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7 次 更新时间:2015-07-07 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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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个案分析,认为“农民企业家”具有受正规教育时间不长,但有较好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本身有传奇色彩;传统与现代结合,集权力、经济、社会精英于一身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社会变革为农民企业家提供生长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观念、集权观念和家庭观念对其有一定负面影响。


过去,人们所熟悉的企业管理人员的题材来自城市的工厂。其实,中国农村乡镇企业有其独特的管理方法和手段。近年来在中国乡镇企业办得成功的地方,总有一个资历深、眼光远、威望高、本身正的社区领袖在那儿任总管的角色。乡村社会中的这种角色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王汉生博士把这类角色称之为“农村精英”,农村精英分为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权力精英三类,并定义为“在社区中负有领导、管理、决策、整合功能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笔者认为,现在的农村精英本身具有多重的身份认定,常常是集经济、社会与权力于一体。笔者且把这类角色称为“农民企业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民头”。

乡镇企业既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较为关注,如费孝通、张毅、马戎、扬沐、王晓毅等对乡镇企业的研究。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研究乡镇企业本身,二是研究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三是乡镇企业的个案分析。可是对乡镇企业的主体——企业领导者和工人却较少注意。尤其是对前者,除了一些正面的宣传外,缺乏对这一阶层的学术分析。笔者试图在本文中对农民企业家的特色及局限性作一点描述和分析,旨在抛砖引玉。

一、农民企业家的特色

在给农民企业家归纳特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全国知名的农民企业家。

个案1:江苏江阴华西村吴仁宝,村党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优秀企业家。1978年办起小五金厂,当年收入5万元。人多地少,土地不分,坚持集体经营为主,让少数人承包土地,多数人发展乡镇企业。1983年华西的产值超过1000万元。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把全国的乡镇企业发展推向高潮。华西村办起了年产30万吨线材厂、30万吨轧钢厂、毛纺厂等20多个大中型企业。年产值一年翻一番,1992年为5.16亿元,1993年超过11亿元。华西的骨干企业都是联营,包括内联(与上海、北京、南京的大企业联营)和外联企业(与外资联营)。

“吴仁宝是一个社区农民领袖,他与倪振亮、史来贺、禹作敏等一样,他的话在那块土地上就是绝对真理,农民信、也服。”所以,华西发展重工业的思路尽管开头还议论纷纷,但不久就归于一统。听吴书记的,几十年他都搞对了,跟着干就是了。

华西村的股份制是独特的,如年薪,企业的负责人15-18万元,村党委、总公司负责人9万元左右,基层干部几万元不等,一般外来打工者3000-5000元。年收入高的村民只能领到1-2万元现金,其余的存入企业内部银行,作为股本金在企业参股;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则可以全部领现金,工厂只是象征性的扣除一点做股金,并配给少量股份。但规定人在股在,人走股消。理由是全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允许把钱抽到外地去。股金、股份把华西人绑在了一起,个人的命运与华西共存。

华西村的建筑是吴仁宝亲自设计的,建筑反映了其独特的思想。建筑之一的“向上亭”,亭分三层,寓意一是象征华西的艰苦创业经过了三个阶段,苦干的60年代,大干的70年代,实干加巧干的80年代;二是象征华西经济一个年代超过一个年代,生活一年比一年强;三是象征华西干部队伍老中青三结合,一代胜过一代。这些寓意用中英文写在亭子上。

320户人家住进了设计统一的别墅,每幢三层,每层三间。村头设计了一条巨龙,龙身长达500米,龙头高20米,龙腹是空的,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汽车道,上层是商场、餐厅和娱乐室。一条数千米长的雕梁画栋的彩色长廊把商店连结起来,形成别致的街道。农民公园里,一进门是“桃园三结义”的雕塑。但最有特色的是据《二十四孝图》建立起来的24座风格各异的亭子,每个亭子里是真人大小的24孝塑像。这传达了华西领袖们对后代们的期望:不要忘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在展厅里将所有家庭的谱系、财产公布出来。这似乎是宗族和祠堂的象征。

个案2:北京房山县窦店村倪振亮,村书记,兼北京房山区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劳动模范。窦店村有1000来户,4100多人口。倪1956年当窦店党支部书记,拼命干了20年也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1976年后,大的政策环境宽松些,倪振亮领导大家加大农业投入,平地、打井、用良种,到1978年超交国家公粮50多万斤。有了多余的粮食后,又发展养殖业,批量地养牛、猪、鸡,农业的专业化和机械化发展起来了。1985年全面实现机械化,5000亩地仅需80个劳动力。

1979年后,上级曾强令分田到户,但倪书记坚决顶住了分田分财产,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一是继续发展种养业,年产值达1700万元。二是发展工业,办起了服装厂、砖厂和粮食加工厂,年产值超亿元。到1990年,公共财产积累达6000万元,人均年纯收入2000多元。倪书记有几个特点,一是不上桌子,决不陪客人吃饭;二是不多拿票子,只拿中等水平的收入。

个案3:河南新乡七里营乡刘庄史来贺。电视连续剧《农民》就是以史来贺为原型的。他1952年就当村书记,全国劳动模范,现在是正部级的村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刘庄被称为中原首富,是中国农村最先购买农用飞机的村庄。全村250多户,1300多人,1993年总产值近2亿元,人均年收入2700元。全村农民存款800多万元,户均存款34000多元。刘庄的发展道路与窦店类似,集体经营,共同致富,土地一块不分。但其乡镇企业较为发达,到1993年办起了31家企业,产值1.5亿元,1994年产值4亿元。农业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和良种化。村民住房由村里统一修建,家用电器(包括彩电、空调)用品由村统一配给。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村民的医疗费全免。农民住房费、水电费全免,粮食、蔬菜、肉食定时发放。70岁以上的老人有津贴。

刘庄的发展是从土地开始的。从初级社开始,就逐渐把分散的土地平整连片,2000亩的土地连成4块,以适合机械化耕种。接着又搞水利建设,使低产田变成旱涝保收的稳产田。棉花、粮食亩产在全国名列前茅,成为全国的先进单位。同时发展畜牧业,积累资金发展社队企业。先后办起了面粉厂、棉油加工厂、奶糖厂、造纸厂、机械厂。工业的积累又投入到土地,大大提高了农业产出。到1985年,公共积累达到1495万元,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资本。1989年,村办企业开始走上高科技发展道路,青霉素、肌苷、药用淀粉、生物基因实验工程的产品开始在刘庄生产。这些产品附加值高、效益好,使得刘庄的工业跃上了新的台阶。

也许是史来贺地位高,也许是刘庄的产品销路好,刘庄没有像别的超级村庄一样建立起宾馆、招待所之类的接待设施,也没有发展起服务业。

个案4: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提起大邱庄和禹作敏,不知道的人恐怕很少。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没有任何资源,也没有外资的注入,发展成“中国第一村”。大邱庄的成功可以说是农民企业家的杰作。本村人口5000,工业产值1993年56亿元,1995年超过100亿元。有300余家企业,雇佣了3万外来劳动力。村民人均存款10万,人均交税10万。

大邱庄的起步是在1978年,那时全国的农村忙于分田分地,大邱庄则走的是集体发展工业的道路。借贷15万元办起了冷轧带钢厂,当年赢利30万元,30万元又全部投入扩建厂。像滚雪球一样,厂越办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不到10年,最初创业的4家厂发展出300家厂,形成了4大企业集团。第二次飞跃是1990年,全国在治理整顿时,禹作敏却制订了高速发展计划。1992年4大集团投入8亿元,结果创产值51亿元。在全国设立了400多个办事处,形成庞大的销售网络。并在海南、深圳、广州、大连、上海、厦门、青岛等开放城市购置地产、开办实业。

大邱庄对土地的投入也是惊人,投入3000万用于改造5000亩盐碱地,并实行了机械化耕种。5000亩耕地仅需8人。

个案5:深圳万丰村潘强恩。他以农民理论家著称,提出了“共有制”理论。他在农民企业家中文化水平(中专)和理论修养比较高,有较强的开拓精神。他出版了几本长篇小说和理论专著。还组织了全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从事共有制理论的研究。他的职务是村书记和万丰股份公司董事长。

万丰村现有570户,1936人,其中劳动力920人,占总人口的47.5%。外来人口5万多,是本地人口的25.8倍。1994年村民人均收入达1.6万元,人均年消费支出7980.6元,人均节余8000多元(纯收入)。1994年村经济收入有90%以上来自工商业。万丰村全资企业和万丰合作参股企业的总产值达7亿元,村财政收入达8000万元。万丰村现有企业117个和两个工业区,绝大部分企业是三来一补型。此外在深圳、东莞、海南、甘肃、云南都有投资。

万丰村的各种工作已主要由外来工承担。外来劳动力有5-6万人(与季节有关),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是在“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做工,约占90%;二是在建筑工地做工,负责挖土方填方,或做其他小工,这些人普遍带家属,形成了简陋的棚户区;三是帮土地承包者进行耕种,主要种香蕉、甘蔗、蔬菜,通常以客家人(梅县)为多;四是种养专业户,主要是承包鱼塘养鱼和放鸭;五是在餐饮、宾馆、商店等服务行业做服务员。

万丰发展的时间并不长,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仍是贫穷地区,人年均分配不足200元。从1982年开始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尤其是通过共有制集资办工业,使得本村迅速繁荣。万丰村工业化的结果,不仅完成了本地劳动力的转移,吸引了庞大的外来人口,还实现了向都市生活的转化。

首先,在社区生活环境建设方面,在万丰6.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2/3的地面修建了路,盖了房,居住着近6万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8000多人。为便于交通管理,万丰村加强村建规划,划分出15个管理小区,纵横20条干支街道。近几年来,村里已投资3000万元用于道路交通建设,城市化面貌日新月异。其次,在市政管理方面,设立了村环卫管理处,从业人员70多人,配备了3辆环卫车,负责全村街道的清扫和防疫工作。同时,还成立了消防队,消防队员16人,消防车3辆,其中有1辆水炮灭火车。最后,在医疗保健方面,投资600多万元兴办了万丰医院,现有医务人员90多人,副主任医生10多人,拥有病床60多张和先进的医疗设备。每天来此就诊的有400人。建立了3个农贸市场,以供村内的居民所需。还建立了公园,以满足居民的休闲生活。

像城市一样,万丰建立起公安与治安司法机构。公安局在万丰村设立了派出所,共有警员30多人。村办的治安大队有100多人,企业护卫人员600多人。这支队伍是维护万丰社会治安,打击流窜案犯,实行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的基本力量。另外,万丰还设立了民事裁判处,这种裁判权是农村原有民事调解权的进一步完善,因而更具权威性。万丰民事裁判处,主要处理、解决村内各种劳资纠纷,村民各种民事矛盾。1994年,该处与劳动部门一起处理各种个案100多起,公平合理地解决了一些企业发生的劳资纠纷,维护了工人(主要是外来工)和厂商双方的合法权益。

个案6:深圳南岭村张伟基书记。他的头上也有一堆“模范”、“先进”称号。南岭村很富裕,面积5.5平方公里,700余人,1996年有固定资产7.4亿元,总收入9045万元,上交1500万元,人均收入11.59万元,人均存款12万多元,人均住房面积60多平方米。南岭村的发展与万丰村相同,但管理的方式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却不同。张伟基与潘强恩也是不同类型的人。

1978年,南岭村有134户,576人,分4个生产队,固定资产7万元,人均收入100元,全村每年吃国家返销粮5万斤,买番薯8万多斤以补粮食不足。这里离香港近,在那时男女中青年大部分都逃到那边去,总数大约300多人。1981年,与和平县联营办了一家电子厂。1982年,港商投资20万元,利用旧仓库办起了来料加工厂。1983年,开始向银行贷款和向群众集资,兴建标准厂房和宿舍,大规模引进外资。短短的十几年,投资5000多万元,引进三来一补厂17家、内联厂4家,加上三资企业和自办企业,共有企业30余家。外来工人达2万多。

南岭村富裕了以后,实行了股份制度,每个村民(本村户口)都有股份,年底分红。定了很多规矩来约束村民,如每个人(50岁以下,高中毕业青年)必须参加劳动,不准个人经营任何产业(包括不准当专业户、办商店),晚上10点半以后不准在外面闲逛;学生考试要合格并遵守校纪,在学儿童不准晚上7点30分以后看电视……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就会扣除部分分红,甚至取消分红。这样村里除了一家集体办的酒店和宾馆外,其余的服务行业全部是外来人办的。

南岭也建起了占地800亩的公园,公园里建了个画廊,描述南岭发展史。还有具有一流设备的医院、学校、幼儿园以及华丽的村行政大楼。

张伟基是属于保守型的创业者。尽管村集体在银行有4000多万元存款,但他们在村外没有任何投资。南岭人最得意之处,是没有去赶1992年发展的热潮,那些大规模投资房地产的村,因为遇上宏观调控,现在都被债务所累。而南岭坚持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所以收入是稳定增长的。

上述个案中的核心人物都具有农民出生的背景,他们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某个全国知名富裕村庄的“庄主”。在村民心目中,他们具有绝对的可信赖度和领导权威;在经济学者和人类学者的脑海中,他们具有用理论难以界定的社会性格;在社会舆论中,他们同时被颂扬和被质疑着。这个特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和学术领域中都具有可探讨性。笔者根据上述个案,试图总结出这一群体即农民企业家的整体性特色。

1.他们出生于农村,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长,但有外出工作的经历。虽然没有专门学过管理,但有较好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对于大多数农民企业家而言,他们缺乏显赫的学术背景,时代际遇和家庭出生将他们置于知识分子行列之外,例如南街村的“庄主”王宏斌只有高小文化水平,而大邱庄前“庄主”禹作敏总共只念过3个月的书。但他们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懂得将知识转化为经济财富。他们虽没有受过管理学方面的正规教育,却不乏睿智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力。诚信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们在遇到关乎所有人利益的重大问题时,既有号召力又有决策权。

2.他们本身富有传奇色彩(或者是传媒编造出来的),性格上有些特别的爱好。有的喜欢自己设计建筑,把自己的思想寓于其中。例如华西村的农民文化公园,总设计师就是“庄主”吴仁宝,公园的景致无不体现了他自己的思想。修“桃园结义”亭,吴仁宝意在取其“忠”和“义”的精华,加以革新和现代诠释。要求华西人要做到“四同”,旨在教育干部群众永远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去开拓华西大业。有的农民企业家喜欢写作,如禹作敏,许多人将他称作“乡土哲人”、“农民思想家”、“农民语言大师”等,他共写了约200万字的各类文稿,刻在大邱庄九龙壁上的《大邱庄变迁记》就出自禹作敏之手。又如万丰的潘强恩,这位以“农民理论家”著称的企业家,不但进行理论研究,提出“共有制理论”,出版了几本理论专著,还擅长文学创作,出版了几本长篇小说。

3.传统与现代结合,“土”与“洋”结合。大多数农民企业家接受过严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传统的东西始终构成了他们内心世界的基本价值观,但紧跟时代精神的他们又随时注意吸取现代化的精髓。多次出国参观访问,对“洋”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使他们将外国文化中的精髓纳入本土文化之中。因此,大多数农民企业家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结构中交织着现代与传统,糅合着本土意味和外来色彩。例如,深圳万丰村党支部书记潘强恩就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提倡“礼让谦贤”,在影剧院广场、公园门楼、村委大院都树有这四个大字,但他也紧跟时代脚步,其“共有制理论”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了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研究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共同富裕的思想体系。他还投资500万元,兴建了一座西洋式建筑的幼儿园。

4.具有多重身份,集权力、经济和社会精英于一身。经过改革开放后,农村传统的政治精英已经失去了权威,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精英。在现代中国农村,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能力的首要标准是其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经济精英在经济财富创造方面的成功,使他们容易在老百姓中形成较高的威望。同时,上级权力机构也会正式地赋予经济精英权力的身份和各种荣誉,把他们在民间的威望转变为一种获得政治保障的正式性权力,使之成为权力精英。获得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双重身份的农民企业家们自然而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社会需要通过宣传他们而形成一股蓬勃向上的动力,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又使他们成为社会精英。因此,农民企业家集于一身的经济、权力、社会精英身份在现代背景下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上述个案中的核心人物,无一不是集数种荣誉于一身的,他们既被选为省或全国的人大代表,村或镇党支部、党委书记,又被冠以优秀乡镇企业家的称号,还往往被授予省或国家劳动模范、扶贫状元、支持国防建设标兵等社会荣誉。

二、农民企业家生长的土壤

“农民企业家”是一个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进程而出现的新名词,它包含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农村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等深厚内涵。这些经济和社会改革又为农民企业家这一群体的出现和社会定位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一)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作为农民企业家的舞台,无疑是农民企业家生长的土壤,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农民企业家生存的空间。一位英明的农民企业家往往可以导致企业的发达和社区的繁荣。因此,分析乡镇企业的特色有利于加深理解农民企业家。

所谓乡镇企业,按官方的定义包括“由农民创办的集体、合作及私有企业”。包括五种类型:乡(镇)办企业、行政村办企业、自然村办企业、联户合办企业和私有企业。按照马戎先生的看法,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为第一阶段,此时,农村企业的发展主要是社队企业的发展,以苏南地区最为发达。1978-1983年为第二阶段,乡镇企业在沿海地区逐渐兴起。1984-1988年为第三阶段,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发展状态,合资和私有企业开始出现。1989-1991年为第四阶段,即乡镇企业的“调整阶段”,乡镇企业的数量和职工人数都有所下降。1992-至今为第五阶段,此时为乡镇企业持续发展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批“能人”(农民企业家)出现。

乡镇企业有如下特点:

1.乡镇企业与社区有密切关系。乡镇企业(联户个体除外)是由地方社区建立和经营的,因而与地方社区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表现:一是两者的领导者常常是合二为一。如村书记和村长一般兼村发展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二是在乡镇企业的运作上,政府为乡镇企业提供土地、劳动力及其他服务,乡镇企业的部分利润也直接由社区支配。三是乡镇企业利益与社区利益一致。

2.乡镇企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乡镇企业的资金、原料和销售都是通过市场获得的,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付出的成本要高(高利息、高价原材料),因此乡镇企业的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但在市场发育不完善、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关系”规则成为乡镇企业运作的重要补充。

3.乡镇企业的管理体制较为灵活。雇佣的工人是临时性的,必要时可以增加或裁减工人。工资制度也比较灵活,可以采用计件制、承包制、提成制来发放工资,这样可以吸引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4.乡镇企业本身的负担较轻。乡镇企业没有国营企业那么庞大的行政机构、退休人员队伍及医疗住房等福利和非生产性开支。

5.乡镇企业的管理方式多种多样。因为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身发展起来的,所以管理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固定的模式。有家族式管理的,有村镇集体管理的,也有现代民主管理的。但无论怎样管理,都是以照顾社区利益为前提的。

乡镇企业的特征与农民企业家所作所为相连。农民企业家对重大的决策往往有决定权,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可以采取灵活的手段进行经营和拉关系,等等。

(二)农村社区的变革。

农村社区的变革为农民企业家的产生提供了机会。在1949年以前,乡村虽然设有乡、保、甲制度,但这些设置对乡村的实际影响很有限。有影响的是“士绅”阶层,也就是乡村的精英。1949年后,农村建立起不同层次的组织机构,对社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行政控制。由于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各级社区的党政领导在社区内享有绝对的权力与权威。在1979年改革前,中国农村社区的精英集团呈现类型单一和结构趋同(单一的党政权力精英)的特征,而不存在产生社会和经济精英的条件。因此也没有农民企业家生长的土壤,仅有的一些社队企业都只能遮遮掩掩。

1979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环境。一是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无工不富”的口号下,各种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成为农村主要的经济支柱,改变了以往完全靠农业维持农村经济的困境。二是乡村社会结构的重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生产、组织的形式发生变化,政府的领导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农民有绝对的权力,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重新整合乡村社会。乡镇企业既然是当代乡村经济的支柱,因而也成为整合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很自然,掌握乡镇企业的领导人在乡村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农民企业家的心灵之根

禹作敏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说到底,我就是个农民”。所以我们在分析农民企业家时也必须注意这一点,他们是耕植于农民之中的。“企业家”是一个随社会变革、经济发展而有意识获得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名号,“农民”才是他们的本源,是无法改变的。

农民、土地是农民企业家的根,其心灵之根就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所模塑的农民性格。关于中国农民性格的讨论很多,农民性格最显著的特征有:一是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和亲属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的经营以家庭为单位,家庭人口的规模决定着农业经营的规模。血缘是中国社会家族先天构成的要素,而小农经营制度是后天的构成要素。没有小农经营制度的支撑,中国式的家族制度无法维持。与家族相关的是“延续性”、“权威性”。二是强烈的乡土观念。农民的主要生产要素为土地,土地是不能搬动的,其居住也固定下来,几乎是代代相传。因此,农民有恋土情结,不愿轻易背井离乡。三是平均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

农民企业家无论他们怎样开拓、创造,他们都无法摆脱文化传统的浸润。文化传统的渗透属于精神范畴代代相传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它对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塑模作用根深蒂固。农民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浸透了传统的文化精神。他们思想体系中传统文化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权威观,权威主义,集权观念严重。中国农村分为血缘性村庄和地缘性村庄。许多农村社区都是一村一姓或一村几大姓的带有家族式意味的社区。“家”的观念在血缘性村庄中对人的思想影响极为深刻。在这种思想根源下,农民企业家潜意识中把自己的企业或社区视为一个大家庭,而自己则是大家庭的家长。家长自然具有崇高的权威,而其他村民只是普通的家庭成员,中国传统道德宣扬家长的绝对权威,在“家”的范围内,违背家长的旨意等于违背天意,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必须处于服从的地位。家长权威观在现代中国农村的膨胀,导致了农民企业家思想、行为体系中权威主义作风和集权主义作风的膨胀。禹作敏从“农民头”到“阶下囚”的沦落,就是家长权威观极度膨胀的结果。禹作敏带领大邱庄人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过程里,他自然而然获得大家的信赖。大邱庄富裕后,这种“信赖”渐渐蜕变为禹作敏居功自傲的资本,他把富裕后的大邱庄看作是他禹家打下的天下,而他是理所当然的家长。因此,他不但摆足了“家长”的派头,恣意享乐,而且还利用职权演绎了“子承父业”的传统集权现象,并以私刑惩罚不服从他的意志或与禹家有隙的外姓人,从而最终沦为阶下囚。

2.集体观,平均主义,“小我”思想。平均主义的思想渗透到农民头脑中。农民企业家往往以“共同富裕”(类似有福同享)来换得村民的支持。有的实行村民配给制,有的实行“共有制”、“股份制”等等。这些制度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强调个人的先天性,即你是否这个村出生的人(是家族内合法的成员)。只要你是本村人就可以分得集体大蛋糕中的一块。以南街村为例,南街村13年间集体经济增长了2100倍,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共产主义小区”内实行配给制,村民的住房、家具、电视、电话、空调都是村里统一购置的,村民享受14项公共福利,涵盖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教育、就业等一切方面。在南街人所提倡的“外圆内方”政策中,“内方”方得本村没有一家私营个体企业,连婚丧嫁娶都由村里统一办理,不得各搞一套。南街村的这种分配和管理模式,在许多富裕的农村中并不鲜见,这种集体共同富裕、财产分配平均主义的做法,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大同”,实际上限制了村民个性的自由发展,没有可供村民思想自由驰骋的空间,导致了他们思想的僵化,这也是许多在外读书的年轻人认为其个性受到压抑的主要原因。

3.延续观,家族的管理与继承。家庭的延续是通过繁衍子孙来实现的,乡镇企业的延续也与此相同。许多农民企业都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把社区作为“堡垒”经营,原因是小环境与周围大环境反差太大,这包括贫富的差异、观念的差异等等,农民头往往成为“庄园主”。农民企业家都把自己的子女作接班人来培养,希望将来能继承他们的事业(职位)。许多人的子女很年轻就担当了重要职务。一个村虽然可以吸纳成千上万的外来工人,成百上千的高级人才,这些人可以拿高薪、享受高待遇,但不会在关键的部位任职。事实上,乡镇企业的要害部门都是由本村人来负责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族延续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延续,不但有生命的延续,即“种”的延续,也有财产、官爵、名誉等的延续。中国古代的爵位世袭制即是如此。农民企业家在农村社会中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更多地接受了家族延续的观念,他们把家族持续兴旺的期望寄托在培养子女继承己业的实践中。家族式的管理被认为能更有效地将基业统归于家长的权威下。但家族式企业同时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信息的闭塞、技术的匮乏、竞争力度较弱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当企业的运行状况不佳时,家庭内会产生紧张、愤怒、困惑、绝望等情绪,而这些情绪可能导致家庭和企业的毁灭。

4.唯我观,自我中心主义。惟我独尊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农民企业家在拥有了获得社会政治力量保护的权威和社会舆论肯定的荣誉后,可能会滋生这种情绪,而对于村庄整体来说,也可能会因为财富的膨胀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其他经济较为落后的村庄。这种惟我独尊观念在实际行为中体现为说话时夸夸其谈,目空一切,生活方式由俭入奢,在他人面前摆富弄阔。许多农民企业家都是经历了从贫穷到富裕的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们大都吃尽了苦头,所以一旦达至辉煌,他们便希望将艰难后的成就昭示于众。但这种表现欲的极度膨胀就演变为惟我独尊的消极思想。禹作敏成名后,生活奢侈之极,向世人夸耀大邱庄的富有和他个人生活的奢华,其奢华程度不仅中国农民难以想象,就连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也叹为观止。从禹作敏的奢华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农村新气象,而是一个暴富者病态的夸张。惟我独尊的心态,会使农民企业家丧失创业初期不畏艰辛的精神,在好大喜功的自我陶醉中坐享已有的成绩而失去远瞻的勇气和斗志。

所以,农民企业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这些局限性并非在所有农民企业家心中蛰伏,但作为一个整体,发荫于心灵之根的上述局限性却有形或潜在地影响着我国农民企业家的思想和行为。随着乡镇企业规模的扩大,它要走向全国和世界。农民企业家如何更新知识和观念,从农民企业家转化为现代的企业家是当务之急。

收稿日期:200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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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2年第02期 第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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