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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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今天,在笔者最初提出“内卷化”概念的35年之后,重访此课题,为的是更清晰简约地说明这个现象和小农经济理论的关联,同时,加上笔者关于中国农业经过近几十年的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过程之后所凸显的演变机制和理论逻辑的研究。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乃是全球存在最长久和最大的小农经济体,也是“内卷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而其新近的演变,包括“去内卷化”,又是最突出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实例,足可更明晰地说明其中的原理和演变机制,并澄清其与西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经济历史经验的不同。更有进者,小农经济,不仅在中国也在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乃是最近几十年在全球大规模兴起的 “非正规经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劳动者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来源,其从业人员数量如今已经达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镇劳动力数量的一半到四分之三以上。非正规经济也和“小农经济”以及“内卷化”和“去内卷化”演变直接关联。目前,中国这方面的未来走向既充满疑问又充满希望。

   【关键词】 内卷化,去内卷化,小农经济理论,非正规经济的兴起,未来的走向

   今天,在笔者最初提出“内卷化”概念的35年之后,并在其已经成为常被人们使用的概括时来重访此课题,为的是更清晰简约地说明这个现象和小农经济理论的关联,也是要借助多位其他学者和笔者自身所增添的有用概括来进一步澄清“内卷”的实质含义,同时,加上笔者关于中国农业经过近几十年的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过程之后所凸显的演变机制和理论逻辑的研究。①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乃是全球存在最长久和最大的小农经济体,也是“内卷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而其新近的演变,包括“去内卷化”,又是比较突出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实例,足可更明晰地说明其中的原理和演变机制,并澄清其与西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历史经验的不同。更有进者,小农经济,不仅在中国也在全球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最近几十年在全球大规模兴起的“非正规经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劳动者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来源,其从业人员数量如今已经达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镇劳动力的一半到四分之三以上,在中国最多。它无疑也和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直接关联。目前,中国这方面的未来走向既充满疑问又充满希望。

  

   一、“内卷化”的两个基本实例

   这里,我们再次从笔者35年前所表达的“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的方法来进入讨论(黄宗智,2014a,第1卷[1986], 中文版序)。回顾中国从1350年到1950年六个世纪的农业史,其间至为突出的演变无疑是伴随棉花经济的兴起而来的农业进一步“内卷化”:此前,中国没有人穿着棉布;其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穿着棉布(丝绸的进一步推广无疑也十分重要,但其穿着限于上层社会);仔细观察棉花-棉纱-棉布的生产,我们会看到,在长江三角洲,一亩地棉花的种植、纺纱和织布总共需要180个工作日(其中最耗时间且报酬最低的环节是纺纱,占约一半时间),18倍于一亩水稻所需的工作日,但其所带来的总收益仅是水稻的数倍,亦即意味着单位劳动投入报酬严重递减。这就是被笔者称作(农业)生产的“内卷化”的核心实际(黄宗智,2014a,第2卷[1992])。它说明,棉花-棉纱-棉布相对水稻的按亩收益是以每个工作日的收益递减为代价的,而那些报酬递减了的劳动大多是由家庭的辅助性劳动力——妇女、老人和小孩儿——来承担的(笔者将之称作农业生产的“家庭化”)。而从水稻转入棉花-棉纱-棉布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力,显然乃是人地压力:在长江三角洲,1393年人均耕地为3—4亩,到1816年,仅为1—2亩(黄宗智,2014a,第2卷[1992],尤见附录B);平均每户农民种植面积从15—20亩减少到5—10亩(同时期英格兰户均种植面积约为750亩,美国今天的户均种植面积约为2700亩)。当时,一个小农户仅仅简单种植(平均面积或以下的)水稻已经无法生存。

   固然,这个变化带来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商品化和市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地区性的“分工”(具体表现为松江府的所谓“衣被天下”)。虽然,它并没有呈现亚当·斯密所特别关注的制造业内的分工,即其开宗明义地给出的实例:生产纺织业所用的一枚针须经过18个环节的制造过程:进行分工的话,十来个工人一天可以生产数万枚针,而由单一工人来完成全过程的生产的话,一天可能连一枚针都生产不了——由此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亦即我们所说的 “发展”或“现代化”的核心。斯密的论析完全没有考虑中国明清时期那样的棉花生产背后的高密度人口对农户和土地的压力。(Smith, 1976[1776])笔者将这两种动力(商品化和“内卷化”)的结合称作“内卷型商品化”,它在中国历史上虽然附带有一定的地区分工,但并没有显示斯密关注的制造过程中那样的分工和其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显著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演变型式与其说是展示了市场需求乃是至为关键的现代经济“发展”(其核心含义乃是平均每个劳动日报酬的提高)动力,不如说是高密度人口压力下的生存需求推动的劳动报酬递减的 “内卷型商品化”。

   其后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区中看到更为鲜明和极端的“内卷化”实例:为了提高稻谷亩产量来应对加重了的人地压力(源自半现代化的公共卫生大规模降低了死亡率),当时政府大力推动“双季稻”(即早稻 + 晚稻 + 冬小麦)的种植,其口号是:“消灭单季稻!”逻辑似乎十分简单:每亩地多一茬水稻,可以将每亩稻谷产量提高几乎一倍。①其中的问题是,加一茬稻谷,需要增加约一倍的劳动和肥料等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则远低于一倍。这首先与地力相关,多一茬会导致产量递减。再则是双季稻的价值要低于单季稻(就连作为副产品的稻草——用来织草绳、草包等副产品——都不如单季稻),而且,农民又都更喜欢吃单季稻。这导致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在改革之后,当地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全都选择不再种植双季稻。(黄宗智,2014a,第2卷[1992])但是,政府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至今仍然在全国一千个“产粮大县”中强力推动高度“内卷化”的双季稻种植。这个来自今天的基本实例鲜明地说明“内卷化”在中国农业中仍然非常重要。(黄宗智,2020a;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

   如今,“内卷化”一词已经相当广泛地用于农业经济领域之外,被用来表达几乎是任何没有质变而仅是越来越紧密的劳动投入(以及边际回报递减)的现象,包括非农业领域的这种经济现象,以及经济领域以外的各领域中的类似现象,包括行政体系的“内卷化”,政策措施的“内卷化”,社会动态的“内卷化”,甚至在(“应试教育”体系中)学习的“内卷化”等。笔者这里要阐明的是其起始的根本性含义及机制。

  

   二、“内卷化”概括的内涵

   笔者提出的“内卷化”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印尼水稻种植的概括的影响,虽然主要是对用词的影响。吉尔茨对比印尼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带的刀耕火种的旱稻种植和人口密集的核心地区的高度劳动密集化的水稻种植,后者劳动密集程度高得多,由此达到高得多的产量,但并没有赋予更高的单位劳动报酬。吉尔茨借此突出水稻经济中的高度密集化现象。然而,吉尔茨并没有仔细考虑单位劳动力收益递减的问题,也没有考虑从水稻种植转入其他劳动投入更为密集的农业作物中所展示的农业内卷(Geertz, 1963)。笔者借用了其用词“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但在实质层面上,这些年其实更多采纳了以下几位主要农业理论家的论说。

   首先是农业经济史理论家瑞格理(Anthony Wrigley)。他极具洞察力地点出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基本不同。前者受限于低能量的人力和畜力(如马力,充其量只能够达到相当于7个人的人力);后者则通过“矿物能源”(主要指煤炭和蒸汽机的实例),使一个人能够“生产”数百倍于之前的能量(一名煤炭工人一年能够“生产”200多吨煤炭——其后来的效果可以鲜明地见于如今人们常用的一辆轿车便达到数十匹到几百匹马力的能量)。(Wrigley, 1988)瑞格利说明的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基本不同:显然,农业经济由于其“有机能源”的局限,远比工业经济更容易进入内卷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动辄将源自工业经济的理论用于农业,反之亦然。

   譬如,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工业经济中呈现的一些原理简单用于农业,像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那样,简单地认为只要由市场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包括劳动力,便能做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据此理论前提,他争论(市场化了的)农业经济中不可能会有“劳动力过剩”,据此将人口因素完全排除在自己论析的范围之外,坚持只要加上现代的投入(如机械),便将会推动经济螺旋似发展。他完全没有考虑像中国(或印度)那样高度“内卷化”农业的客观实际以及其对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的阻力,也没有考虑它们与人少地多的(新大陆美国)地区间的根本差异。(Schultz, 1964;黄宗智,2014a,第3卷[2009]:第7章)

   而后是裴小林。他既具备对中国农业特点的认识(加上之前在计委工作时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也具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他极具洞察力地指出,土地和人一样,乃是一个有机体,其生产力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地扩大。在笔者的理解中,这等于是将中国传统农学中具有深厚意义的“地力”概念加以系统化和现代经济学的形式化说明,论证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高度内卷现象和其极点。和笔者一样,裴小林的理论指出的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农业历史及其发展途径必定会与地多人少的西方(尤其是在14世纪“黑死病”人口减半之后的英国和新大陆的美国)十分不同。(裴小林,2008;裴小林,待刊)

   再则是农业经济理论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她非常清晰地阐明,在前工业经济中,人口压力其实是导致技术变迁的关键动力。在最低劳动投入和最高土地(相对劳动投入)产出的25年一茬(到树木重新成长)的森林“刀耕火种”(或6到10年一茬的灌木“刀耕火种”)生产中,根本没有动力来发明和使用锄犁等农具。要到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的)土地限制而须在固定土地上生产谷物,以及从隔年休耕到一年一茬或更多茬的劳动(相对单位土地的)密集化过程中,才会产生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工具的需求和发明。也就是说,只有在人口压力迫使劳动报酬递减的过程中,才会出现新技术和器具的发明。此点洞见特别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前工业时期伴随劳动密集化而来的极其显著的高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能解释其农业经济后来之抵制借助机械化来减少劳动投入的原因。(Boserup, 1965;博塞拉普,2015[1965])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三代扎实的社会经济研究都聚焦于中国的人口问题,从卜凯(John Lossing Buck [Buck, 1937a;Buck, 1937b]) 到何柄棣(Ping-ti Ho[Ho, 1959]),再到珀金斯(Dwight Perkins,[Perkins, 1969]),给予了我们关于中国人口和农业历史的比较可靠的经验轮廓。他们的研究可以被视作给予上述理论家们的概括比较有力和可靠的基本经验支撑。

对笔者来说,以上这些重要的洞见已经成为笔者如今对“小农经济”“内卷”“内卷化”和“内卷型商品化”等概括的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对理解中国的农业历史及其动力和问题的不可或缺的认识。它们共同证伪的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绝对不适用于中国的传统农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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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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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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