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文心雕龙程器》新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 次 更新时间:2015-07-21 00: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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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本栋 (进入专栏)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曾自谓其书是:“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然而,第四十九篇《程器》却并没有“言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而在此一篇中,虽由文人“不护细行”之辩,论及文人的道德品行,但它既不是一篇纯粹的作家道德品行论,也未涉及文人道德品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注:周振甫先生曾指出此篇未涉及文人道德品行与创作的关系,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仍与大多数论者一样,只是把《程器》看作是一篇作家道德品行论,又是不够全面的(参周氏《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另,刘勰倒是在其它地方谈到过文人道德品行与创作的关系,如《文心雕龙•宗经》中云:“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即是一例。),倒是文人的“不护细行”以及其论辩本身,与文学创作和发展及后来的文学批评颇有关系。而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注意。因此,对《程器》篇的主旨以及环绕文人“不护细行”的诸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也就不无意义了。

     一

   关于《程器》篇的主旨,清人黄叔琳曾指出:“此篇于文外补修行立功,制作之体乃更完密。”(《文心雕龙辑注》卷十)这是很有见地的。只是限于评注体例,黄氏对此未能进一步予以阐明,因而这一评语似乎也未引起人们注意,多数论者仍将此篇视为作家道德论,这就需要对此进行一些深入的辨析。(注:王元化先生曾指出,《程器篇》“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借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并进而由此论证刘勰出身庶族而非士族(参见王元化《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载《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本文对《程器篇》的理解与王先生既有异同,而所论角度则完全不同。)

   我们认为,《程器》一篇主要论述了从政与为文的关系,其主旨在于力倡“贵器用”与尚“骋绩”。《程器》篇一开始就提出:“《周书》论士,方之‘梓材’,贵器用而兼文采也”,后又反复论述从政与为文的关系,认为“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这里提出的都是封建社会中无可辩驳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为文人不应“务华弃实”,“不护细行”,但同时他又指出,所谓“不护细行”,“文既有之,武亦宜然”,贫贱低下者是如此,位高名显的人也不能免。因为“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只不过“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罢了。所以,刘勰对文人“不护细行”问题的论辩,不仅仅在于告诫文人要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更重要的是,讲究道德品行修养的目的,还在于“以成务为用”,在于“奉时以骋绩”,即使为文,也应为“纬军国”,“任栋梁”服务,至于“独善以垂文”,则是仕途不通,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所选择的一条路而已。这,就是《程器》篇的主旨所在。

   刘勰何以要在“文外补修行立功”,并把“修行立功”作为人生的最大希望和目标呢?我们以为,这又是由他本人的思想、写作背景和心态以及《文心雕龙》一书的理论体系所决定的。

   首先,刘勰思想中虽有玄学、佛学的成分,但其主要成分无疑仍是儒家思想,这在《序志》、《原道》、《征圣》、《宗经》等篇中均有明显的表现,此不必赘论。不过,这些篇目或是全书总序、总论,或是不出“言为文之用心”的文体论、创作论等,其中表现出的思想则或是对儒家思想的信奉,对圣人作用和儒家经典的推崇、遵从,或是对儒家一些具体的文艺思想的申论、发挥,而从政与为文,立功与立言的关系及其在整个儒家人生观中的位置,并没能阐明,诸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些儒家人生观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这些儒家立身行事、出处进退的原则,便也无从表露。既然如此,那么在详论“文心”之后,进而论及从政与为文的关系,标出儒家人生观的最高目标;在强调为文应“师乎圣,体乎经”之后(《文心雕龙•序志》),又告诫文人要“贵器用而兼文采”,要“奉时以骋绩”,这正是其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十分自然的表露,也是完全合乎其思维逻辑的。

   其次,从刘勰写作的具体背景和心态看,一方面,在当日儒学衰微,玄风独扇,佛教盛行的情况下,高门世族子弟往往不学无术,“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颜氏家训•勉学》),而文坛上的一般才士也同样脱离现实,“务华弃实”,流风所及,至于“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另一方面,门阀制度沿袭既久,“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八首其二)的现象,也就司空见惯,比比皆是。世家大族子弟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而像刘勰这样出身寒门的士人,纵有非凡才华和积极用世之心,要为君王所用,成就一番功业,却并不容易。因此,刘勰之所以要在《文心雕龙》书中设《程器》一篇,于文外“补修行立功”,倡言“奉时以骋绩”,就不仅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缘故,而且,也是他针对现实的有为而发;不仅是他衡量和评价其他士人的标准和要求,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内心“待时而动,发挥事业”的理想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他自觉不自觉地在追求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态平衡的表现。

   再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根据各类文章的实际用途将其区分类别,并详论其特点和写作规律等,可以认为,这部书所展示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一个文章学的理论体系。(注:蒋寅:《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从〈文心雕龙〉谈起》,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进而,既然全书论述各类文章多以实用为目的,《程器》之前诸篇又已将“为文之用心”予以阐明,接着再来论述从政与为文的关系,强调“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强调“摛文必在纬军国”,使全书所论更为周密,则正与《文心雕龙》一书本身的理论体系相吻合,因而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由于刘勰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其撰《文心雕龙》又有纠正“务华弃实”文风的用意,且此书所展示的文章学理论体系也带有较多的实用色彩,所以,他在《程器》篇中提出“贵器用”、尚“骋绩”,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二

   《程器》篇的主旨虽不在论述文人道德品行,也未涉及文人道德品行与为文的关系,但其中所谈的文人“不护细行”问题及其论辩,却与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以及文学观念的演进有关系。

   从历史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者指责文人“不护细行”的很多(唐以后亦然,下文将论及),为论述方便,先略引如下:

   最早指责文人“不护细行”而见诸文字的,大概是曹丕。其《与吴质书》曰: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

   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韦诞曰:

   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干,其为光泽,亦壮观也。

   北魏杨愔对文人的不护细行也曾予以严责。《魏书•温子升传》载:

   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惟邢子才、王元美、温子升,彬彬有德素。

   最为激烈地批评文人的不护细行的,是北齐的颜之推。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漫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童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子游、子夏……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灵性,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对于前人这些批评,刘勰的态度如何呢?他虽然也并不赞成文人的“不护细行”,但他对自曹丕以来“后人雷同,混之一贯”这些指责,又颇不以为然。在略举文士之疵后,刘勰辩曰:

   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也。

   刘勰为文人们所作的这番争辩,一方面是衡之以人物品评的通常标准,即对人的评价不应求全责备;另一方面,观“将相”数语,则正如纪昀所指出的,也确是“发愤著书”,“故郁郁乃尔”的“有激之谈”(《程器》评语,见《文心雕龙辑注》卷十)。(注:观《文心雕龙•诸子》云“嗟夫,身与时舛,志其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史传》篇曰:“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邅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才略》篇又叹曰:“嗟夫,此古人之所以贵乎时也。”皆可见刘勰此处所云确是“有激之谈”(纪昀语)。)

   也许正是从后一角度着眼,鲁迅先生对刘勰的这番辩难特为赞赏,认为是“东方恶习,尽此数言”。(注:《鲁迅全集》第一卷《坟•摩罗诗力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钱钟书先生亦论及此点,他说:“《雕龙》又以‘将相’亦多‘疵咎’为解,实则窃妻、嗜酒、扬己、凌物等玷品遗行,人之非将非相,不工文、不通文乃至不识字者备有之,岂‘无行’独文人乎哉!……夫魏文身亦文人,过恶匪少,他姑不论,即如《世说•贤媛》所载其母斥为‘狗鼠不食汝余’事,‘相如窃妻’较之,当从末减。”(注:钱钟书:《管锥编》第138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关于文人的“不护细行”问题,诚如刘勰等人的论辩所云,不必求全责备,不过,对曹丕等人的上述批评,我们还应进一步作些具体分析。曹丕和杨愔论文人的不护细行虽很严厉,但都是泛论,并未指实,他们的用意,似乎还在从正面推尊诸如“恬淡寡欲”、能自立名节的颜回式的人物徐干等人,以为士人立则。韦诞也不主张求全责备,但他把“肥戆”、“体弱”等人的生理缺陷,也视为不自尊重、难以见用的原因,则是很荒唐的。颜之推论文主张“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反对“舍末弃本,率多浮艳”,反对“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文章》),进而也激烈地反对文人的不护细行,乃至失之于偏激。(注:罗根泽先生认为,颜氏的这种论调,“是北朝的产物”。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页。)比如他指责班固“盗窃父史”,纯属厚诬古人;指责屈原、贾谊、张衡等人,不过是暴露其识见的低下;再如不仅颜氏也多为后人所诟病的扬雄作《剧秦美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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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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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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