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四"运动，人们说得太多，赋予了太多的意义。

说得太多，不是运动本身说不完，而是总有人还要说一说。

这就是历史运动对于未来的感召力，说了孔子，说"五四"。

此次金融危机，我们学会了一个新词，叫做"杠杆率"。这个词，似乎也适合历史研究领域，如果历史人物被说得特伟大，那就应该去高杠杆化。

高杠杆化的祖师爷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他这样说时，有如外星人。他的美国子孙说，给我一个华尔街，我能撬动世界。

而中国人则说，给我孔子或者"五四"，我就能撬动中国历史，以至于谈传统，必以孔子为"至圣先师"；论现代化，一定要从"五四"开始。

眼下，全球金融界都在去高杠杆化，华尔街从温暖的泡沫里醒来，准备过冬。可依然还有沉浸于高杠杆化的快感中的人们，躺在泡沫里吟唱：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们不想面对"危机"，就把它拆成了"危"和"机"，以巫术驱使汉字，专门投"机"，以美元加国学–儒教资本主义去救世。

真是过把瘾！中国影视圈已在开拍电视剧《孔子》，加上早已空投了许多孔子学院到世界各地，用孔子撬动世界，让世界随孔子磕头作揖行周礼，多么有趣！"一战"后，梁任公欧游归来，欲以国学救世而未果，如今正其时矣！

孔子和"五四"，如跷跷板之两端，压一压孔子，"五四"就跷起来，压一压"五四"，孔子又跷起。如此把玩历史，是一套高杠杆化的政治把式。

高杠杆化，使孔子成了新的"圣之时者"–美元加国学的标志。

有人来跟时尚唱反调，李零先生以"我读〈论语〉"，读出了一个"丧家犬"孔子，这是去了泡沫，还原为本质的孔子，颇有"夫子自谓"之意。

还原了孔子，不妨重温一下"五四"，笔者虽不才，却鼓足了"当仁不让"的勇气，试抛一不起眼之小砖头，以期待文质彬彬的怀玉君子。

一、五四运动赢家

"五四"是什么？答案是现成的，狭义和广义兼有。

狭义"五四"运动，是指学生运动，也就是运动本身那些人和事。而广义"五四"运动，则是被运动当事人和后来人"说"出来的运动。

所以，我们看五四运动，要看当事人怎样"做"和后来人怎样"说"。确认当事人"做"，是事实判断，理解后来人"说"，是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虽有出入，但前因后果，大体清楚，而价值判断，则言者各取所需，"五四"是个好东西，大家都来说，口水多了，起泡沫。

有一种说法，说五四运动，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这样一说，就把五四运动，说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去了。

这是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说的，后来共产国际被取消，这样的说法，也就变了。因为毕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马列主义，不是五四运动，而且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巴黎和会，不是苏俄革命。

那么马列主义，是不是五四运动的思想之因呢？也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不是在"五四"之前，而是在"五四"以后，是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马列主义不是运动的种子，是运动的养料，它适合中国胃口。

所以，运动的思想基础，不是从苏俄来的，是自家的，运动的当事人里，思想上还没有马列主义那一套，有的是北大和《新青年》那一套。

北大和《新青年》那一套，当然是自家的，说它们形成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伦理，大体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自家的也要区分，是用了老家底里的传统文化，还是用了正好流行的新文化？其实，都用了。

当时，新旧两种文化都在救亡，都投入运动，可有历史意义的，偏偏只有新文化，而且是运动化的新文化，并非学理型的新文化。历史学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叙述策略？这分明是一种文化政治化的历史目的论的选择。

这一选择，仍使列宁居于历史目的论高端，而陈独秀则被文化政治化提撕起来，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的司令部，难道是《新青年》？

《新青年》作者都是个人主义者，读者多半也是个人主义者，其宗旨就是要造就个人主义者。在个人主义的大本营里，哪有"总司令"的位置。

他要是"总司令"，何至于亲自跑到街上去发传单以至于被捕？

中国传统文化有圣人，没有"总司令"，新文化有新思潮，有自由化言论，却没有圣人，也没有"总司令"，"总司令"是在运动中被运动出来的。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通常被认为一前一后，其实是一个运动的两面，就启蒙而言，为新文化运动，就救亡而言，为五四运动。启蒙不需要"总司令"，所以"总司令"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出来的。救亡需要"总司令"吗？这要看运动到了哪个阶段，到了政治化阶段，"总司令"就像瓜熟蒂落一样诞生。

胡适有学术观点，陈独秀有思想路线，搞运动，不妨如胡适所言"大胆假设"，拟一条思想路线，却不能"小心求证"，用"求证"去推动运动进展。

运动的进程，居然沿着陈的思想路线前进了，从言论自由化–《新青年》，到文化运动化–新文化运动，再到运动政治化–建党，在其思想路线的终端，运动的最后阶段，他终于完成了从一介书生向"总司令"的转变。

可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运动是必然的，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是"哪几个人"？他后来在纪念蔡元培时写道，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其中有他。

这是指启蒙那一面，他认为，还是三驾马车，并非一个"总司令"。然而，在救亡那一面，学生跑到了先生的前面，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是当时公认的学生领袖，可陈独秀并没有提起他们，以为运动的重心还是启蒙。

陈这样说来，并不过分，青年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作为例证。

毛曾表示，在他成为马列主义者以前，言论方面，对他影响大的有两人，一是胡适之，一是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以后，他就不再提胡适之了。

对于陈独秀，毛用"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的眼光来看，看到的不再是以笔为旗的书生，而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的"总司令"，好像五四运动，不是因为"巴黎和会"而爆发，而是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本来，建党是接着五四运动往下说的，可说着说着，就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为了建党而发生，不是原因导致了结果，而是结果决定了原因。

毛的"总司令"说，就是站在建党的立场上来说的。

陈作为"总司令"，当然是笔杆子"总司令"，理应统帅一支言论大军，但言论却不是好统帅的，笔杆子的主义之争，不亚于军阀混战。

运动期间，除了马列主义跑到中国来了，哲学家杜威和罗素，也分别跑到中国来论战了，古人有清谈和党争误国说，现代则有主义之争。

笔杆子难免主义之争，枪杆子呢？也玩主义之争么？清谈误国，党争误国，主义之争也误国。何谓主义误国？胡适在《三谈问题与主义》中写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人类受这种劣根性的遗毒，也尽够了。

吴佩孚是个主义玩家，其"主义"多，"主意"也多，如果说陈独秀能算得上笔杆子"总司令"，那么吴佩孚就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枪杆子"总司令"了。当时用枪杆子参加五四运动只有他一人，是他在运动中放出了胜负手。

五四运动中，他异常活跃，"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凡所通电，皆中肯要。"一方面，他表示支持学生运动，抗日救国"愿效前驱"；另一方面，他主张因势利导，借助民意，不惜一战，打倒皖系政府。当时，上海《时事新报》评论指出：于此之际，苟有人焉，起而代为国民为之，国民无不乐而赞成。

吴氏出兵，一战而胜，自谓：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陈独秀肯定吴氏的胜利"是一种革命行动"，李大钊指出：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面前。

于是，吴氏成了"中国当代第一号人物"，在西方观察家眼里，吴氏是"保障人权之伟人"，其"诚实和勇气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吴毕竟是军阀，一上来，便向总统徐世昌开出清单，要徐一一照办。徐阴违之，吴氏倒徐–将"爱国主义"进行到底，而徐则不得不为"卖国主义"作解释，结果吴赢徐败。吴赢了，赢在"主义"–爱国主义；徐输了，也输在"主义"–卖国主义。呜呼！政党有政党之主义，军阀有军阀之主义，"主义"之争也，于此为甚焉。

吴氏和北伐军的胜利，奉直军阀以为乃主义所致，遂仿效之。

孙传芳以"三爱主义"，来对抗"三民主义"；张作霖则在"三民主义"之上加了一个"民德主义"，变成"四民主义"，东施效颦，亦可笑也。

总之，五四运动，不光是笔杆子运动，还是枪杆子运动，以学生运动始，以军阀混战终，吴佩孚用枪杆子玩爱国主义，成了五四运动的赢家。

二、国民党的“反动”

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第一个政治成果，就是吴佩孚。

不过，吴后来失败，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他在五四运动中曾扮演的武生角色，就被作为历史垃圾扔了。这算不算泼脏水，倒掉了婴儿呢？

本来，五四运动，也是"文武之道，一弛一张"的，可扔掉了吴佩孚，运动，就变成了单纯的新文化运动，缺了一只胳膊，短了一条腿。

于是，我们只看到了学生爱国运动的一面，而忽视了军人爱国运动一面；只看到了北大和《新青年》的影响，而忽略了军阀亦有爱国立场。

作为运动本身一部分的吴佩孚出局了，对运动拥有话语权的，是国共两党。然而，运动中，国民党并未介入，而共产党那时还没有成立。

"五四"期间，孙中山在上海，虽然发动社会各界支持运动，但那只是他个人的表态，国民党却没有跟着投入进来，没有吴佩孚的反应快。

而共产党的创始者陈独秀等人，投入运动也是以个人身份。

国共两党，关于五四运动究竟由谁主导，一度引发笔战。

当时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运动没有任何政党或政团介入。

但他又说，当初孙中山支持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便伏有了运动的先机。这样说来，蔡元培就仿佛成了埋伏在北京城里的一匹卧槽马。

这样的话，傅斯年也说过，他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本想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抬举一下，这一抬，反而把蔡元培贬低了，使自由主义的主张，变成了政治预谋。

如此说法，不仅提撕了蔡元培作为国民党党员的尴尬，更道出了国民党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尴尬。那时，蔡以南人居北方，常常被人误解。

有人说他是南方奸细，与孙中山最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因此，号召北方人，千万不要上他的当。而章太炎以浙江督军卢永祥为北人而欲驱逐之，蔡元培反对，章即斥之曰：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欲作南方之李完用耶？蔡只好以"南人北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来为自己辩解。

对于新文化运动，国民党一直都没有重视，作为一个党派，大体游离在运动之外，其个别党员投入运动，如蔡元培等，是以个体方式，而非以党派方式；他们所表现的，是文化的个体性，而非党性。后来，戴季陶说，倘若那时国民党人肯一致赞成"文字革命"的主张，以革命党的党义来鼓吹起来，何至于要等到陈独秀胡适之来出风头？面对陈、胡之流，国民党尴尬得不得了。

当然，也有尴尬之余，没有反省，反而破口大骂的，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自满清以来，就被人搞坏了，不仅被皇帝和政客搞坏了，还被洋大人和买办搞坏了，从张献忠到共产党，全都挖坑，挖了一坑又一坑，令人难防。说这话者，是北伐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叶楚伧。

胡适读了叶的文章，很反感。叶虽然没有明说新文化运动是挖坑，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说胡适便是挖坑者，但叶的字里行间是含有了这意思的。

胡适眼明心亮，给了叶当头一棒："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温文尔雅的胡适居然抡起了言论的大棒子，用了宣战的口吻。

他先问：清朝以前，中国可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是，"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女子缠足，缠了一千多年，士子做八股缠脑，也缠了五六百年，而"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又何止五六百年？

缠足，缠脑，都不能算美德，守节可悲，但也不能算美德。

作了这样的基本判断以后，胡适表示"不能不进一步质问：叶部长所代表的反动思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如果叶的代表性毋庸置疑，就必然要引发如下问题：国民党自命反封建，何以叶会如此拥护传统文化？

再追究下去，胡适又问：在新旧文化的问题上，国民党究竟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在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能占什么地位呢？

于是，胡适来跟国民党算老账，其一，国民党当国，一切法令公文，都用文言，不用国语；其二，国共合作，造就绝对专制，使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其三，国民党有一种反新文化的倾向，说现在的思想紊乱和道德堕落，都是"陈匪独秀胡适"两个人的罪恶。以此三点，胡适确认，国民党是反动的。

究其"反动"根源，在于极端民族主义，而根子就在孙中山。胡适指出，孙氏三民主义里有两种东西作怪，一是"西学中源"，认定，凡是西方的好东西，都是我国几千年前的旧货，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国古已有之；二是中国"道德优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可以"驾乎外人"。这两种东西，都是晚清遗物，被孙氏拿来做他的三民主义。以此眼光，来看新文化和旧道德，当然要着眼于旧道德了，因为新文化多是外来的，而旧道德是本民族的。

胡适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运动拥护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科学，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后来加上一位穆拉尔姑娘–道德，中山先生既欢迎科学，又推崇民治，这与运动的方向一致。

可孙氏三民主义，极力抬高旧道德，就与运动背道而驰，使读者真以为中山先生相信"欧洲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了。

胡适骂叶楚伧反动，骂国民党反动，但他没有骂孙中山反动。在追查了国民党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以后，他想为国民党补上新文化一课。

他以国民党联俄、联共为标志，将"中国文艺复兴"分为两阶段，一是以西化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二是以北伐为代表的国民革命；联俄是西化的结果，而联共则是北伐的需要。在联俄、联共的旗帜下，国民党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

他特别提到了孙中山，以为孙氏能体验五四运动的真意义。

他说，孙氏曾致信海外国民党党部，言：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五四"之前，孙氏三民主义抬高旧道德，贬低新文化，"五四"以后，孙氏三民主义逐步向新文化运动靠拢。其"新三民主义"，在共产党看来，便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胡适看来，则是三民主义加上新文化运动。

三、新文化的底线

国民党骂新文化运动，将陈独秀与胡适放在一起骂。

"陈匪独秀胡适之"，意思是，共匪陈独秀你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就是"胡适之"，就是打问号，确实，胡适是国民党的一个大问号。

当年，胡适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就希望国民党打"五四"牌，不要老是扛着旧道德的招牌来说事。通读此文，感觉胡适对于"五四"，还是有"主义"的企图，还指望他那套个人主义哲学，能变成自由主义政治。

可国民党恰与他的希望相反，从民族主义走向了国家主义。胡适指出，当时国家主义，有两种极权形态，一是苏俄式的，另一是法西斯式。不幸的是，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先采取苏俄式，清党以后，又采取法西斯式。

对于"以俄为师"，胡适曾经欢迎。他从向西方学习的角度，指出，孙中山"以俄为师"，符合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方向，国民党从俄国学到的组织方法，是中国自向西方学习以来的第一个认真成果，并以此肯定了个人主义。

他说，近几年来，五四运动颇受批评，就是因为个人主义。

针对一班论者说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他以为是大笑话。问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

而且发展个人主义，也不妨"以俄为师"，他说，我们试看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还有一些人嘲笑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他指出，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都是这个时代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

由此可见，他把个人主义看作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文明的奠基石。然而，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运动日益显露出专制的倾向，扼杀了个人主义的理想，因此，胡适对于"师俄"大失所望。

国民党清党以后，胡适一度看好蒋介石，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老朋友蔡元培已经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同蒋合作了，他看好蒋，是爱屋及乌。

而他的另一位好友陈独秀，则在"师俄"之路上永不回头了。

胡适以为，"师俄"尚可，而法西斯化则破了新文化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是文化上的个人主义，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马列主义也好，三民主义也好，都要放在新文化的底线上来检验。马列主义被他检验过了，由希望而失望，因为马列主义里原有的个人自由因党治而消失了，而三民主义则被法西斯化了。

蔡、陈二人，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而今却因党争成为对手，蔡是"清党"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陈是"清党"首当其冲的中共领袖，学术可言"兼容幷包"，政治岂能"思想自由"？"党化教育"也随"清党"接踵而来。

胡适还坚守个人主义，而蔡与陈，已是党治中人了。

蔡主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根据该党"党化教育"精神，议定《学校施行办法草案》，开始在各校推行。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决议，以"大学院"取代教育部，以大学区取代各省区教育厅，在江、浙两省试行三个月以后，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成立，由蔡出任院长。

蔡就任后，提出教育化、劳动化和艺术化三项教育方针。

笼而统之的"教育化"，是以"党化教育"为前提呢？还是其本身就包含着"党化教育"，因而堪与"党化教育"并行不悖呢？对此，胡适没有追问，他信赖蔡。然而，他却没有区分个人主义的蔡和党治主义的蔡，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和作为大学院院长的蔡，两种不同的角色和身份，模糊了蔡的个体性。

蔡是要有北大的人文底色相衬，才光芒四射，光彩照人的，离开了北大，便黯然失色。北大的蔡，是以个人主义立校，以自由主义治校的。

而在南京政府里做官的蔡，被党务、政务纠缠着，如坐针毡，参与"清党"，可又无法面对血雨腥风。对于舆论，他无言以对，只好装聋作哑，连他的朋友周作人也忍不住撰文，对他口诛笔伐：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辉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

蔡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做他的大学区实验。大学区其实是一个教育乌托邦，他的根本点，在于从行政区划上将政教彻底分开，以免大学受到行政的干预，欲以大学院的学术化管理，取代教育部的官僚化管理。

依靠政治势力，而又想摆脱政治，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蒋介石北伐去了，留下教育的烂摊子任尔等折腾。北伐成功了，他便回来收拾。

收拾，从北大开始，国民政府决定，首先为北京大学正名。

先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以体现中华民国统一性；不久，又将"中华大学"改为"北平大学"，以示平定北京，次年恢复北大原名。

北大是蔡的发祥地，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将北大的名字改来改去，此举逼蔡挺身而出。蔡要捍卫北大，就要与政府唱对台戏，其结果，必然辞职而去。蔡一去，大学院便消失，大学区就解体，教育部复辟。

其实当时中国教育最大问题已不在教育部，亦非官僚化教育，而在新兴的苏俄式的"党化"和"主义化"教育，使国民教育适应"党治"。官僚化教育多少有些"公务"的色彩，还不至于非要"定于一"，因而还能兼容一下自由主义，给自由主义留一点余地。而"党化"教育，则有着鲜明的"党务"色彩，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定于一"，就是要彻底否定所有的自由主义。

作为国民党党员和作为自由主义者是相矛盾的。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必须守住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而作为党员，他首先必须坚持党性。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蔡元培，他安身立命于北大；作为党员的蔡元培，他还想在大学区的实验中留一根自由主义的尾巴。大学区收摊了，他将尾巴带到了中央研究院。以大学区实验来续北大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以狗尾续貂。

刚好那时上海各报纷传，有个名叫陈德征的人，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谴责法院审理"政治犯"时太重证据，使"反革命分子"漏网，主张有中央党部的证明，就可以定罪。

这位陈德正，是当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

陈的提案一出，胡适就针锋相对，呼吁：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人民都可以控告。

还是这位陈德征，也写了一篇文章，名曰《胡说》，斥胡适：不懂得党，不懂得主义，不懂得法律，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胡适看了《胡说》，批道：可怜陈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治。

本来，"政治犯"和"反革命罪"，就是党治主义的产物，是苏俄式的，也是法西斯式的，对于苏俄，胡适曾有好感，对于法西斯，他是一点好感都没有，他曾希望，国民党清党以后，能乘着北伐胜利的东风，回到新文化运动，以个人自由为起点，推动社会进步，没想到反而堕落到法西斯里去了。

他再也忍不住了，带着希望和失望，他写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一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新月》杂志上，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即使在今日也有其深远影响，平心而论，它们确实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章。

这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将他造就为一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但在今日之中国，却不失为一位具有深远眼光的政治思想家。

在革命的时代里，个人主义难有立足之地，对革命的体认，胡适不及鲁迅，鲁迅继《狂人日记》后，发表《阿Q正传》，前者是文化革命的寓言，后者是社会革命的传奇；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新的革命来临。

新的革命，已不靠传统士人，也不由学生来发动，而是取决于农民。农民革命将主宰历史，不管新文化还是旧文化，都要被踏在农民的赤脚下。

王国维和鲁迅，都认识到了革命的必然性，却作了不同的选择。

王氏《殷周制度论》，大谈"殷周之际革命"，预示了革命时代来临，他多么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一场像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革命，没想到革命召唤出来的却是农民，他不想在革命中偷生，不惜以一死捍卫其文化个体性。

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预言了一代病态而觉悟的革命者–"狂人"来临。由"狂人"呼唤出来的，却是成千上万的"阿Q"们，"阿Q"们在革命中"吃人"或被人吃。鲁迅作为"狂人"之一，没有逃避这场"阿Q"式革命。但他却像"狂人"一样，对革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如何能在革命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国民革命中既批判国民性而又不成为"人民公敌"？如何在压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前进而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这便是鲁迅！

鲁迅和胡适一样，一生警惕党化，与党化作斗争，从未成为党治中人。不同的是，鲁迅身处革命之中，而胡适并非革命中人。但胡适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典型，即以个人主义者的身份在中国如何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何既批评执政党而又与其政府合作，既为国家服务而又不放下个人主义立场。

胡适晚年曾说，鲁迅是我们的人。他这样说，是超越党派的，并非要来争夺鲁迅。其根据，就是两人毕其一生，都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各以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捍卫着新文化的底线。

四、运动中的个人

所有的运动，都是群众运动，可发动者，往往是个人。

发动的手段，并非运动本身，而是与运动无关的思想。

思想的星火，落在某个事件的导火索上，运动就发生了。

就此而言，运动是偶然的，是思想酝酿、传播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以某一事件为契机找到的一个突破口，可一运动起来，思想就搁一边了。

五四运动就是如此。评价"五四"，言必称陈、胡，就因为运动由思想所发起，以至于批评者，也将"五四"归咎于陈的的激进和胡的放任。

陈的激进，是个人主义的激进，胡的放任，也是个人主义的放任。被个人主义发动的个人要运动了，运动起来时才发现，群众运动排斥个人。

纯粹的个人主义者，其实是不适宜参与群众运动的，思想上的发动是一回事，参与到群众运动中去又是另一回事，个人之于运动，乃群众一份子，要个人主义者放弃了个体性，化作群众的一份子，除非他不再是个人主义者。

因此，当运动真的来临时，清醒的个人主义者，反而束手无策，他们既不能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又不愿成为运动的追随者，更不能离开运动。

有人说，五四运动的发动者，第一人当属蔡元培，因为没有北大精神就没有五四运动，而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精神，这样说来，当然也通。

但事实是，运动初起时，蔡并未以校长身份站出来领导运动，更未以国民党党员身份有计划有预谋的推动运动，使自发的群众运动走向政党运动，他把这两种角色和身份都放下了，只是以一个个人主义者的本分来面对运动。

当时，蔡是唯一具备了领导运动资格的人，北京学界唯其马首是瞻，他要不出头，运动就群龙无首了。假如，他来领导这场运动，运动很可能会有序得多，也许不会发生打人和放火的事件。可为什么身为大学校长就不能领导学生运动？当时没有人这样问，后来也没有人这样问，今日不妨来问一问。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两次运动，第一次他力阻，第二次，也就是"五四"这次，他没有去阻止，但还是劝阻了一下。

当学生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时，蔡元培在校门口挡了一下，问学生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作为代表向政府转达，学生没理他，走出校门了。

既然没有阻止学生的意思，为什么要去挡那么一下？是作为大学校长而不得不去那样表示一下？既不支持，又不反对，只好自居于尴尬。

让我们拿他和司徒雷登先生，就是被毛泽东"别了"的那一位，来比较一下，司徒雷登来燕京大学做校长，下车伊始，就碰上了五四运动，就职典礼，冷冷清清，学生都去欢迎出狱的同学，所剩寥寥无几，谁还来理他？

可他毫不介意，反而倍感欣慰，他给美国的同事写信，说：此时此刻正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燕京大学何幸生逢如此意义深远的报国时机。还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

我想，如果不是运动已近尾声，他很可能自己举着旗帜，冲到运动最前列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正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亲自带领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宣布罢课，并组织请愿团赴南京，他闻讯从美国赶回。有人以为，作为校长，他是不会支持罢课的，可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他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这使我们想起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所说的，"他是一个纯粹的人"，同样，我们在司徒雷登身上，也看到了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的光芒。

可运动中的蔡元培是怎样说和怎样做的呢？他的学生走出校门后，当天晚上，因火烧赵家楼，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是全校之主，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过了三天，被捕学生果然全部释放回来。可蔡元培却递交了辞呈，悄然出京，他留给北大师生的便条上开头就说："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出自《风俗通》，意为路旁小儿赞马快，乘者喜之，乃驱驰至死。他自喻为马，谁是"道旁儿"？

有人说指游行学生，有人说指北洋政府，其实都不是，是泛指群众。作为清醒的个人主义者，他不愿倒在群众的欢呼中，被群众的喝彩喝死。

于是，他走了。顾颉刚《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他，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可他难道不知，他的北大还有北大的师生们都处在风险之中？作为一校之长，他这时候难道不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平安无事时，他不妨辞职，大难临头了，就不该走。顾颉刚说，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

同样是自由主义者，同样是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内心单纯，充满了阳光，而蔡元培却不得不站在历史的幽暗处，显出老成，因为这是他的命。

蔡元培辞职南下，牵动了一个与运动无关的人，他就是严修。

严修为筹建南开大学正南下募捐，他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拜访，将教育部袁希涛次长来电出示严修。谓因五四风潮，深恐蔡元培校长地位动摇，严修德高望重，故欲请其速返北京，接任校长，助政府维持局面。阅后，严修请来人复电袁希涛，谓蔡的地位不至动摇，自己一时不能入京，婉拒政府请托。当时，内阁有免蔡之议，因教育总长傅增湘不肯副署，终未成议，傅因而辞职。

蔡行前，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提醒学生该回学校上课了。作为教育家，他倡导学术救国，教育救国。他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知教育之必要。他强调，学生救国在课堂，不在街头，救国要凭真才实学，而非贴标语，喊口号，作政治工具。

可没想到，他一辞职，反而使"挽蔡"成了运动的口号，真是"为之仁义以制之，并与仁义而窃之"了，谁要他是众望所归的"马首"？

不管他个人愿意不愿意，他都必须接受群众为他喝彩。

严修拒绝了教育部邀请，教育部又去物色其他人。于是，严修匆匆返津，致信徐世昌总统，谓"菊生我兄"：学界风潮，遂至此极。因由党人、教士推波助澜，亦由应付失策，举棋不定，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学潮愈演愈烈，严修甚为忧虑，担心新式教育有根本推翻之危险，始倡之者安知结果竟至于此？

严修与徐世昌为同年进士，称徐为"菊人大哥"、"菊生我兄"。不久前，他的这位"菊人大哥"，听说他正在筹建南开大学，带头捐了10万元。严修深恐此次学潮，会使他这位"菊人大哥"憎恨新式教育。而事实正是如此，"五四"以后，徐严禁其子孙入新学，可怜他一生倡导新学，结果却栽在新学上了。

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基者有两人，一是严修，他曾主持晚清学部，用新学推动晚清立宪运动，而且身体力行办新式教育，同张伯苓一起创建了南开新私学系列学校；还有一人，就是蔡元培，他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而眼下又是北大校长。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教育从学制到教育方针，都是他们制定的。

袁世凯任总统，欲以严修替代蔡元培，被严修一次又一次拒绝，一来，他不愿意介入北洋政治，二来，他确实看好蔡元培。后来，历任北洋总统，均邀其入阁，主持学政，也被他一一拒绝。此次想到严修，循老例而已。

严修虽然拒绝了教育部，但他必须面对罢课的学生。他约了胡适来，与张伯苓一起讨论，解决学生罢课问题。而学生则批评校方拿校董去募捐，要求将曹汝霖、杨以德等从校董会除名。对此，严修表示：盗泉之水，虽不能饮，洗洗脚还是可以的。张伯苓也认为：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把军阀、政客的钱，比做盗泉、粪水，实在有欠公允，亦非他们的本意，可面对激进的学生，只好这样解释了。很快，《南开日刊》发布消息，拟在南开中学南端建筑大学校舍，名曰南楼。同一天，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将这场学生运动定名为"五四"运动，作为自由主义新私学象征的南楼，在五四运动中开工了。

北大陶孟和来电，言陈独秀被捕及营救事。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除了写文章、演讲，还上街头去散发传单。在当局看来，写文章和演讲，还是教授份内的事，上街去散发传单，就有些过"份"了。陈被捕，就因为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纪游艺场五楼散发传单。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要以"违警律处置"，而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统领王怀庆却要求"绳以军法"，双方争执不下，并报徐总统。

严修闻讯，即修书一封，命其子时任直隶实业厅厅长的严智怡赶赴北京，面呈徐总统。起初，徐推说是司法部的事，后来，智怡破釜沉舟，以"文字狱"责徐，言者动情，闻者"动容"，徐遂承诺"维持"，留了陈一命。所有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共党史者，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严修的作用。陈独秀出狱时，蔡元培去迎接，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李大钊则献上诗作《欢迎独秀出狱》：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陈独秀与严修是老朋友，两人早年在日本时就已相识。后来，陈独秀办《新青年》，为真理而鸣，严修办教育，以真理立人。运动中，陈独秀为真理而舍命，严修为真理而救人，他们个性迥异，各自精进，不以主义认人。

严修从未标榜个人主义，也不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但他却以教育与实业来推进中国的自由主义进程，并且完整的守住了自己的文化个体性。

我们没有必要分析严修的文化个体性，有多少民主性的成分，有多少封建性的成分，在党和枪、主义和强权的交错中，能完整的守住自己的文化个体性，本身就是个奇迹，它需要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定力。

蔡元培曾于南开发表演说，他特别强调了南开的自由主义：贵校于斯殊异于众。贵校董严先生于旧道德素称高贵，校长张先生又属基督徒，但二先生不因己之信仰强诸君以为从。校中各会会章不一，入会纯属自由，此种自由足为新道德开一新径。他称赞严修，不仅是旧道德模范，还是自由的表率。

作为表率之一例，我们可以举出周恩来。"五四"以后，恩来失学失业，往欧洲勤工俭学，名为勤工俭学，实为严修赞助留学。当他听说周恩来热衷于共产主义运动时，只淡淡的说了一句"士各有志"。他一直看好周恩来，称恩来有宰相貌，为天下才。后来有人提到，恩来用严修的钱，"却成为了共产党人"。其实，"却"字是多余的，严修关心的是"人"，他的钱是用来"立人"的，至于"人"要加入什么"党"，他根本就不过问，用阶级观点来看，会看贬了"人"。

陈、胡倡导新文化，还要反封建，在"反"字上做文章，而他不言"反"，只言"通"，古今通，中西通，白话与文言通，旧道德与新文化通，他用一生来守住一个真理：立国，自由民主；立人，忠孝仁义。其根柢就是"通"。

五四运动的历史之美，除了我们司空见惯的那个"反帝、反封建"的"反"字，在今天，是不是还应加上这个"通"字，才能得到全面展示？

近代以来，"反"的高杆杠化，不断导致主义之争，党派之争，阶级斗争，如今要求和谐，在去"反"的高杆杠化的同时，是不是应该"通"一下呢？光是以反骨的姿态坚守新文化的底线是不够的，在英雄主义光芒四射的同时，我们的情操是不是可以也让低调的圣徒般的光辉来照耀一下呢？当陈、胡、鲁、蔡等巨人般的身影笼罩了整个运动时，我们的目光在审美疲劳以后，是不是稍稍可以转移一下，去看看那个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却被人遗忘了的严修呢？重温"五四"，不是要奉献什么主义的添加剂，而是要原汁原味的去解读那些至今仍让我们心跳不已的思想，去眺望那些灿若日月丽若星空却与我们渐行渐远的面容。

本文曾发表于《人物》杂志第五期，此处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