动与非制度性行动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首先,全球化趋势对传统上国家间遵循的制度性规则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全球化浪潮极大地带动了各国和各地区社会的开放,促成了形形色色的行动主体在经济和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同盟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前者是依据利润原则而不是对国家的忠诚来灵活地选择和转移生产基地;资本从国界的束缚下“解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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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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