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的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2 次 更新时间:2015-07-05 23: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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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最近您关于鲁迅在思考什么?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近年来我对鲁迅的研究不是太多,更关注的是鲁迅的当代意义,更具体的是在青少年中讲鲁迅,引导青少年人读鲁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东:那您觉得鲁迅对于此刻,21 世纪初的时候,最迫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钱:我有一个大的判断:鲁迅对于现代中国是一种当下的存在,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存在,这和中国当代的其他作家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想把鲁迅送进博物馆,成为一个受人尊敬、跟当代无关的存在。在当下的中国,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批判性资源。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近些年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一个强大的思潮,鲁迅对这些论题的论述非常切合、深刻。我常常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因为第一他是原创性的,第二是源泉性的。我经常讲,鲁迅相当于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托尔斯泰、印度的泰戈尔。
  我们对鲁迅的杂文注意得不够。大家总觉得杂文是现实的反映,时间久了,对现实就陌生了。其实不是这样,鲁迅的杂文里有很多超越性的思考,有两大特点:一是深入民族文化的深处;二是深入人性的深处。
  还有让我感兴趣的,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全面的堕落,恐怕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而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分析非常深刻,可以说入木三分。这次北大的“燕京学堂事件”,是一次向外国人卖中国人、向中国人卖外国人的行为——这让我想到鲁迅所描写过的“西崽”形象。
  另外一个危机是教育危机。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资源,现在的教育界不断地出现“把鲁迅赶走”、赶不走也要淡化的趋势。但是我一直在做一个实验:青少年怎样接受鲁迅?接受鲁迅后有什么变化?我到三个中学开选修课,效果都非常好。中小学教师中有理想、有良知的,都很爱讲鲁迅,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为他们写序。他们都是很孤独的,希望能给他们一些支持。他们的教学经验和我的教学经验都证明了,青少年接受鲁迅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中小学教育来说,鲁迅是语言典范,是现代中国文学白话文的典范。让孩子学中国语文,中国现代白话文典范应该是三个人——鲁迅、周作人和胡适。胡适的语言比较简练、规范,再加上冰心、朱自清,一代一代中国人都是通过他们学习语言的。
  如何看中国?鲁迅也提供了很好的资源。我在很多场合都喜欢引用鲁迅的这句话,“你要看中国,不能看帝王将相,要看地底下的人。有一些真正为中国奋斗,不断奋斗又不断抹杀的人。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如果你看当下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会非常失望。鲁迅并不是悲观的、虚无的,总谈论“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之类的问题。
  怎么看待中国的改革?“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人要改革”,这就无须再说了。现状大家都谈改革,要看改革的推动力是什么,利益需求,才能看清改革。
  怎么了解中国国情?鲁迅也有很有趣的论述:中国有的地方在用电灯,有的地方在用煤油灯,有的地方是汽车,有的在用独轮车——中国把各种东西凝聚在一个时空里。我看了大受启发,中国社会空前的复杂,用通俗的话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挤在一堆。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你很难用一种观点去面对现实。
  当然现在还有很大的背景,你可以注意到,官方越来越回避谈论鲁迅。但因为有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不能彻底否定。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鲁迅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事实上任何学术,比如说儒家,都是有杰出的人——王阳明、朱熹,才能成为儒学。儒学不仅是孔夫子的言论,还有后人的发挥和创造。鲁迅也是这样,面对现实中的很多问题,他只能给你启发,不能给你答案。我不是在重复鲁迅的话,而是用他的某些思想来映照现实。我相信所有的鲁迅的阅读者,甚至是中学生,都能有发挥的余地。鲁迅就成为一份公共财产,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东:您在1981年刚刚在北大讲鲁迅的时候,那时,鲁迅对您来说最直接的启发是什么呢?
  钱:我在写第一本鲁迅研究的书中就提到,鲁迅是一个本体,每个人在不同时代接近的方式是不同的。鲁迅是我的精神指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背景是所有人都在摆脱当时集体主义、政治主义对人的束缚,更要强调个人的创造。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鲁迅是有各个层面的,有世界层面、民族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我现在要讲的是个人和世界的鲁迅,而要忽略的是社会层面和民族国家层面的鲁迅。
  当时的鲁迅研究被毛泽东的“鲁迅论”所笼罩,我们提出一个口号“要突破毛泽东的鲁迅,让鲁迅研究回到鲁迅那里去”,这和八十年代的思潮是直接相关的。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对自己有一个反省,我们太强调个人发展,社会性被忽略了。特别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之后——顺便说下,鲁迅对我自身最大的影响是自我反省。
  比如说我在分析两极分化的时候,会反省,两极分化发生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太注重自己了,忽略了社会的大多数。当面临着“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战的时候,我对二者都有理解,但都不满足。我要寻找另外一条路,仍然是在鲁迅这里找到。一个是知识分子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是批判性的,永远是边缘性的。第二是,知识分子是站在平民这边的。这直到今天都是我的基本价值立场。跟任何政治都保持关系但也都保有一定的距离。
  我个人很长时间的矛盾是,在“文革”中我是一个毛泽东主义者,是民间运动参与者。“文革”结束后面临新的选择时,我有犹豫,特别考上研究生后,是做战士还是学者?是非常矛盾的。我一直非常困惑也非常痛苦,在八十年代我坚持学者身份,远离民间政治和街头政治。学院可能是束缚,想要冲出学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要骂人》。我完全能体会鲁迅当年的态度,别人总是称呼他为学者,陈垣说他当学者就要有学者的样子,鲁迅回应说:我要把学者的帽子摘掉。到了九十年代,我回想起鲁迅的话,面临和他相似的选择,比较早地意识到学院派的局限。
  但是让我直接参与到街头政治很难,我也不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我要成为战士,是思想精神上的战士,这是符合我的性格、条件和环境的。我认为学者和精神界战士是互为补充的,作为精神界战士的认识很多建立在学者学养的基础上,同时对社会进行批判时,把学术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思考革命,在八十年代我也没回避革命,我本身跟革命的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九十年代开始重新思考,怎么看待革命,同时不愿意回到“文革”。现在我看到所谓新的左派,都觉得好笑,因为他们走的是我当年走过的路。他们很多问题我看得很清楚,这中间有很多宝贵的资源,包括如何复杂对待革命。我年轻时精神导师是两个人,鲁迅和毛泽东,实际上我早年的鲁迅研究带有毛泽东的影子。后来我在台湾出过一本书《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那当中说,我愿意做毛泽东传统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继承人,这当中还是有合理的成分,当然是非常艰难。
  东:您认为毛和鲁迅最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对现实的不满吗?
  钱:最通的大概就是这一点。
  东:鲁迅对平民的态度,包括阿Q 和人血馒头的态度,与您说的“永远站在人民这边”不会矛盾吗?
  钱:这恰好是鲁迅最可贵的地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方面同情,另一方面绝不美化和理想化,他很清楚自己和底层人民之间的隔膜。他写的农民是他看到的农民,并不是真正的农民,这一点他很清楚。鲁迅一生其实和农民没什么联系,小时候祖母在农村,也就看一下。鲁迅作品里形象只有两类型,一是底层人,二是知识分子。他笔下的农民都是有象征性的,闰土是一个漫画式形象,鲁迅没有进入闰土的世界,从来没写过农民家庭,只有街道上、在路边的农民。这和写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鲁迅绝对不说我是代言人,他只写出他看到的他们。我认为这背后有一种乌托邦的想象。知识分子和农民是平等的,这也就意味着并不互相了解。对农民的弱点看得非常仔细。我现在处理民间运动的问题是受鲁迅影响的,同情但不支持,我也不可能成为你们的成员,我会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东:鲁迅晚年目睹了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兴起,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性,您怎么看待?
  钱: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是自己,后来有所转变,和左翼文联分裂有关系,他认为左翼文学是和劳动人民同命运共抗争的文学。另外,他对左联一开始就是有保留的,他很清醒,“我又当一回梯子了”。鲁迅是少有的清醒,他也有特别痛苦的地方,他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当然这和现在的看法有所区别,现在对民国又过分美化。当时反抗国民党有规模的组织只有共产党,这是他看重的。这就是启蒙主义的局限性,“我的文章像一箭之投入大海,不会起半点波涛”,我到现在仍然有这个体会,所以必须和社会的反抗力量结合起来。鲁迅对农民革命有经典的论述,农民革命不过是换一个皇帝,他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也没有别的支持。“革命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因为第一个被抓的是我。”他晚年极其痛苦,在遗嘱中说:死了,葬了,拉倒。
  东:您研究鲁迅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您认为鲁迅身上还有什么是让您困惑、难以理解的?
  钱: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知识结构上跟鲁迅有巨大的差距,其实我并没有进入鲁迅。非常简单的例子,研究《野草》时佛教的作用——现在也有研究《野草》和佛教的,但都非常表面——这必须既精通佛教,又精通鲁迅,还要讲究缘分。现在大多数研究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实际上鲁迅和传统有很深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巨大的差距,而且进入不了。
  另外,从反面角度说,鲁迅提出新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我注意到有两个地方,一是他对自由的态度,二是强有力和自由是矛盾。平等和自由是矛盾的。这样的命题可能到今天都很难解决。当强有力的统一、平等来扼杀自由的时候,鲁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当然他最终是会反抗的,我坚信不疑。但他至少是困惑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信仰。我常说鲁迅的弱点也是民族的弱点,就是不谈信仰,西方总有宗教主义的约束在那里。我的想法是,鲁迅支持个人意志,尼采对他有深刻影响,一切自己做主,他有强大的超人的个人意志。我们可能有更多柔软的部分,使得自己不能像鲁迅一样,始终是一棵独立的大树。
  东:如果您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您觉得你们会成为朋友吗?
  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私交鲁迅是很难的,因为他太怪、个性太强。这点我们从他的家庭生活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家庭生活有一个巨大的悲剧就是许广平并不是真正地理解他。许广平始终把鲁迅看作老师,这在夫妻关系中是不恰当的。比如许广平后来回忆提到,鲁迅常常因为她不知道的一句话生气,然后鲁迅就躺在阳台上——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以我的阐释就是回到大地上、躲进丛林里,就像受伤的狼舔干净自己的血迹。海婴也学着爸爸躺在阳台上,看得许广平哭笑不得。
  东:当您在和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学者讨论鲁迅的时候,他们对鲁迅的阐述会跟您有很大的不一样吗?
  钱:我倒觉得有的地方日本人可能更加理解鲁迅,我最佩服日本的木山英雄。我们在进行鲁迅研究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神话鲁迅”的包袱,而外国学者没有这样的包袱。鲁迅是需要隔开一定的距离去看他的,相对来说,我喜欢日本的研究,西方的研究我总觉得不够,当然他们也有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鲁迅更属于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会出现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即鲁迅的研究者会对鲁迅有一些共鸣,但只有这三个国家有,在西方就很难。我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东亚鲁迅”,这里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未必接触过鲁迅、却和鲁迅有一些相似之处的人,还有一种是直接受到鲁迅的影响,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典型的例子就是竹内好先生。这恐怕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就是存在多样鲁迅。
  东:您觉得什么样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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