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 张超:如何理解中国: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 次 更新时间:2019-06-29 12: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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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张超  

   内容提要:走廊与边界是一体两面的成对概念。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看成是中国传统的边缘模式,民族走廊研究的意义将指向一个较为基础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民族国家的确立为分界点,分两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研究致力于以走廊为思考起点来建构中国;第二阶段研究则是以走廊为出发点来理解中国。两者分别对应了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并进而由此形成了一种走廊研究的学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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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廊与边界:民族走廊研究的理论起点

  

   最先提出走廊概念的学者是费孝通先生,费先生提出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以及南岭走廊等概念,并将其定义成“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①。费先生初次提出的“走廊”概念并没有作为一个民族学概念,而正式提出“民族走廊”概念的学者是李绍明先生。李绍明认为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②李绍明先生的民族走廊概念与地理意义上的走廊概念直接挂钩,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经过学者李星星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廓清。李星星将民族走廊放在了农耕文明所产生权力的“中心—边缘”框架内进行思考,认为民族走廊实际上是农耕文明形成中心后向外扩张所形成的边缘地带,③笔者认为走廊是华夏文明“中心”向“边缘”联系的地带,走廊与边界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就会发现民族走廊的本质特征是“边界”性。

   走廊虽然是通道,但是之所以会存在这些细小繁多的通道的原因是边界的存在。所以笔者在思考民族走廊研究时,将视野定得更为宏大,许多边界的研究也将拉入到走廊研究的范围之内。在笔者看来,走廊与边疆(边界)永远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对应关系。这种视角的扩大实际上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走廊研究,也更有利于将民族走廊看成是一种理论视角,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考:民族走廊地区内的研究不一定就是走廊研究范式,而非专门针对走廊地区的研究也不一定不是走廊研究。这种不依据研究地点而定义的走廊研究涉及的一个根本点是:什么是走廊研究的范式?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笔者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总结,将其放入本文的结尾部分进行讨论。

   这种从边界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视角,实际上与许倬云等学者提倡的“大历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④许氏等以中华民族为讨论的中心,探讨其日益扩大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体系。而本文则从边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大历史的过程。

  

   二、在华夏边缘中寻找“中国”: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意义

  

   1.西北走廊与中国的北部边缘

   西北走廊应该是最先被提起的走廊,它是我国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重要地段。大体来说,西北走廊的核心地带就是地理上所说的河西走廊。西北走廊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北走廊真正引起学界注意的是其作为华夏边缘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从历史上而言,西北走廊是三个经济类型的交汇地带:北方游牧经济、中原农业经济与西北部的绿洲经济。这三个相互沟通的经济类型地带实际上恰恰形成了中国的北部边缘,而对这一北部边缘的研究是这三个走廊相关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它实际上形成了学术上的一种“边疆范式”,这种范式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拉铁摩尔与巴菲尔德。

   拉铁摩尔与巴菲尔德都致力于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机制是什么。二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与传统的汉族社会本身的机制分析不同,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边缘”,探讨“中国与边疆各部及整个边疆在历史中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什么?⑤”拉铁摩尔只是提出了这种边缘视角,但是并未对其进行详细的理论解释,巴菲尔德则详细探究了这一理论。

   在拉铁摩尔的研究中,提出了“贮存地”这一概念,并成为分析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关键。在拉铁摩尔看来,“贮存地”是一条由两种经济方式接触而产生的“边疆”,只不过这一边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边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中国与草原之间的经济差异并没有形成政治上的隔绝。虽然费了很大力气将长城造起来,边疆却从来没有一条绝对的界线。就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而言,它是一个过渡地带,广狭不一”⑦。贮存地经济是一种农业与牧业兼有的混合型经济,是两种经济文化形态保持关系的关键。草原的游牧经济是起源于贮存地的,作为一种较晚的经济形态,游牧的前提是对动物的驯化,而驯化动物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以农业作为基础。⑧在拉铁摩尔看来,游牧经济方式来源于“汉边”的贮存地,因为没有强大的灌溉体系(河流较小),使得过渡地带的混合经济部落必须依附于双方中的一方。⑨草原游牧民族是这样,实际上,从汉族文化最基础的起源来说,也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形态。游牧与农耕只是后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两个具有较大差异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就是说,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实际上都起源于这一中间混合型经济地带,只是在后续的发展中,由于经济形式不同导致的不同社会发展水平,才逐渐被标识为华夷之别。而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与治乱交替,恰恰可以从“贮存地”的边界地带进行解释。而对这一机制进行更为精细解释的则是后来的研究者巴菲尔德。

   与传统的历史研究有所差别,巴菲尔德“力图通过将部落与国家发展的人类学模式运用到那些紧邻中原北部边界的部落民众当中,以揭示内陆亚洲的某些历史概况”⑩。正是这种人类学角度的研究,使其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有了更为精妙的模式。

   巴菲尔德使用了“外部边界战略”与“内部边界战略”(11)这一对概念,前者指草原部落视中原王朝为异己,而后者指草原部落视其内部各部落间存在边界。由此可见,巴菲尔德更多地采取了一种边缘的视角,从边疆草原部落的发展来看中原。“内部边界战略”要求首领保持其自治性,并避免汉人的直接控制。这种情况只有当统一的草原联盟瓦解时方有可能出现,因为在草原联盟保持完整之时,边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政权生存的空间(12);而“外部边界战略”则指联合草原部落,一致从中原王朝获得经济利益(13)。两种“边界战略”在其本质上说明的是一种边界意识的游离,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正是这种“边界战略”的游移使中国北方边疆成为一种“贮存地”。

   基于此,巴菲尔德对于中国历史兴衰的解释更为详细,在其解释体系中,中国北方的边疆存在着三足鼎立的势力:中原王朝、北方游牧民族以及东北混合型民族。正是这三者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变动。在三足关系中,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无疑是这三股势力中的主要两方,但是这两者的关系模式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此消彼长,而是一荣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强大的中原王朝反而促进草原帝国的强大,而弱小的中原王朝却导致草原帝国的解体。这实际上与草原帝国的政治组织形态有关,北方游牧部落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组织。草原帝国大多不是为了成功地入主中原,而是为了索取金钱。强大的中原王朝促使这些部落结成一个统一体,从而在与中央王朝的对抗中获得经济利益。而巴菲尔德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三足中的另一足:东北地区的民族,巴菲尔德用北方游牧民族、中原汉族与东北少数民族这三者的关系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蒙古帝国与汉族的相生相灭关系,东北民族在与两者的关系中变更着自己的政治模式。在巴菲尔德看来,由于东北民族多样的生态,导致了其农、牧、渔兼有的经济模式,而这有利于建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体制,而历史证明,东北少数民族恰恰是在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俱损的时候入主中原,在中原建立政权。

   2.藏彝走廊与华夏边缘

   让我们将目光从中国北部边疆与西北走廊转向藏彝走廊以及中国的西南边疆,王明珂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中国西部边界的真实图景。总体而言,历史上对羌族的认识是模糊的,不同朝代对羌的认识是不同的,羌是华夏族对西方异族的统称,随着华夏边缘的西扩而不断向西迁移。早在商代羌被认为是敌对的西方人群,是“非人”的异族,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一带。到了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羌人不断地被整合进周朝的主体民族之中,而另一部分羌人则继续同西方的人群被称为“戎狄”,其边界范围大体在今宝鸡以西以北。到了秦汉时期,华夏的边缘继续向西推移,范围大体在今陇西、临洮一带,而西方的异族被称为氐羌。汉朝及其之后的朝代,羌一度向中国的西北方向迁移,成为天山南路的羌。(14)同时,其向西南方向的迁移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羌族。王明珂从华夏边缘的角度研究的羌族表面上说的是羌族的历史,但本质上却是华夏民族的历史。

   之后,随着羌族的边缘不断被推向西南地区,其最终成为一种夹在汉族与藏族之间缓冲地带的族群,这就非常类似于拉铁摩尔的“贮存地”概念。只不过,王明珂对于这种中间状态的描述更多地采取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从羌族主体的心理结构进行揭示。(15)心理层面的这种中间状态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处于岷江地带的羌族“一截骂一截”的民族认同模式。这种认同模式大体就是,处于岷江流域上游的人被认为是蛮子,下游地带的人被认为是汉人。也就是说,如果从岷江流域的某一个点来考虑,每一个村落的人群都有三种身份:自称的尔玛、上游人所称的汉人,下游人所称的蛮子。

   羌族这种独特的认同模式是与华夏边缘的不断拓展有关的,羌族是随着华夏边缘向西扩展过程中不断被称为“蛮子”的民族,如果我们将历史中的这一过程变成一种线性叙事的话,实际上也具有“一截骂一截”的模式。这种历史过程逐渐沉淀在羌族的历史记忆中,成为一种作为心理基础的“历史心性”,这种不断创造边界的历史心性体现在王明珂所说的“毒药猫”之中。“毒药猫”说的是羌族村寨内部创造异己的民俗模式。这种民俗是与“一截骂一截”的模式相关的,也就是说,异己模式不断地从远及近扩展,从最远的异己一直延续到最近的异己,村寨中的这种异己成员被转化成了人们传说中的“毒药猫”。一个村寨内部的“毒药猫”常常被赋予社区中的女性身上,按照王明珂自己的说法:“人们常将女性异类化、带罪化或污化,以表达对一层层外在世界的敌意与恐慌。”(16)制造内部“毒药猫”,一方面避免了村寨中的所有女性都被看成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强化了对“异己”的排斥性,这种对社区内部某些危险个体的排斥也有利于社区的团结与稳定。其实,华夏民族不断制造西方异己的行动其实也是为了凝聚认同力量,这类似于拉铁摩尔对北方长城修建作用的认识,修建长城不仅是为了对抗外族,而是巩固新的封建制度(17),创造统一的象征。

   3.南岭走廊与岭南社会整合

华南是传统历史上中国的南部边界地带。在中原与华南之间东西横亘的山岭,由五座主要的山峰组成,所以被称为“五岭”。“五岭”形成了一条自然边界,在这些山岭之间存在着一些通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岭走廊。南岭走廊沟通了中原与岭南的文化,如果说,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并在不断向南扩展的过程中成功地与长江流域整合,那么,南岭走廊正是华夏民族向南迁徙过程中所要经过的一些重要通道。走廊与边界永远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作为边界的南岭实际上也曾经是一条华夏边缘。根据马立博的研究,直至宋代,汉族一直都无法深入岭南腹地,北部山区如韶关才是汉族的经济文化中心。(18)只不过,由于岭南的生态环境比北部草原更适宜农业生产,所以在宋代之后,岭南的广大地域被改造成适宜农业生产的经济体系,被整合成了华夏民族的一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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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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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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