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李鸿章在上海画了个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5-06-16 18: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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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作者:刘刚 李冬君

   (原文刊于《中国经营报》)

   历史上,所有的朝廷都害怕一官独大,威胁王权,因而喜欢搞分化,分而治之。

   有人说,民主制不也搞“三权分立”?不也在“分”上做文章吗?

   是的,但“分”有彼此,王朝之“分”,是王权主义的“分”,不光瓜分民权,还要限制官权,尤其对李鸿章其人,必须限制,因为他的北洋系,已俨然成为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具有亚政权性质。

   把“军事—工业复合体”,搁在官僚体制里,怎么看都不合时宜。这工业文明的尤物,同朝廷似乎总有点格格不入,不错,朝廷不得不靠它来支撑,可朝廷依靠它时,又总是如芒在背。

   李鸿章身上,就有这样的芒刺,他在王朝官僚体制里,有意无意的扩张工业文明的芒刺,向朝廷喋喋不休的展示其“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牙齿,他成了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

   除了他的部下,朝廷上下无不想“去李鸿章化”。可撼山易,撼李难,何出此言?因为此时的清廷也只有他,多少还能代表国家。清朝无国防,只有他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看上去,还有点国防模样,就像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要船有船,要炮有炮,要工业有工业,要军校有军校,要外交有外交,要外贸有外贸等,李鸿章对于近代化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北洋“军事—工业复合体”,形成了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一体化模式。

   李鸿章一手缔造的这一模式,若无毁于甲午战争,它能否超越晚清,成为共和国体的原型?有可能。但我们还是觉得它缺了点什么,究竟缺了什么?也许缺了一种思想。什么思想?一种关于枪杆子的思想,不是拿起枪杆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而是放下枪杆子的“军队国家化”思想。也许还缺一点力量,什么力量?不是关于民的被道德驱动的革命化力量,而是关于人的被欲望驱使的制度化力量。

   人的欲望,一度被曾国藩当作“心中贼”来捉拿,后来,曾氏从思想上受了王船山启发,懂得天理就是人欲,是人欲的制度化依据。于是,他除了以理学治军外,还用人欲带兵,以论功行赏,将人欲在制度里坐实。李鸿章没有灭过“心中贼”,无须以天理即人欲来解放思想,天理人欲,在他那里,原本就是一团浑沌未开的“痞子腔”。

   “痞子腔”,其实就是以人欲立言,好处在于人欲可以做实事,不足则在于用术。以修铁路而论,张之洞以清流之姿,挟朝廷扶持之力,抢了他的风头,他便跟张之洞打“痞子腔”,让张栽了跟头。

   故事如下:为修卢汉铁路,张之洞移住鄂地,欲展宏图,这让李鸿章不快。因卢汉路跨直隶湖广两地,分南北两段开工,之洞请他出马,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由他问责;南段从汉口到信阳,张自领衔。另外,张还想开矿、办厂、炼铁、炼钢,当然还要练新军,在中原腹地,再造一个湖广“军事—工业复合体”。两人本为同道,却非同党,理应道高于党,可李鸿章还是打了“痞子腔”,表面称“自愧年衰力薄”,怕“难睹其成”,私下又说张之洞好大喜功,“恐难交卷,终要泻底”。

   然而,还未等张“泻底”,他便来抽薪了。他以俄修东方铁路觊觎关外为由,将卢汉路专款抽走,去修关东路,结果呢,此款经他手,又转去送给老太太祝寿,关东路亦因此而未修成。怪不得慈禧寿诞之日,要破格赏他“三眼花翎”,连以“奴才”自居的满大人才有的待遇,他都享受了。

   这究竟是受宠,还是受辱?在我们看来,这“宠”和“辱”都是一回事,亏他还能宠辱不惊。左宗棠死了,左氏集团也垮了,朝廷不能眼看他一股独大,若没人制衡他,制度就会垮,可谁来制衡他?朝廷有了新的安排,左宗棠倒下了,张之洞站起来,朝廷扶张上马,再送一程,把个清流后生张之洞,当作左宗棠的接班人来培养了。不知有意无意,左死后,朝廷谥以文襄,后来,张去世,亦被谥以文襄。曾、左、李的地盘,都是自己打下来的,任其发展,朝廷如坐针毡,总有不安。而张之洞的势力,是朝廷培养起来的,其根基,在上不在下,当然会听朝廷的话,如根基在下,像曾、左、李那样,就难免要下克上了。

   要牵制李,把张放到哪儿去?放在两广太远,够不着,放在两江太近,那不是互相牵制,而是相互拚刺刀呢,这对朝廷也不利。从极权地缘政治上来讲,最好搁在湖广。湖广在长江中游,两江在长江中下游,顺流而下,便以上海为门户,江宁为玄关了。坐在湖广,不仅可以长江为纽带,拽住李“条条”的尾巴,还能脚踏两湖,看守着湘军的老家,当年朝廷安排官文在此牵制曾氏,等于是扣压了湘军家属作人质,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

   从两江反观湖广,李鸿章则以湖广为内地,有了轮船招商局,便利了他的势力沿长江而登堂入室,将内地煤、铁输入两江,去发展他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使上海不仅与天津还与武汉连成一体,划一个这样的圈,是他的得意之笔。

   你有你的打算,可朝廷也有朝廷的安排。朝廷想在李身后,再造一个官办而非官督商办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来制衡李的战略布局。李一念初起时,顿生反感,但,稍思,便知其为机遇,为他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从沿海向内地发展提供了机遇。朝廷知其一,只知再造一新兴势力来制衡李,而不知新兴势力的崛起,反而要靠李来支持。也就是说,在武汉造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需要上海为它提供人才、资金、技术以及企业运营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支持,而支持的过程,便是上海模式向内地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李的“首长所有制”和“首长发展战略”向内地深化的过程。张也知道,他修卢汉铁路离不开李,所以坚持南段归他,北段归李,而造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就更需要李支持。

   因此,两人先要相生,然后,才谈得上相克。所谓“相生”,实为双赢。以修卢汉路言之,张本以局外人进言,被朝廷采纳,成了赢家。李退而求其次,放下“清通路”初议,来修卢汉路北段,看似不得已,实则欲以卢汉路由北而南,以火车贯通两河流域,以轮船连江海为一体,统统入其彀中矣。

   观李鸿章始议“清通路”,用意太露骨,不仅招来反对修铁路,即便主张修铁路的,也多半反对修“清通路”,因为修“清通路”明显是在发展淮军地盘,“清”指清江,即今之淮安,“通”指通州,把清江与通州连起来,如此海、陆并行,两手抓,这也太“李合肥”了!所以,朝议大都倾向于修从卢沟桥到武汉的铁路。而李来搞卢汉路,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于清通路受阻,实际上,其欲以卢汉路拓展战略部署,这就等于他在规划中原,以江运、海运和铁路画了一个圈,将直隶、湖广、两江都圈起来了。

   李张二人划的这个圈圈,后来,竟然成为新中国的起点。什么叫“相反相成”?什么叫“相克相生”?由此可见。五德终始,五行运之,可以说,此圈圈划成之日,便是清王朝寿终之时。君不见,此圈圈之交点——武汉,岂非辛亥革命的原点?观其与南京互动,于万里江山开出共和国的局面,岂为偶然?履霜坚冰至,冰冻三尺,原非一日之寒,不要忘了曾有那么一位老人以上海为起点划了这么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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