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林肯与美国宪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 次 更新时间:2015-04-21 2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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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  

   【摘要】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也是美国宪法遭受的最严峻考验。林肯通过诉诸杰斐逊和《独立宣言》解决了这一危机,让美国获得了“自由的新生”,也让宪法得到了重塑。在与道格拉斯和卡尔霍恩的宪法辩论中,林肯尖锐地提出了宪法的形式性和实质性问题,对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形式和实质等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批判了道格拉斯对宪法的形式主义理解,以及卡尔霍恩以必然性法则为基础的州权论,雄辩地阐述了美国宪法的精神。本文对这一宪法危机的历史语境和辩论的关键原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阐释了林肯的宪法理念。

   【关键词】林肯;道格拉斯;卡尔霍恩;美国宪法;形式与实质

  

   一、林肯与宪法的危机

   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此事散发出来的冲击波令各方都感到震动,尤其是考虑到共和党在当时尚是国会的少数派,而林肯本人虽然不是极端狂热分子,但也绝对不是保守分子,在两党精英阶层,只有林肯在普遍性的妥协氛围中有意愿也有意志力将问题的逻辑推进到时代偏见所能容忍的极限,他在道格拉斯派和共和党中的辉格派都刻意寻求逃避的奴隶制问题上直言,这实际上无异于对《独立宣言》的确切含义提出了考验,同时也可说是对杰斐逊式的基于自然权利的“革命权利”提出了隐蔽的诉求。因此,尽管林肯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坦陈了解决问题所依赖的妥协原则和容忍精神,但所有人都能从中呼吸到林肯对于原则的执着,相形之下,那些得到明确陈述的妥协和容忍精神则显得不过是刻意为之的权宜之计。确实,假如1860年当选总统的是一名民主党人或者是一名除了林肯而外的共和党人,战争就不会发生,至少南方在是否脱离联邦的问题上不会采取如此决绝而突然的行动。

   显然,道格拉斯并不关心奴隶制的对错问题,联邦的存续和扩张、以及这种共和式的扩张所带来的美国自由在整个世界的扩张是道格拉斯的首要问题,和韦伯斯特、林肯完全相反,他似乎认定美国自由只有通过不断扩张才能得到捍卫,否则既无法打破英国的帝国枷锁,也无法应对经济急速增长以及奴隶制问题所带来的内部危机;前一考虑无疑触及了美国革命年代所传递下来的敏感情绪,后者则无疑回应了北方扩张主义者的经济诉求;为此他在实质上改造并曲解了麦迪逊的“大共和国”理论,将宪法的要义定位于捍卫联邦,因此他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以维护宪法为前提和诉求。然而,林肯对宪法持有不同的见解和期待,宪法应当建基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信条之上,这是实质正义的要求,而非道格拉斯的那种实证论的和纯粹形式主义的理解。在弗里波特论辩中,林肯直指要害,他询问道格拉斯,准州能否以一种合宪的方式排除奴隶制;道格拉斯给出的回答既模棱两可又颇富匠心,成就了有名但也致命的弗里波特主义的实质内容:“奴隶制能否合宪地进入一个准州,这是个复杂问题,最高法院今后怎样作出裁决无关紧要。准州人民具有合法手段,可以按照自身的意愿采纳或排除奴隶制。”[[1]]这就是著名的弗里波特原则,依据这个原则,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涉及对与错这样的实质问题,最高法院的判决从任何意义上讲都将是而且只可能是康德主义原则中纯形式的意志表达。这也正是道格拉斯为了回避坦尼判决所造成的问题敏感地带而采取的策略。在回避了联邦的道义诉求之后,道格拉斯将准州问题也推入实证论的形式主义见解当中。毫无疑问,“人民主权”原则同样也是一种纯粹形式主义的意志表达,不涉及或者撇开了实质性的伦理和道义问题。作为弗里波特论辩的结果,尽管道格拉斯再次赢得伊利诺伊州,但林肯的共和党却赢得了多数选民。道格拉斯既未能迎合北方民主党人的情感,南方民主党人则强烈要求他就弗里波特原则同坦尼判决之间的根本性冲突作出解释。民主党正式分裂,道格拉斯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

   毫无疑问,皮奥里亚演讲和联合辩论在促成共和党同道格拉斯派划分出明确界限、以及在民主党大分裂方面,都可说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民主党票选阵营的崩解则在林肯当选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林肯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也毫无疑问地展示出世所罕见的政治才干和政治直觉,其行动能力则不但在同代人之上,也超越了建国者一代人。必须意识到刚满五年党龄的共和党在夹缝中求生的艰难处境,一方面是来自全国性建制在杰克逊时代就已经趋于成熟的民主党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则是东、西部共和党人的诸多争执,这些争执多半是无法调和的,战后在自由铸币问题、关税问题、托拉斯问题以及重建问题上的内部纷争就足以揭示这一切。辉格党崩解之后的北方政党体制可谓风雨飘摇,不存在稳定的大众政党机器,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可以跨越具体问题并进入原则领域。前民主党人的归附使情形更为复杂,往日的辉格党人更是带来一个斑驳不堪的人员结构,一无所知党、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以及自由土壤派几乎在所有的具体问题上都有各自的见解和情感。不妨更确切地说,林肯时代的美国根本不存在菲尔莫尔所担心的那种多数对少数的压制,更不会存在“多数暴政”的问题,托克维尔悖论式的著名命题在美国只是以错误的方式被南方势力加以滥用罢了。

   可以说,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的这个十年,共和党十分集中地体现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强大和韧性,它既能够将十分不同、有时候是相互对抗的思想和利益融合起来,同时又能够排除准州奴隶制这个统一性旗帜下团结起来,对于传承自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这个孱弱的联邦肌体来说,这面旗帜无疑意味着非常激进的思想、政策和行动。利益上的重叠和交集当然是成就共和党的重大因素,但麦迪逊的“大共和国”理论显然并不能解释一切,甚至不能解释事件发展进程中那些最具决定性的要素,当奴隶制问题像杰斐逊预言的那样最终凸显为首要问题和原则问题时,宗教战争的态势便沿着地理、种族、经济和政党分界线在南北双方展开了,此时的利益绝不仅仅是麦迪逊在其宪法设计以及杰斐逊在《弗吉尼亚记事》中所设想的那种经过启蒙的、开明的世俗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联邦在各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格局,并非麦迪逊所设想过的交错和平衡态势,而是麦迪逊从未设想过的观念上的大分裂,这一分裂沿着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展开。

   事实上,共和党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一个“大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及在事件的激流中的具体政策和行动,简单地说,共和党拒绝了一切的引诱,无论这些引诱是来自道格拉斯派、废奴派,还是来自南方的势力集团。同样重要的事实便是,共和党恰在此时将林肯奉为自身的领袖,事实证明林肯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和一名真正的政党领袖。他能够最为迅速地把握问题的所有环节以及实质涵义,并能够以最简单、最精确的方式表述并传达政党精神和原则,可以说在政治演说史上无出其右。阿克顿勋爵将战前和战争期间论辩和斗争界定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并以此界定内战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据此看来,假如美国能够通过这场危机在一个大国范围内解决无政府和专制的两难困境,那么美国内战将在世界史上获得空前的典范意义,毕竟古罗马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都在这个问题上遭到致命挫败。因为在阿克顿以及阿克顿那一代欧洲人的普遍观念中,北方无疑代表了联邦多数派的精神和意见,而南方则处在一个天然少数派的位置上,这一位置即便在托克维尔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同纯粹民主体制下的多数派进行决战的一个据点。无论如何,来自欧洲的共同看法是:纯粹民主体制能否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将“人民的同意”这一巨大的多数派力量同少数派的权利结合起来。然而,当南方反抗势力认识到要么脱离要么就只能死亡之时,便发动了决绝进攻。此举无疑让整个欧洲大吃一惊,并颠覆了欧洲传统的民主宪政观念中至关重要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分野。实际上,整整一代欧洲人的智识都未能意识到南方所发起的进攻并非困兽之斗,追究战争的直接起因,乃在于南方始终认为若发动进攻并执行脱离政策,联邦政府将无法找到合宪的手段进行回应,确实,依据州权理论,这样的合宪手段不存在。布坎南在任期间就曾一再向南方保证,这样的手段肯定不存在。在林肯当选后的数个月中,南方反抗势力正是因此甚嚣尘上,无论言辞还是行动都可说是主宰了整个舞台。在这一轮的事件演变激流中,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观念无疑是南方反抗势力的一剂强心针,因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很难在这样急速的事件变迁中过多地考量人物及其政策的主观意图。[[2]]

   分离分子过多地关注了林肯就职演说中所传达的妥协与和解精神,而未能注意到林肯对宪法所做的实质正义的、非形式主义的理解。在林肯看来,宪法所要捍卫的并非形式主义上的州权,尽管南方以及绝大部分欧洲人都将州权视为“神圣权利”,相反,林肯提请人们返回《独立宣言》,返回杰斐逊,并将“一切荣耀归于杰斐逊”。换言之,宪法的基础以及宪法所要捍卫的东西乃是个体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建基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之上。对林肯来说,此乃美国宪法的“高级法”,深深扎根于革命年代,州权作为一种形式上的主权原则不能取代这一实质正义上的根本诉求,换言之,“人人生而平等”原则所暗示的自然权利才是“神圣权利”。因此,既然总统必须捍卫宪法,此乃宪法所规定的职责,那么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时局所必须的任何手段也就都是合宪的。既然两种“神圣权利”观念之间必然不会存在和解的可能性,就只好像洛克一度求诸“上帝意志”那样求诸战争了。为此,林肯在萨默特要塞遭到攻击后便再没有过任何犹豫,直至南方最后投降。

  

   二、林肯与阿克顿

   欧洲人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并从一个模糊的角度旁观这场战争,就如同托克维尔从同样模糊的角度旁观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政党政治一样,此种情形之下,情感往往胜过理智和分析;阿克顿代表了一代欧洲人的普遍意识,对内战的结局以及联邦政治的前景作出了悲观的论断。在阿克顿看来,北方的胜利所带来的“严酷实情”就在于共和党成为联邦政治中的多数派,这个多数派正在而且完全有能力构造出集权化的联邦政治形态,使其权力超越一切限制,无论是宪法的限制还是超宪法的限制;阿克顿用一段毫不吝啬的颂词将李将军视为这场战争中惟一值得称道的英雄和美国精神的真正代表,这是因为在阿克顿看来,李将军为南方而战,南方则是为少数派权利而战。为此,阿克顿完全失实地得出错误结论,认为1860年的选举之所以成为联邦政治的转折点,是因为前1860年代在华盛顿主政的南方势力并未带来分裂的迹象,而这则是因为南方政治所寻求的是自治,北方政治所寻求的是帝国。阿克顿正确地看出宪法已经无法提供有效手段来遏制双方在性格、利益和政治精神上的分歧。他将这种分歧的本质归结为多数派-少数派之间的斗争,并将其比喻为矛和盾之间的斗争;在阿克顿看来,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林肯的当选立刻就成为了分离运动的信号。毫无疑问,阿克顿在此又一次发生根本性的误判,他未能意识到共和党人已经通过辉格党人接过了联邦党人、尤其是汉密尔顿的国家主义旗帜,并在实质上继承了汉密尔顿和辉格党人的经济思想。阿克顿对历史事实的曲解很难用肤浅来解释,因为他完全忽略了战前三十年中辉格党和民主党围绕汉密尔顿的经济纲领所进行的漫长斗争,在其中,杰克逊党人如何利用自身的多数派地位向经济观念领域中的少数派发动依据宪法标准可说是肆意的攻击;在南方势力接管民主党和华盛顿的那些年间,国会的立法行动则很难说是联邦政治还是一党政治。更为重要的是,多数派-少数派之家的对抗和平衡并非评价战前宪法危机问题的恰当框架,战前时代的联邦政治中并不存在一个可见的多数派和一个可见的少数派。[[3]]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奴隶制问题正像杰斐逊预测的那样,日益凸显为联邦的首要问题时,密苏里妥协案所划定的地理分界线也就同时成为了联邦政治的政治和道德分界线;双方的分裂因其中十足的宗教意味而终归变得无可调和。是奴隶制问题造成了这一分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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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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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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