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 次 更新时间:2015-06-23 19: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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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理论界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是针对历史上一定时期某种情况而发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条文而已,不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六十余年之后,我们重温和再认识毛泽东的美学思想,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加以把握,并且把它与西方某些具有积极学术意义的理论流派相比较,充分认识它的科学意义。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将会看到,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对许多美学、文学问题的论述,的确是针对某个时期、某种情况而发的,但他的杰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能从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规定,提升为对美、对艺术规律的普遍而深刻的揭示。就毛泽东美学思想整体而言,它没有过时,它至今仍然有学术和现实的价值。

     一、以人民为本位——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核心

   我们要研究毛泽东的美学思想,首先要追寻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核心。综观毛泽东对审美文化问题的全部论述,我们就不难发现,以人民为本位是毛泽东规范(包括艺术美在内)审美取向的根本原则。这主要是说,衡量生活美、艺术美的标准不是别的,要看它们是否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为按照农民的心意而创办的“农民学校”而欢欣鼓舞[1](P40)。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毛泽东在这里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文风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中国老百姓”争取审美的主导地位,希望全党都要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作为革命审美文化的根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重要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指出这种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P708)。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点,并未受到当时党内外审美文化领域的工作者的充分重视,如当时延安的不少文艺工作者热衷于搞群众还接受不了的“大、洋、古”,有的人甚至大喊:“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还有些人则以“写熟悉题材,说心里话”为借口,搞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对工农群众真正喜欢的文艺形式,则称之为“豆芽菜”,不重视,甚至加以鄙薄。于是,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个根本的问题和首要的问题提出来了。他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而且强调,“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东西”。毛泽东的《讲话》,作为一篇体系化的文艺学和美学论著,其中心就是阐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即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思想。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工农兵群众;(2)“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3)革命文艺必须“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当然,对人民的缺点可以批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4)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所有的群众相结合”,“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5)“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不少著作中,继续阐发他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大众美学。周恩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大众美学:周恩来在许多场合强调并阐发了文艺的“人民性”思想,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重要命题。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这些论述,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向剥削阶级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起了挑战,为人民大众争取和确定了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当然,在毛泽东之前,列宁曾提出文学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出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2](P912),但像毛泽东这样对贵族文艺深恶痛绝,这样大声疾呼,为人民的文艺呐喊,这系统化、理论化、多方面地、深刻地论证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观念,这样鲜明地规定以人民为本位的审美取向,在历史上则是第一次。

   我认为,毛泽东规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人民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并非心血来潮,也不是出于一时的需要。毛泽东的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历史并不像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个别的伟大的“美好的个性形式”所创造的,是由贵人、贤人、智者、杰出人物、救世主创造的。不,不是这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任何历史上的伟大变迁都是由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决定的,人民群众决定了历史的结局,国家的民族的命运归根结底也是由人民群众所决定的。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古希腊艺术被称为世界的瑰宝,可它是由谁创造的呢?马克思早在1857年就指出:“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3](第2卷,P113)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民提供素材,希腊艺术也就不能产生,希腊艺术的根基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中。中国古代的诗歌蜚声世界,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优秀的诗篇“国风”,也是当时人民的集体创造。“文艺从它滥觞的一天起本来就是人民的;无论哪一个民族的古代文艺,不管是史诗、传说、神话,都是人民大众的东西。它们是被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存。”[4](P224-225)当然,我不否认历代的文人、艺术家们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有魅力的艺术作品和审美文化,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这些创造也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劳动的基础上的。恩格斯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3](第3卷,P41)这也就是说,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上一切精神文明(包括审美文化)的支柱,劳动人民通过劳动,为一切人提供吃、喝、住、穿的条件,他们的劳动是整个历史文化的基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1](P39)

   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汗支撑起了人类文化(包括审美文化)的大厦,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文化(包括审美文化);他们付出了一切,却在这座大厦中没有自己的位置,倒是那些地主贵族老爷、资产阶级大亨占据了大厦中的一切。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颠倒。毛泽东要求把这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确立人民大众在审美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确立以人民为本位的审美疆域,这是唯物史观在审美领域的必然要求。因此,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观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绝非权宜之计。

   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原理,认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力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的美学理论不是在书斋中提出来的,而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提出并丰富起来的。因此,他的美学视角必然与“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相联系,或者说是“改造世界”这一实践观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当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时,他想到的是人民对革命的推动。毛泽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十分清醒地看到,惟有人民及其斗争才能推动革命走向胜利。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1](P562)在革命中,中国的老百姓是革命的主体;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的老百姓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哪里会有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没有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新秩序也不可能在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建立并巩固起来。既然革命和建设的主体是人民,那么,文化审美活动的主体自然也应是人民。人民只有在审美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才能与其在革命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相称。因此,作为审美活动的文艺活动要以人民为本,是人民应得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谁恩赐给他们的,而是他们以自己的血汗和伟大贡献合理地获得的。同时,他们在审美文化活动中获得主体地位,一方面可以从这种活动中得到娱乐和休息,获得审美的自由,使人民群众的感性和理性得到全面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方面,则可促使他们觉悟的提高,为革命和建设贡献出更大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又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P708)我认为,毛泽东要求确立人民群众在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以满足人民群众以上两个方面的迫切要求为其标志的。

毛泽东的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思想是美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劳苦大众被视为“贱人”、“愚人”而遭到蔑视,更不可能去享受什么美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5](P79)。他们的感觉被不合理的劳动所异化,他们愈创造美,他们自己就愈变得丑。对于他们,“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5](P48)。总之,审美文化与他们无缘。尽管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有时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尽心》下),这些看似“以民为本”的言论,其实不过是统治阶级文人为巩固剥削制度所设计的策略而已,他们根本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争取社会主体地位而发的。毛泽东曾这样批判过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7](P14)毛泽东的批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谓“三达德”的反人民的性质,是十分深刻的。历代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提不出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要是他们真的以人民为本位,他们又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他们中最开明的人物如伟大诗人杜甫、白居易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只是同情人民的疾苦而已。杜甫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但目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关注的中心仍然是最高统治者——君王。白居易所作的那些新乐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对统治阶级内部的荒淫无耻作了揭露,对“生民”之“病”表示了同情,但他不可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因此他们的美学思想有同情人民的因素,却不可能达到以人民为本位的高度,因为其心目中占最高地位的仍是“天子”。“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人提倡“平民文学”,但他们眼中的“平民”也只是小资产阶级而已,因此,“五四”时期及稍后提出的文艺“大众化”,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不是什么“大众化”,而是“小众化”,因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的劳苦大众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只有在毛泽东这里,“大众”才真正是劳动大众,他所要求的审美文化的服务对象才真正转移到工农大众的身上,他的美学才是劳苦大众被视为劳动群众自己的大众美学,中国美学史上被颠倒了的价值观才颠倒过来,人民才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坐在审美文化的“交椅”上。人民第一次在审美活动中占了主体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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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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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03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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