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7 22: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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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进入专栏)  

   【摘  要】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解释基层社会情绪政治化的现象。文章阐述了社会成员的组成关系变化,特别是他们和公共组织的连接通道中断时产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工作单位成为遍地存在的“代理政府”,它们实际上承担着代表、应责、协调和连接的职能。但随着这一角色的收缩和广泛的社会流动发生,社会应责和协调机制式微,个体和公共的连接关系不再,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面临没有组织向自己负责的局面。在基层社会,发挥上述作用的社会机制衰退的程度,可以解释社会情绪的政治性转化。

  

   【关 键 词】个体与公共;社会治理;情绪政治化

  

   【作者简介】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15.1.50~58

  

   【基金项目】感谢北京大学基金会李斌社会学项目(社会组织化的政治转变机制)的支持。

  

  

  

   现象和问题

  

   在社会治理领域,研究者普遍发现,最近几年,基层社会情绪的政治化日益显现。它表现在:网络环境充满政治气氛,网络问政活跃,网民倾向于将各种问题归因为政治解释;在社会冲突案例中,个人事件容易转化为多人参与的群体事件,法律对抗容易转化为针对公共机构的对抗;大量主动卷入冲突中的个人,与事件结果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社会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进入公职机构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对公职人员及机构评价低,对公务人员的不信任情绪蔓延。

   对于这种现象,有几种广泛流行的解释。一是“收入差异论”,认为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一解释的基本逻辑在经济收益比较,它重视分配体制的变化——原来的按劳分配,变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形式——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这类研究指出,对不少社会成员来说,上述变化并不公平,因为现在的个人收入不仅与贡献大小相关,还与人们所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多少有关。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地区的收入明显拉开。有学者计算,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间收入差距变化迅猛,2000年城乡之间的收入比达到2.90︰1,到2003年上升为3.23︰1。①

   与此逻辑类似,“地位不平等论”认为,人们的怨气来自认识到社会不公,即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不平等意味着有剥削和压迫存在,由此生发普遍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问题难解的原因,在于财富平等和经济效率是一对矛盾:对平等要求太高会损害发展效率,完全忽视平等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虽然有必要对财富不平等进行温和限制,但无法设想完全消除它。②

   “社会结构固化论”则把“群体性事件”与“阶层固化”联系起来,③认为如果某些阶层无法通过流动改变地位,就会酝酿社会对抗。这一观点引用数据证明,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最近几年部分人群地位上升减缓,社会流动受阻,改变自身状态的困难,强化了这些人群的绝望感,于是出现反社会的报复行为。④比如,一些事件没有具体实在的理由,但仍然长时间持续,其“基本的背景,是这些年来不断定型化的社会结构”:教育作为一个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正逐渐蜕变为阶层固化的再生产机制,寒门子弟越来越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国家和垄断集团联手,封杀了其他阶层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这导致阶层之间的边界出现,阶层内部认同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阶层再生产不断持续。⑤

   上述论点阐述理由的重点不同,但共享一个逻辑: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和社会不满存在直接关系。可是,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但显然并非这些社会都存在针对公共机构的普遍不满。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这是为什么?

   下列研究更让这一追问的必要性增强。有学者在区域研究中发现,在北京地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⑥另有基于全国数据的调查显示,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的幸福感较低。⑦如果幸福感和不满是对立的关系,那么这些数据显示的结果令人困惑:难道收入更高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可能不满?难道受到教育的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比那些未受多少教育也未获多少保障的从业者更可能不满?这些现象令我们反思上述三种解释的局限。如果我们同意,农村和城镇居民、受教育和未受教育、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差别,那么这些比较研究的启发在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和负面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那么直接,还有一些中间影响因素未被揭示。

   一些更大范围的国际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受访者对社会不平等的“批评较少”,中国人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在中国,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更和缓”。大多数中国人将不公现象归结于勤劳或个人能力差别所致,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不公平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项研究的作者认为,这说明在中国,社会经济地位不一定能代表对社会公平的主观态度,仅衡量收入分配指标,“未必能预测大众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看法”。⑧

   面对这些统计数据,联系本文的关切及社会观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政治态度和经济社会地位差别之间,设立简单的对等解释说服力不够。仅仅从社会差别(广义上包括收入差距、地位差别)解释社会敌意情绪的由来,难以令人满意的原因,在于这些解释逻辑仅关注经济地位的差别,并且只假定社会成员从经济地位中构成切身利益。这样的假定不能回答,在广泛存在城乡及群体差距、且不断拉大的结构背景下,为何社会情绪政治化现象并非只出现在低收入地区,而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点出现?如果收入和地位差别是一个可预测情绪政治化的自变量,那么为何一些社会差异,能够转化成政治对立的态度,而另一些社会差异虽然持续存在,但却和政治化无关?如果只看社会地位差别,我们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在同一社会身份和类别内不乏立场和价值分歧。

   为此,需要以更谨慎的态度寻找其他的因素,来解释社会情绪的政治化现象。收入差异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逐渐拉大的趋势,对于分化社会类别、分裂社会关系的作用在学界已有共识。可以说这一解释作为一般性原理,中国也不能幸免于例外。但是如果停滞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主要是平衡财富分配,促进社会流动。这固然不错,但是并不足够。有学者敏锐看到这一点,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利益表达渠道的缺乏,使得政治张力没有合法渠道有效释放,是群体事件和个人暴力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⑨这的确触及到更为基本的层面——社会影响政策“钟摆运动”之平衡机制,但是我们还需回答,在中国的公共政治中利益表达渠道一直缺乏,但为何从前冲突较少,没有广泛引发“政治张力难以释放”的困境?我们需要进入中国的制度历史和具体环境,查看基层政治情绪形成的特定动力,以便回应这些问题:为什么社会不满并非仅仅来自收入最低的群体?为什么社会不满更多的是城镇而非乡村现象?为什么具有政治含义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基层而不是其他层次?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差别都激发了政治对立?总之,我们需要在知识上解释,为何一些社会差别转化成对抗公共组织的政治情绪,而另一些则没有?

   这些疑问超越了经济差别解释,促使我们注意其他的组织结构关系变动,探索经济差别和社会不满之间的转化机制。如果群体的政治倾向无法仅仅根据原初社会类别进行分辨,那么问题就需要推进一步:设问哪些因素影响着社会政治态度的形成和转变。为此目标,我在以下的分析中建议,在结构变化分析中增加一个观察要素——社会组织化关联的变化——来回答上述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基层个体在公共体系中位置的改变以及政治后果——做出尝试性分析。

  

   结构分析的另一变量

  

   社会学研究已经注意到,社会成员和公共体制的连接,作为重要的组织化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社会整合度——即个体和整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指的是,在理想状态下,每一种社会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制度安排,建立多重途径,将社会成员组织化进入整体结构。如果个体和整体的连接广泛而有效,在结构方面的含义是,社会成员在公共体系中获得位置。这一位置意味着两个重要的政治事实:首先,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受到公共制度的约束及保护,这可以减少人们的相互伤害;其次,社会成员和公共机构的连接畅通,这有利于其在被伤害的情况下,顺利获得公共制度的救助和是非裁定。这两个事实之所以具有“政治性”,原因是在这样的结构下,人们可以依靠公共组织及其制度解决生存问题,提升生活的安全性。

   在一般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学者通常使用一个分析概念“成员体系”(membership)来说明上述连接的构成。⑩在这种视角下,家庭、宗族、种族、地方体、阶级、身份团体、单位组织和国家,都可以是某种“成员体系”单位,它们的作用是组织化社会成员,使个体分属于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组织中,他们依靠这些组织、获得组织支持来提升生活的安全性。是故,成员体系、也就是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体利益的变动(无论是获益还是受损),都具有重大影响。其中个体和公共组织的关联尤其影响巨大。原因在于,个体和公共组织的关系,属于正式组织关系,涉及到制度的吸纳能力以及公共制度的质量和功能:比如,它是否能够成功建立公共和个体互为依赖的关系,促进二者之间的信息通达、分歧协调、诉求回应和资源分配,从而增强个体对公共体系的依靠归属和身份认同。

   正式组织中的社会纽带或成员资格建立,将个体组织化到正式公共体制中,使其具有成员位置,受到制度保护和生存支持,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政治后果:个体和公共体制的互赖关系不同,将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比如,影响到他们依靠公共制度改善生存状况的能力,影响到他们运用公共规则仲裁纠纷的能力,影响到他们利用公共制度去免除受他人损害的能力。毫无疑问,这一状况影响着个体对公共组织的感受:它是否为我负责?它究竟有用还是没有用?它在帮助社会成员还是对他们的需求构成妨碍?

   一个良好的公共组织化关系,应该能够使社会成员感受到公共组织可以依靠、有所帮助,能够解决问题。这种关系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人们获得了权利,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获得了权利实现的途径,因为如果他们需要,就可以方便地找到负责者——公共机构。但是随着社会的结构变动,人们在社会组织化体系中实际的位置可能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广泛发生,根据上述原理,对于其利益的影响是直接的:倘若权利虽在,但无法找到责任者,或者找到也不能运用公共制度实现诉求,人们就无法顺利依靠公共制度的支持解决问题。很显然,对于个体而言,这种状况使其无法实际上依靠公共组织的救助:即使他们面临问题、产生需求,也难以成为公共制度的保护对象。因而,“成员体系”因素能够定位个体在公共体系中的位置,反映个体和公共组织的制度化关系,帮助我们了解一项公共体制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要观察一系列政治现象,社会成员和公共体系的组织化位置变动,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分析变量,而且是一种有用的分类方式。它与前述社会地位和收入类别的分类存在显著不同。首先,这一分析概念重视社会成员的组成关系,特别是他们和正式体制的连接通道差异,因为中国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变动经历,已经深深影响了社会成员和公共体制的组织化关联结构,这一点无法忽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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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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