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宇 舒洪水:西部环境问题的刑法对策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15-08-29 21:48:32

进入专题: 环境问题   环境犯罪   差异性原则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非刑罚制裁  

贾宇 (进入专栏)   舒洪水  

   加快西部地区开发,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 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国家把发展 的重心向西部地区转移,给我国西部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注 意到我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因此,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是整个西部 地区开发建设中必须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刑法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当关注和思 考这种重大课题。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环境保护立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环境保护立法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迅速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学者倡导“非犯罪化”、“ 非刑罚化”、“轻刑化”,但在针对环境犯罪问题上,却有“犯罪化”“刑罚化”甚至 “重刑化”的倾向,有的国家还规定了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西方许多国家例如德国 、奥地利、日本等在刑法典、行政法规中规定或增设了刑事制裁条款,将那些严重危害 环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惩治,突显国家以刑罚手段惩治危害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 。

   我国1997年刑法典突破了以往我国环境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模式,在刑法分则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法条14个罪名。立足 我国刑事立法的上述规定,结合西部大开发中西部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西部环境日渐恶 化的趋向,笔者就西部大开发中环境犯罪适用刑法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

   1.差异性原则。差异性原则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在对西部开发中的环境犯罪 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一些不太明确的问题作出解释时,比东部或其他生态环境条件良好的 地区采取更加严厉的标准。这是基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本身又 具有十分脆弱的特性的考虑。因此,在关于惩治环境与资源犯罪的条文中,有许多诸如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特别严重”、“情节 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数量较大”、“数量巨大”等情节及后果的规定,国家 立法机关或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时,针对西部生态环境应当比较严厉 。例如,关于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中的数量较大的起算点,1987年9月5日两高《关 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分别规定了具体的标准,即在 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2-5m[3]或幼树100-250株;滥伐一般掌握在10-20m[3]或幼树500-1 200株(在非林区按林区的1/2计算)。为了因应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 需要,我们认为,凡发生在西部地区盗伐、滥伐林木的案件,林区执行的标准可降格适 用东部地区非林区的标准,非林区的标准相应作进一步下调。有人担心,在认定环境犯 罪中,坚持东西部差异原则,势必会限制西部经济的发展,因而会从根本上阻碍中央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种担心是善意的,但却是不必要的。理由如下:

   其一,这是对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作了不正确至少是不全面的理解。因为西部大开 发主要由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改善西部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西部人口素质四 个部分组成,改善西部环境是西部大开发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因此,从严惩治西部的环 境犯罪不乏政策依据,是西部大开发的应有之义。也只有大力惩罚环境犯罪,保护、改 善西部生态环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改善投资环境 ,加快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其二,对外来投资者而言,国家有关部委已经出台了开发西部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 政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在环境执法中可以开口子,搞软执法。相反它意味着开发方在享 受了诸多优惠政策的前提下,就有更多的义务切实维护、改善生态环境。假如真的有投 资者因为害怕破坏环境资源、污染环境构成犯罪而对投资西部望而却步,则只能有两种 情况可以理解,要么投资者是抱着“污染环境,破坏环境资源”攫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而 来(这种人不来投资也罢),要么投资者本来就没有投资西部的意愿,因为事实已证明并 将继续证明开发西部与破坏环境并非两难选择。而上述两种情况的产生,与西部地区从 严惩治环境犯罪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三,对本地居民而言,差异性原则的推行,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有效的实施有赖于 以下措施的配套:加强西部地区的环保法制教育宣传、提高西部公众的环保意识,发展 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积极推行中央政府“以粮代赈”、“以粮换林、换草”计划,抓 好农牧民的生产、生活补贴工作及特困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补助的落实,在一部分不适 宜人类生存的“自然障碍区”或环境容量严重超载的地区,实行移民等。在做好以上工 作的条件下,从严惩治西部的环境犯罪既不会导致环境犯罪率上升,也不会引起社会普 遍不安。

   其四,从根本上说,采取差异性原则并不意味着违背国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衷 ,无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与联系,片面扩大打击环境犯罪的范围;也不意味着 将一些可以通过行政的、民事的、经济的法律调整的轻微违法行为,甚至是根本无法预 料的行为都认定为犯罪;仅仅意味着只有当行政的、民事的、经济的制裁和补救对处理 事理的选择认定为犯罪,适用刑罚。基于以上考虑,在取得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执法准 备基本就绪时,最高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应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针对破坏自然资 源的犯罪应该从严惩处,污染环境的犯罪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罪的危害程度与 刑罚的严厉程度相适应,才能起到惩治、预防环境犯罪的功效。考虑到西部地区的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的艰难程度,坚持差异性原则更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2.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该原则是指环境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如果加害方提 不出其无因果关系的证据即推定其存在因果关系。在认定环境犯罪中,如何确定环境犯 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涉及多人的侵害行为中是谁的行为导致了危害结 果的发生?以上情况如果出现在环境污染类犯罪案件中,其罪与非罪的认定无疑会成为 复杂的问题。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介入是必要的,也是 可行的。具体理由如下:其一,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复杂多样,且具有流动性、广泛性 、综合性的特点,如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交互作用,可能共同导致一个危害结果 。其二,绝大部分污染环境的行为不是即时完成的,而是持续的、渐进的,并且,一般 具有相当长的潜伏时间过程,即先有污染行为,然后是污染物的作用过程,最后才是污 染危害结果的发生,污染环境行为与其后果之间较其他犯罪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面联系, 其认定还往往涉及各种科学鉴定,难以准确把握,在缺少相应科技设备、手段的情况下 ,上述过程的存在无疑会为环境监管部门和公、检机关进行对此类危害行为的举证、侦 查、起诉等工作制造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三,德国、日本等国家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对于预防、惩治环境 犯罪、保护生态环境是十分奏效的。其四,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因果关系的推定,方不致 放纵企业或个人任意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司法实践证明,在侦查、起诉、审判环境 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事实上大多采用了“推定原则”,正式肯定这一原则无非是先有 “实至”而后有“名归”的程序问题。不过,在肯定这一原则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1)必须把握一定的限度范围。只有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才能适用这一原则,破坏自 然资源的犯罪行为不应引用这一原则。

   (2)起诉方仍然具有不可推卸的举证责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只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给 加害方,起诉方必须搜集足够的情节证据,并提供环境中所含污染物质必然导致重大污 染事故的科学证据。[1]

   鉴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污染环境的危害一旦造成,复原将是十分艰难的,甚 至根本不可能)及其特殊地位,西部地区的科技背景,公、检机关侦查手段的局限,更 为了及时制裁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犯罪,防止污染类环境犯罪的发生,保护、改善脆弱 但很重要的生态环境,亟需在西部首先确定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制度。

   二、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

   1.刑事制裁对象的顺序:个人→单位,还是单位→个人?

   1979年刑法典只规定了对个人实行的环境犯罪进行制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 位犯罪大量出现,尤其是在环境犯罪方面,单位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较个人犯罪为 重,单位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针对新的社会形势,19 97年刑法典首次将单位较普遍地规定为环境犯罪主体,使其成为与个人并列的实施环境 犯罪的制裁对象,这无疑会对打击和遏制单位破坏环境犯罪起到特殊的作用。按照我国 刑法规定,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单位的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适用从罚金刑到自由刑不等的刑罚。就立法本身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但这种“单位→个人”的制裁顺序尚需商榷。因为现代刑法是以个人责任为基础构 成的,它本身就具有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重视造成犯罪的具体危害发生的直接当事人 的倾向。日本《公害法》规定,“法人代表或法人或自然人的代理人、使用人及其它从 业人员,如果犯有与该法人或自然人业务有关的上述两条罪行时,除应处罚行为者外, 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科以本法各条所规定的罚金刑”(见日本《公害法》第四条)。有 人认为,日本法的双罚制规定的惩罚次序与我国刑法的规定正好相反,而日本法的双罚 制更能体现刑罚追究个人责任的特点,体现了其先进性。[2]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对其理由作如下补充:其一,行为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或者负有防止其下属违法的义务,或者直接实行了破坏环境的罪行,将 其作为刑事制裁的首要对象,可以激励其实行切实有效的间接的监督行为,或者促使其 进行合法的直接的实行行为。概言之,先个人后单位的惩罚顺序,可以使行为人加强责 任心,经常注意,防患于未然。其二,若是因为对下属监管有困难或者合法的直接行为 有困难,因而是造成损害环境的后果,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作为受罚 的首选目标,可视为其职责风险的一部分,并不违背罪责自负原则,因为其在承担职责 风险时享有了相应的权利。不过,若是行为人在尽了善意的努力后仍构成环境犯罪的情 况下,根据具体情况可对其从宽处罚。其三,可以避免行为人逃避制裁而向单位推卸责 任,出现只处罚企事业单位,不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不正常 现象。

   2.刑罚规定及运用中的问题

   (1)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否适当?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该立法至少在以下方面有着充分的理由:第一, 在环境犯罪中,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无直接致人死伤的故意,同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又 有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如对此类行为(环境犯罪)适用死刑,将导致经济活动的主体 过于束手束脚,不利于发挥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在某种条件下甚至会阻碍经济的发 展。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特殊背景下,亟需发挥广大经济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针 对环境犯罪不宜适用死刑的理由就更为充分。第二,对那些具备情节恶劣、后果严重、 主观恶性较大等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屡教不改的累犯适用较重的自由刑并处罚金, 对具备精节轻微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初犯、偶犯适用较短的自由刑或者援用罚金刑 ,足以起到预防、惩罚犯罪的作用。第三,在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下,只要不对行为人 适用死刑,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就不会丧失。而适用死刑既无法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又 切断了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富于探索、勇于冒险而不慎触犯环境保护刑律的行为人之自新之路,因而有失人道,也与世界重视人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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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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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南昌)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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