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8 次 更新时间:2013-04-20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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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重读中国史”,怎么重读呢?其实我的角度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读中国历史。

价值重建与重构历史样式

中国历史上每遇社会转型之际,必有价值重建的需求,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念重建社会治理结构,观念的发展先于并带动社会转型,才有价值重建,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只是每一次重建应该是对人的更进一步认识,更接近人性,更为合理。

在这里,价值观指的是历史观,有了历史观才能重构历史的样式。重读历史就是重构历史样式。

殷周之际———从尊神转向尊民、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历史,乱臣贼子惧,害怕此前从未有过立此存照,开构筑历史样式之先河)、秦汉之际(法儒、霸王道杂之)———一方民本,一方面攻民、弱民、愚民,以吏为师,官是老师,儒家与法家互为表里,民本不是为了民,而是为了权力,民不是目的,水能载舟,民本主义的本质,权力和资本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不一样的是资本交易,权力强制。

司马迁一出,为个人立传,除帝王本纪,取舍以对文明的贡献,司马光《资治通鉴》——— 构筑了王朝史的历史样式。1949年以后,唯物主义的历史样式———是根据革命的需要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价值观重构五朵金花的历史样式———农民起义(乱臣贼子),社会分期、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形成等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

历来写史,都以王朝为本,以帝王为中心,即使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为主线,写来写去,也都是改朝换代和开国皇帝的故事,那根线,还捏在王权的手心里,被王朝史观牵引着,进入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上,以人民与革命来“反封建”,反了千年,反掉了多少个王朝,也反不掉王权,反不出王朝中国和王朝史观,反来的只是王朝重建。为公平正义自由起义,建立起一个新的压迫公平正义自由政权。

今天反思阶级斗争屏蔽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所以要价值重建,众说纷纭的观点和个人的叙说历史的热情,但还是碎片化,用一种新的价值观,重构一种新的历史样式,至少让个人能够在历史中安顿。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个体性”,重构文化的江山,勾勒一个新的历史样式。什么叫文化个体性?文化承认民、群一直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尊重个体,每一个个体都生长在文化的江山里,以文化个体性,对历史进行价值重估和本体重建。

文化的江山是什么?

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难逃一亡,惟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文化中国又称文化的江山。

表象易逝,王朝只是命运一出戏,帝王将相跑龙套,跑完了就要下台去,天命如此,他们不过刍狗而已。改朝换代,但江山不改。文化的江山,承载着历史,承担着未来。

“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两朝已去,可关山依旧,明月依然,这关山啊,就是文化的江山!在王朝的江山以外,我们还有文化的江山。我们自信不是王朝中人,但不能不是文化中人;我们可以认同一代王朝,例如,我们自称“汉人”,号称“唐人”,但绝不会自认为“清人”,那是文化对王朝的扬弃,因为“汉唐气象”——— 汉人的史(司马迁)和唐人的诗,早已渗入我们民族精神的根柢。

文化的江山里,没有统治者的位置,要坐文化的江山,必须对人类文明有贡献,中国文明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要以对世界文明有贡献来排座次,打打杀杀,阴谋宫斗,不是对文明作贡献,是糟粕。

文化的江山是什么?总之,以自然形态言之,它为“江山”;以社会形态言之,它是“民间”;以文化形态言之,它叫“历史”。

山林有禅,那是思想者的家园;江湖有侠,那是革命者的空间;乡村有老农,那是陶渊明式的老农;市井有文人,那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余还能打铁的文人,是视死如归,能以一笑操琴而绝,死于最高存在的文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文化的江山不是“王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那是毛泽东站在文化的江山立言。天下未定,王朝未立,他要先在文化的江山里占上风,在历史的本体上安顿好自我。如其所言,汉史的江山,司马迁为王者;唐诗的江山,李白、杜甫最风流;先秦诸子的江山,谁是王侯?魏晋风度,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为代表。那是有担待的,对司马家政权合法性的质问。

因此,文化中国不是王朝中国的另一面,也不是政治文化化的展示,它的存在,无需以王朝中国为前提,并非靠了与王朝中国相对而言才被提及,它独立于王朝中国,虽然历代王朝都企图覆盖它、遮蔽它,但它却有着使王朝中国难以覆盖的更大的文化空间,有着使历代王朝无法遮蔽且贯穿于历史长河的连绵时间而趋于永恒。

重读中国历史,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不要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读,不要用“资治”的眼光读,以诗性之眼、文化之眼、文明之眼,能读取文化的江山,用“资治”的眼光,只能围绕王朝打转,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和打来打去。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用了诗性的眼读取江南,诗中有“我”,“我”在选择,放下王朝,他抱住江南——— 诗的江山。陈寅恪“以诗证史”,亦是诗性的,一部《柳如是别传》,以其文化个体性,向我们展示了一座文化的江山,还是江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江南。

谁是“我的祖国”?

在文化的江山中重读中国史,可以解决如何确认我的祖国问题。“热爱祖国”,从来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绝对命令,宛如天命。“祖国”与生俱来,仿佛自明,就在你身上,你身边,无须你确认。

如果有一天,有人突然问:何为“祖国”?“祖国”在哪儿?你那灵魂深处,便会有如春雷一震,才觉得:原来“祖国”并非那么自明,它还必须确认!这时,你就不得不寻思:

“祖国”是祖宗之国,这是对“祖”的确认,是从古到今的血缘认同。“祖国”是所居之地,这是对“国”的确认,是从家到国的地缘认同。

辽阔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这就是“我的祖国”,一座文化的江山,是在血缘地缘怀抱中生成的文化中国,这种更为重要的文化认同,才是我的祖国。

王朝如衣裳,脱了可以穿上,文化的江山是本体,本身还在成长,还要换衣裳。换了秦汉换魏晋,换了唐宋换辽金,换了辽金还要换元明清。因此,要把“换衣裳”的王朝史与还在发展的中国史分开。

我们都来自历史,很想把自己安顿在历史里。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可我们不想把自己安顿在在一个打打杀杀和阴谋诡计的王朝里,我们不相信几千年的中国除了王朝史就没有别的历史。

有一首歌,《我的祖国》,这样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歌,我们童年就唱过,一直唱到了知天命之年。歌词里的“祖国”,是土地和人民,是生活和风情,是一腔热爱和平的意愿和一颗勇敢者的心,它离我们很近,跟我们很亲,表达了一种深情。

这是我的祖国,把“自我”安顿在那里,才能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解决了史观问题,我们就不会再有“祖国啊我爱你,可你不爱我”的伤感。文化的江山才是我的祖国。

如何走向文化的中国?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这样一条通往文化江山的“自由之路”?

我们以为是有的。自由,是所有社会存在的基础,就像水和空气一样,对人来说,不可或缺。所以,我们不惜拿自己去换金钱和权力,任凭金钱和权力拿走我们最宝贵的自由而不自知。劳动力有价而自由无价,就像我们不必花钱买空气一样,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花钱买自由,因为没有哪一个统治者买得起所有人的自由。

第二,从文化的江山如何处理孔子和儒家问题,不是从儒家传统走向文化中国,也不必在儒家传统里讨生活,所以,犯不着舍近求远回到儒家传统中去。文化中国从原生态来看,不仅是儒家,还有老庄之道,四书在孔子之前就有,还有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有乡村城市自治的传统,现代化转型是否回归儒家———这个题目是个伪问题,回归儒家,儒家在哪里?如果还在孔子那里,还回得去吗?对历史上的儒学要区分看待,要把儒学分为官学和私学,孔子本身也存在着官学的孔子和私学的孔子,我们赞美私学的孔子。

儒家传统里也有好东西,例如书院,我们在书中称它是“共和国的根”,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多半从书院里走出来,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可谓书院文化代表。或问书院在哪里?在山林,在江湖,在田野……总之,不在王朝。中国民间社会,从来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渊薮,而书院,便是民间思想者集散地,是他们改造中国的根据地。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儒家传统里虽然有书院,但书院却不是儒家传统的专利,各家各派学说都集合在这里。

儒学是历史遗产,我们应该继承,但不应该躺在历史遗产上当啃老族,所以不应该回到老祖宗那去,应该回归自我,现代化转型不是儒家转型,是我的转型,要转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个体性。人权是人权,传统是传统,这两个概念不对称也不对立。人权是相对于专制专权而言的,人权与自由、民主、法治一系列概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儒家概念里,讲究的是社会的秩序,个人的本分、克己,从根子里虽然与自由、民主、法治不相悖,但是,儒家文化确实不具有生长这些现代文明的因子。

我们反对儒家传统,反的是王朝中国里儒家意识形态的传统,不反民间社会的儒家传统。儒家传统在民间社会,会与时俱进,会自我更新,不像它在王朝中国里那么神圣,竟然以“天不变道亦不变”自命。因此,我们反对那个被王朝中国圣化的孔子、那个活在圣人观里的孔子,我们对王权主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了对孔子的批判,我们走向文化个体性的自觉,前提之一,便是来自对孔子的再认识。

李冬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著有《文化的江山——— 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 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自由的款式》等。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整理)来

源: 南都公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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