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杨向鹏:涂尔干社会学思想中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及其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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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   杨向鹏  

   内容提要: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对涂尔干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既有主观主义的功能主义、建构论的评论,也有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机械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实在性与建构性这样一个问题,或称“涂尔干问题”。作为古典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涂尔干对其时代的现代性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作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表达,即使是他的理论“剩余”和思想“残篇”,也展现出奠基者思想源头的丰富性。随着现代进程的继续,社会的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仍在进行新的重组和深入互构,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的技术化、智能化,使得社会世界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再度显示出重要意义。这些都赋予了“涂尔干问题”新的含义。

   关 键 词:“涂尔干问题”  实在性  建构性  因果分析  功能分析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对于涂尔干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与评论。事实上,涂尔干在世时,有关其社会学思想的剧烈争论已经存在,正如其本人所言:“本书刚一问世,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是我的方法的基础,它引起了最大的争论。”[1]笔者称之为“涂尔干问题”。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面对的由社会实在构成的社会世界,是心智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也就是社会世界的二重性。那么显然,“涂尔干问题”是社会学及社会科学对社会进行研究和解释过程所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涂尔干的两种解析与批评


   按照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对三大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思想的分析,他们提出的三项基本命题“意味着研究社会现实的一根条理连贯的最低限度的基线”,沃勒斯坦认为这是社会学界反复强调这三人为经典社会学代表的缘故。[2]其中,涂尔干是以“社会事实之实在性”这一命题入选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沃勒斯坦强调的是社会事实的实在性这个方面。然而,如果按照马克西姆·沃特斯的看法,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是一种心理独立存在,在他归结的四种理论建构类型中,也将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理论及方法归于主观主义维度。①此外,皮埃尔·布迪厄和乔纳森·特纳对涂尔干的分析和评论更是站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立场上。

   (一)布迪厄对涂尔干的评析

   布迪厄对涂尔干的分析是从社会的实在性这个本体论层面展开的,或者说社会科学研究者怎样理解社会的存在方式——社会的实在性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建构的——这一问题是他的直接切入点。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是与社会的存在方式相联系的。在他看来,社会宇宙的各种结构就像“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以两种存在方式存在着:首先是存在于“初级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中,其次是存在于次级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之中。[3]我们进而发现,布迪厄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解析和评论,就运用了他所说的对社会的“双重解读”方式,因为他指出,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有“双重解读”方式,一种是客观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另一种是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的。

   按照布迪厄的看法,第一种即客观主义或结构主义的研究立场,是用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的方式透视社会,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无视居于其间的人们的各自看法而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借助统计学、民族志描述或形态学等方法,外在的观察者可以对社会进行破译和解释,从而可以确定这些行动者所遵从的那些客观规律。他认为,涂尔干是这一客观主义、结构主义立场的始作俑者。[4]布迪厄进而指出了这种客观主义立场的主要危险是,容易从模式滑向现实,将自己构建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从而使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了,而这只不过是对分析者建构的模式的执行操作而已,具有实践经验的行动者——个人或群体——被看成了被动消极的承受者。他主张,社会确实具有一个客观的结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用叔本华那句名言来说——“表象和意志”构成的。[5]在他看来,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涉及每个人的实践知识及意义体验,而不是仅限于对客观关系的建构。与重视社会个体的经验研究、定性方法、人类学方法相比,那种把握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定量手段、统计记录“只不过是为唯理论主义那些空洞无物而又言之凿凿的抽象概括和实证主义虚有其表的严格观察提供了一个正当理由”。[6]

   布迪厄所说的第二种即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的研究立场,也即社会现象学的方式,与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正相反,按照这种研究立场,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益行为所成就的”。这一研究方式显示了世俗知识、主观意义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强调个人的能动作用,重视人们赋予“生活世界”的意义。不过布迪厄也认为,这种研究立场的问题在于,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只是个人策略和分类行为的聚合,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本身的缘由及其所遵循的原则。在他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互动论、常人方法学,属于这种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的研究立场。[7]

   正是基于对社会科学两种研究立场的批评,布迪厄表述了他的学术抱负,这就是既要摒弃机械结构主义,也要杜绝目的论个人主义,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结构必然性和个人能动性的对立,同时又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者的途径,建立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xeology)。[8]总的说来,布迪厄所批评的社会物理学研究方式,或者说客观主义或结构主义的研究立场,涂尔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

   (二)特纳对涂尔干的评析

   与布迪厄不同,乔纳森·特纳对涂尔干的评析不是在本体论层面,而主要是研究方法的技术层面,在他看来,涂尔干功能主义的因果关系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其中包含的目的论及循环论证。尽管如此,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在根本上仍然离不开“社会的实在性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建构的”这一问题,如前文所述,马克西姆·沃特斯将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理论及方法归于主观主义维度,由这一理论逻辑可以确定,特纳对涂尔干的评析基本上站在了布迪厄的另一面。

   作为孔德、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继承者,涂尔干吸取了他们的社会有机体、功能主义等思想。孔德借鉴了生物学的有机体概念,进一步采用了社会有机体概念,并分解为家庭、阶级、种族、城市、社区等不同组成部分。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超有机体概念,以生物学来类比社会,并发展了社会有机体理论和功能分析方法,指出社会各组成部分之所以是必要的,在于它们具备一种必要的前提条件,即满足整体的需要,他主张,满足这些基本必要条件的功能过程不仅提供了系统的重要动因,也反映出有机体的适应程度。可以看出,孔德、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与功能主义方法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特纳曾援引雷德克列夫-布朗的观点:“运用于人类社会的功能概念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和有机界进行类比的基础上”[9],也说明社会有机体思想与功能主义方法的密切关系。在特纳看来,功能主义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分析中的目的论倾向和循环论证。从早期功能主义的发展看,功能分析方法往往模糊了功能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分,甚至从“因—果”关系最终转化出某种目的论。孔德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告诫社会学不应根据结果来分析过程,不要过分注重因果模型,也不要过分重视功能分析。[10]此外,如雷德克列夫-布朗认为,涂尔干“第一次用系统的功能主义思想对社会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11],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特纳格外重视涂尔干社会学思想中的目的论和循环论证倾向。

   事实上,功能主义的先驱人物对这一方法中的问题已有警醒并力图修正。譬如,雷德克列夫-布朗为了避免功能分析的目的论嫌疑,提出用“存在的必要条件”去替代“需要”一词,但特纳认为他没有详细说明评价“存在必要条件”的分析标准和对这种假设的检验步骤,因此并未避免“因为社会系统存在和维持着,所以现存系统实现了最低限度的整合和生存”这种目的论和循环论证的推理模式。[12]在特纳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框架区分了三个系统层次——生物的、社会结构的和符号的,并提出了对结构系统进行制度分析的普遍要素——人事、规章、规范、物化机构、活动、功能。[13]这就说明了每一层次系统的独特必要条件和需要满足过程,从而为功能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不过特纳并没有肯定马林诺夫斯基解决了“因为社会系统存在和维持着,所以社会系统实现了整合和生存”的目的论和循环论证,而是说“马林诺夫斯基勾画出现代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的基本轮廓”。

   在特纳看来,上述问题也存在于涂尔干的功能分析中。涂尔干的有机体基本假定是:(1)社会是一个实体,区别于并且不可归之于各组成部分,对社会整体的分析具有优先性;(2)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完成整体的基本功能,是满足整体需要的必要条件;(3)社会系统分为“常态”和“病态”,避免“病态”须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需要;(4)社会系统存在某些平衡点,正常功能围绕这些点而产生。[14]在上述假定中可以推导出目的论和循环论证,比如,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整体的需要,等等。涂尔干对此是有所认识的:“他清楚地意识到目的论分析的危险——目的论认为,某一事件未来的后果引起了此一事件的发生。为此,他告诫人们要将某一现象的原因和它达到的目的分开。”[15]涂尔干强调:“说明一个事实有何效用,并不等于说明这个事实是怎样产生的和为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因为事实产生的效用虽然要以事实的特有属性为前提,但效用本身并不能产生事实。”[16]不过特纳指出,尽管涂尔干意识到“断定所有系统都是有‘目的’,维持系统整体的需要导致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是危险的”,但他坚持考察系统的某一部分对社会系统整体的功能“使得他和他的许多追随者陷入一种成问题的目的论的推论中”。

   特纳主要是从研究技术而不是本体论和方法论对涂尔干的功能分析问题进行思考,但是,因果关系的讨论在理论逻辑上最终会涉及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哲学本体论一般都具有较为严谨的形而上学特征,涉及自然事物(及社会事物)的根本性、‘元级’层面的探究。有关世界万物的最初来由或根源,也称为始因、本源(原)或实体等进行的形而上学思考,形成了哲学本体论的理论系统及讨论方式。”[17]在因果分析中,结果是需要得到解释的,如果研究者把结果的出现理解为一种必然性,就难以避免坠入目的论和循环论证的泥沼。特纳也认识到,功能分析问题最终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他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功能解释因而是因果理论的复杂形式,它们涉及变量间的因果联系,在总的解释中活动的结果具有特别的因果优先权。主要由于理论家缺乏关于实现各种相反的因果过程(该过程能够根据它们的结果选择行为或结构)的想象,因此,对这种解释常常会发生许多哲学上的混乱。”[18]这里,“功能解释是因果理论的复杂形式”意味着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是难以分开的,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功能关系与因果关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特纳在这方面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 “涂尔干问题”:社会事实的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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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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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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