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士卓:“全赢-全输博弈”与中国政治的变迁与改革

——傅士卓专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4 次 更新时间:2015-07-21 13: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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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 (进入专栏)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波士顿大学跨学科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0年,傅士卓从芝加哥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邹谠教授门下毕业,其博士论文后来以《民国时期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会组织与政治》(Party,State,andLocalElitesinRepublicanChina:MerchantOrganizationsandPoliticsinShanghai,1890-1930,1985)为题出版。傅士卓是英语学界近些年来相当活跃的研究中国政治的代表学者,其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学、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1983-1987年、1989-1991年,傅士卓先后在美国对外信息传播机构(ForeignBroadcastInformationService)担任分析师、高级分析师。

   傅士卓主要著作包括:《中国改革的困境:政治冲突与经济争辩》(TheDilemmasofReformsinChina:PoliticalConflictandEconomicDebate,1994)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经济改革背后中共上层权力关系格局:邓小平与陈云、赵紫阳与胡耀邦、赵紫阳与李鹏之间围绕经济政策主导权而展开的权力角逐,揭示了中国经济改革背后一出出政治活剧。在《“天安门事件”以降的中国:过渡中的政治》(ChinaSinceTiananmen:ThePoliticsofTransition,2001)一书中,作者发现,“八九事件”表现为要求民主化、西方取向的知识分子与压制性的政党-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然而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围绕改革及其后果展开的争辩及思想分野却远为错综复杂:国家与市场、城乡、地区之间失衡、腐败以及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自主性等一系列议题,直接折射为知识界的观念分歧和激烈论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新左派、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以及新保守派等,知识界和公共舆论呈现出空前的杂多性。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政治光谱与八十年代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反差,这时的中国政府往往表现出与西方接轨的渴望,而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愤怒不已,他们反对中国政府为获得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而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苛刻条件,该书与《中国改革的困境》彼此呼应,成为当代英语学界分析中国改革前二十年的经典作品。

   《当代中国的上层政治》(ElitePoliticsinContemporaryChina,2001)是作者九十年代撰写的数篇重要论文的结集。长期以来,中国上层政治权力斗争的基本游戏规则是“全赢-全输博弈”(winall,loseall),这正是中国社会长期陷入治乱循环的症结所在。作者延承业师邹谠教授这一观察中国政治的重要视角,改革能否帮助中共走出这一权力斗争的怪圈?作者结合中国二十年改革的具体案例,对其中的可能性和障碍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在整个当代中国研究学界纷纷将目光转向基层政治研究的背景下,这部著作将目光集中在上层政治,而上层政治的品相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以下◇为任军锋提问,◆为傅教授的回答。

    

   “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政治及其教训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这次专访。在您的著作中,您经常提及您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日子,特别是邹谠教授在学术上对您的深刻影响。[1]能否请您与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您与邹先生的交往以及他对中国研究的贡献?

   ◆你知道,邹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这一话题在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早期广受关注。也就是说,邹先生的博士论文并未直接涉及中国,而是关于政治科学的。因此,在我看来,力图从政治科学和一般所称的跨地域式解释(portableexplanations)角度认识中国,邹先生可以说是最早的学者之一,当然也是进行这一尝试的首位华裔学者。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随着邹先生将关注点转向中国,他对政治科学的解释力始终心生疑窦,因为他了解中国,他在那里长大,通过父亲邹鲁以及个人的社交圈子,他曾是中国政治的局中之人。

   可以肯定的是,在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早期,美国政治科学中能够用来解释中国的东西可谓少之又少。在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的帮助下,邹先生得以返回芝加哥。也是在摩根索的提议下,邹先生开始撰写《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FailureinChina,1941-1950)一书。在该书中,邹先生借用摩根索的现实政治视野(Realpolitik),旨在解释美、中关系破产的根源。与主流政治科学相比,摩根索关于历史和权力的分析对中国更有解释力。

   从197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开始,我有幸结识邹先生。当时随着文革的爆发,邹先生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国内政治。1968年,先生与何秉棣合编《中国之危机》(ChinainCrisis),从此他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看法。他当时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应当将某某理论用于分析中国”。你肯定需要对之做某些修正!当时我作为研究生,常为此很挠头,我怎么知道如何对理论进行修正?邹先生致力于把握西方理论,但他同时对中国保持着某种理智直观(intuitiveunderstanding),这就使他经常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如果你留意邹谠先生毕生所致力的工作,可以发现,他非常注重寻找适当的术语和概念以解释中国的现实。

   例如,邹先生用诸如“无暇顾及地带”(zoneofindifference)这样的概念解释文革后国家从社会中的退出。他并没有从西方学界经常运用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社会视角去看问题。在他看来,“无暇顾及地带”——国家退出,但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其随时随兴重新介入的诉求。我知道有许多中国学者沿用邹先生提出的“全能主义”(totalism)概念。如果邹先生在天有知,我希望和他谈及这一点。首先,在我看来:邹先生是在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但我想问题还不仅于此,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国家宣称自己有权包办一切,从理论上讲,社会的任何部分都是在国家的触角范围之内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联邦体制却有一条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的权力范围,法律体系在“公”与“私”之间划清了界限。然而,全能主义却排斥这一边界,这使我想到刘再复与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一书中提出的“泛道德主义”这一概念。邹谠先生运用“赢者全赢、输者全输”(winall,loseall)这一概念,虽然他借助政治科学方法解释问题,但他同时试图提出一套全新的解释中国的语汇。因此,在我看来,邹谠先生始终认为,若要被拿来解释中国,某种政治科学必须经过概念再造(re-conceptualized)。在我研究中国的过程中,我始终铭记邹先生的这一教诲。

   我了解到,一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正在讨论所谓“本土化”。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因为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想邹先生肯定会对这一做法非常抵触,因为虽然他本人对中国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非常同情,但在他看来,某种中国的政治科学的出现只有在中国学者充分吸收而不是拒斥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邹先生会探索某种共生性(symbiosis),即西方社会科学能够为研究中国提供灵感的领域与中国研究能够丰富西方社会科学的领域。而且,令我忧虑的是,至少有一些讨论本土化的学者,他们在真正了解西方社会科学之前就将之拒之门外,因此,探索如何将西方社会科学用于分析中国,我们必须格外小心。我认为有一点邹先生会欣然同意,那就是需要仔细界定概念。诸如“和谐社会”这样只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口号,但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科学概念。我们必须对自己所要传达的意思格外谨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你不能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剩下的只有含糊其词、模棱两可(vagueness)。整个社会科学的主旨在于力图使概念更加清晰准确,而不是使其愈加模糊。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1989年的悲剧性事件无疑是一个“分水岭”,这一标志性事件恰好是您两部代表作品的结尾和开端。[2]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一事件在三十年改革历程中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坚决斗争、决不妥协”、“不屈不挠、绝不退让”等依然贯穿在中国政治的日常运转之中?[3]您认为当前的中共领导人能够从这一悲剧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些中国朋友或许会说,无论1989年发生了什么,至少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值得的。在我看来,中国学界在未来许多年里将会就“天安门事件”的影响展开讨论。但我认为有一点必须考虑:那就是1980年代在中国开创的进行公开探讨和政治探索的诸多渠道,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消失。或许可以这么说,至少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建制中,即便是相当温和的自由式政治主张都难以找到表达的空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我看来问题就在这里。“天安门事件”之后,围绕某些可能的发展路径的辩论遭到压制,某些方案成为可接受的,而另一些却不被接受,我认为这正是不断困扰中国的问题所在。

   去年,中国大约发生了十八万起群体性事件,平均每天五百起。根据我读到的中国官方报道,其中80-90%的群体事件是由地方干部滥用职权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干部行为控制力的减弱。目前中国需要新的组织政治权力、监督地方干部的方法。无论是更加开放的媒体、某种形式的选举体制、增强人大的作用,等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应当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予以考虑和对待。据我了解,有人正在讨论这样的改革,但似乎尚未提出能够为政治建制接受的方案。我怀疑这是否是“天安门事件”的遗产在作祟。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政权相继从邓小平一代转移到江泽民一代,再转移到胡锦涛一代,到2012年新一代也将接掌政权。不管存在怎样的政治分歧,中共高层内部似乎能够彼此妥协,因此许多人开始讨论中国政治更高程度的制度化。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中国政治的制度化取得了不少进步。但你也许记得,据我所知,中共十六大规定的退休年龄为70岁,这样乔石就得下,但江泽民也是70岁,却没有下,理由是他临危授命。五年后,退休年龄一下子降到68岁,七上八下,对吧?而李瑞环恰好68岁,那么他就得下。这样我们就要问啦,你规定的退休年龄究竟是68岁还是70岁,抑或是你的政治对手的退休年龄?究竟是制度化还是玩弄政治的制度化?

   依我看,中国需要继续往前走,明确规则,使每个人遵守规则,这将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明年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因为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将届退休年龄,因此,中国将面临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领导层权力换届,这将是对中共高层脑海中所谓的规则的一次大考验。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依我看,中国政治体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变化多端(changeandflux)的时期。我们会看到中国政治将是怎样一种制度化,以及在在何种程度上固有的“赢者全赢、输者全输”依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从“天安门事件”中汲取了不少,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好的方面,他们很不情愿看到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在中国滋生,因此能够做出及时反应,处理抗议的苗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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