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1949以来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5 次 更新时间:2020-08-08 19: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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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近代以来, 流入上海的苏北人数量众多, 其中绝大多数人从事下等职业, 这导致了对苏北人的普遍歧视。这种现象在上海长期存在, 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苏北人所受歧视的程度有差别,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移民城市内各群体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 曾经有过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趋于消解。这体现了时代进步, 也反映了上海城市社会关系不断缓和的趋势。

   关键词:上海; 苏北人; 歧视;

  

   上海开埠以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 外来人口竟然占据了85%, 其中苏北人是较大的移民群体, 约占上海总人口的13.7%, 1990年代上升到17.3%。1尽管作为城市人口最为庞大的群体之一, 但上海苏北人的地位并不高, 居住条件、职业、风俗习惯、穿着和方言等遭到了自认为是城市主人的苏南和浙江一带吴语系移民的歧视。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其中最重要的相关研究是美国学者韩起澜 (Emily Honig) 的著作《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 (以下简称《上海苏北人》) 。2该书从上海苏北人的生活、工作、习惯, 以及本地人、江南人和外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着手, 逐渐深入到上海苏北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被歧视的现象, 同时也分析了上海苏北人这一群体逐渐形成一个“部族”的原因和过程。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1949年后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

   上海苏北人遭受歧视及其最终消解,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歧视形成与普遍存在、有限歧视阶段以及歧视消解阶段, 分别对应于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 以及改革开放后30年三个时段。

  

   一

  

   第一阶段是对苏北人歧视形成时期。上海开埠以后, 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 逐渐在各自移民群体的基础上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同乡会、互助会等群众性团体。中国人历来都有同乡情结, 重视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网络, 初识之人往往因为同乡关系而陡增信任和友谊, 同时, 这也容易带来与异乡人的隔阂, 这在上海的移民群体中也同样难以避免。不过, 在近代以前, 尽管有全国性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南下, 以及因战争致使人口骤减, 从而导致朝廷采取人口迁徙政策等情况, 但总的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不是时有发生, 而且流向相对单一, 其中所发生的地域性歧视并不具有普遍性。在近代上海, 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和持续时间都与此前有明显的不同。一是人口流动的规模。仅从上海城市人口的85%为外来人口就可以看出,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绝大多数的外来人口不但彻底改变了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 也使得城市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上海由此成为最大的移民城市。二是人口流向的变化显得更为明显。此前古代中国发生的人口迁移一般来说仅仅是由某个区域流向另一区域, 而发生在上海的移民浪潮, 则是从四面八方的不同区域流向同一个城市。三是人口流动持续的时间跨度也非常大, 可以说贯穿了整个近代上海一百年。在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和长时间的跨度等因素的影响下, 上海逐渐形成了包括江南 (或苏南) 与江北 (或苏北) 两大群体在内的众多基于同乡 (地缘) 网络的移民群体。除了地缘不同之外, 这两大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吴语系江南人大多从事体面的工作, 而苏北籍移民从事的职业却相对低层, 加之逃难而来, 居住条件之差有目共睹, 生活境遇上的种种差别遂导致了地域歧视现象的产生。

   韩起澜在《上海苏北人》第四章《族群因素的作用:上海劳工市场中的苏北人》开头即指出:

   从业, 较之任何其他经历更能决定苏北人在上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可能谋得的工作影响到他们住在哪里, 他们的生活水准, 和他们同其他移民群体的关系。他们的就业格局对于影响民间将苏北人当作一个阶层的认识更为重要。反过来, 有关苏北人的流行看法又是界定他们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苏北人这个类别不仅说明了上海下层无产者的内部阶层, 而且提供了有关它的组成成份的解释。换句话说, 上海劳工市场产生了族群因素, 同样地, 族群因素反过来又影响上海劳工市场。3

   事实也的确如此, 就职业而言, 上海苏北人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收入低的脏活累活, 例如旧上海时期的人力车行业中绝大多数是苏北人。上海市社会局曾经对上海的人力车夫进行调查, 在《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中深入分析了304名人力车夫的籍贯状况, 其中苏北盐城124人、东台91人、阜宁46人、泰县14人、江都4人、高邮3人、宝应2人、江浦2人、宿迁1人、通州1人、泗阳1人、淮安1人、海州1人, 共计291人。剩余13人分别为宜兴2人、上海1人、掖县3人、临邑2人、济南1人、湖北1人, 籍贯不详者3人。4据此, 苏北人占总数的95.7%, 而苏南人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尚不到1%, 其他地区为3.3%。很显然这个比例放大到全市来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差异。同样, 根据当时的一些数据反映在江南其他地区, 人力车行业从业人员地缘构成的情形与上海也大致相似。由此可以看到, 在人力车这个行业苏北人占了绝大多数, 尽管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强度高、收入底的职业并非苏北人意愿, 但是这的确造成了人力车行业为苏北人所“垄断”的情形。当然这种“垄断”仅仅是一种被动或被迫的行为, 同时这也会造成两种情况的产生:一是这个行业更容易接受苏北人, 或者说苏北人更容易进入这个行业;二是苏南人对这个行业因此产生轻视, 不愿意加入。

  

   二

  

   第二阶段, 即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是对苏北人有限歧视阶段。之所以将对上海苏北人的歧视归纳为有限歧视, 有如下原因:

   一是歧视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消失, 在近代上海长期存在的歧视苏北人的观念并没有在短时期内消解。上海解放以后, 政权转入共产党人手中, 由陈毅领导的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随即开展了平稳的交接工作, 城市并没有发生一些人预想的动荡, 秩序一切照旧, 甚至连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队伍也得以继续留用。毫无疑问, 在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的情况下, 各职业层次同样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苏北人集中的行业无论在何种政权领导之下在短时间内都不可或缺, 各行各业人等依旧照常工作。

   经济基础往往决定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解放之后的上海。尽管1949年之后的上海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改变, 但从表面上看, 它的界限划分却仍然可以找到非常明显的地域特征, 苏北人仍旧主要集中在非技术行业中。例如, 一份1958年三轮车夫的调查显示了其中77%的三轮车夫是苏北人。一份1980年代初的调查指出, 澡堂服务工人和理发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苏北人。苏北人和理发行业的关系非常密切, 以至于这个行业的行话仍然是苏北话, 即使是在那些不是苏北人的理发工人中也是如此。5城市环卫部门中的大部分工人也是苏北人。6对苏北家庭几代成员的工作的调查显示了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往高的职业层次流动, 而据另一调查所示, 三分之二以上的年轻一代苏北人在非技术行业工作。7另外, 一份1984年一所位于苏北人集中地区的学校初中学生毕业后工作分配情况表显示, 其与1949年之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多数人加入了失业青年的队伍, 而那些运气比较好的人也只能被分配到工厂或者建筑工地当工人, 或者是到城市环卫部门当街道清洁工、垃圾搬运工和厕所清洁工人。④

   既然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所能从事的职业依然与解放前无异, 加之经济收入和居住环境并无实质性变化, 存在于上海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职业层次、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差别继续长期存在, 那么上海苏北人被歧视也就无疑有了继续存在的环境。在新中国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于当年上海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差别、对立以及歧视大多记忆深刻, 有人在博客中这样回忆:

   确实, 小时候父母一般都会告诫我们, 不能与他们交往。1964年我上初一, 班级里的同学明显分为两个群体——棚户区的与非棚户区的。住在华山路、泰安路、新华路的同学大部分是高级职员或资本家家庭出身, 条件好的, 初二就骑英国“兰苓”三飞自行车上学, 身上的衣服, 都是父亲的条纹西装改的, 或者干脆就是解放前美军夹克, 个别同学甚至戴手表, 玩柯达照相机。而左家宅、牛桥浜、西新街、汪家弄的同学, 父母收入低, 子女多, 往往需要申请“人民助学金”和学杂费减免, 衣服也是打满补丁, 口音带着明显的苏北腔, 在班里颇受歧视。班里“好人家”出身的同学, 背后叫他们“辣你妈妈” (这是一句苏北方言骂人话) , 但绝对不敢当面称呼, 会引起苏北籍同学的公愤而遭群殴的, 后来干脆称他们“法国人”, 这也是带有明显歧视的称呼, 但不知出何典故?当时文革尚未开始, 班主任是个苏北籍老太婆, 可能是南下干部, 精瘦, 极凶, 绰号“谢喇叭”。上课都敢抽烟, 手指蜡黄;经常不断用非常恶毒的苏北普通话责骂调皮学生尤其是“好出身”家庭的学生, 动不动就说:“少教所的大门是敞开的, 我一张条子就可以让某些人进去。”同学许君, 无锡人, 爷爷是资本家, 住在新华路“外国弄堂” (现在已成长宁区的旅游景点) 的洋房里。同学张君, 杭州人, 住在新华路红庄 (解放前中国银行高级职员公寓) 。我们三个情同手足形影相随, 在班上是捣蛋鬼, 尤其讨厌谢喇叭上课骂人。8

   二是能够继续留在上海的苏北人大多获得了上海户口, 成为城市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同时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同样使他们至少在政治上成为了所在企业的主人。韩起澜在《上海苏北人》第七章《无形的不平等:1949年以后的上海苏北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 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分解和消除中国社会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现象。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 中国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 其目的之一旨在减少阶级差别和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诸如苗族和壮族等同胞的歧视行为。与此同时, 以籍贯身份为基础的组织也被消除了:同乡会组织被取缔, 自从1958年开始从农村地区移民城市 (如上海) 的行为遭到了禁止。共产党认为苏北人是部族歧视的受害者和被剥夺公民权的工人阶级的缩影, 而且希望苏北人问题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上海解放以后, 人口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 由1949年的500万上升至1952年的620万, 在增加的人口中2/3是农村人。9到1957年间各地移民涌入上海的数量达到400余万, 其中1951年就有100多万人进入上海。此外出生率也升高, 1951年到1958年期间, 共有219万婴儿降生。10也就是说, 在1958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度之前, 400余万外来人口及出生在上海的219万子女都顺利取得了上海户口。从户口的意义上不难理解, 这些拥有了城市户口的人, 不管是上海江南人或者上海苏北人, 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城市真正的主人。而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 各行各业的工人在公私合营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工厂企业的主人。于是, 既然工农翻身做了城市和企业的主人, 职业不分贵贱, 那么在此种意义上以籍贯不同和职业高低而造成的歧视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

另外, 新中国以后的严格的计划体制之内, 上海城市户口成为具有很高“含金量”的优质资源, 拥有这样户口的人产生了特殊的优越感, 新的上海人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 而与此前上海人作为一种地域概念与移民群体概念的结合具有了很大的差别。由此, 还产生了对上海农业户口居民的新的歧视, 以至于这些所谓的“乡下人”没有产生对上海的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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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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