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殖民复兴工程的工匠”，[1]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作为政治人物，这都是托克维尔的另一重身份；实际上，托克维尔的这个身份并不晦暗，作为1830年代法兰西新兴帝国潮流在议会的主要推动者，他代表了19世纪中叶前后法兰西帝国思想的主流；《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这段时期，在很多人眼里是托克维尔职业生涯当中一段不太重要的朦胧期，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托克维尔在这段时期围绕“阿尔及利亚问题”展开了持续且稳定的政治实务工作，同时也不断推出相关的通信和论章；事实上，这段时期是托克维尔全部生涯当中最为紧张也最为亢奋的时期；工作量和文字之巨大是令人震惊的。这些文字完全祛除了《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那标志性的华丽修辞和格言警句，更没有所谓的“政治沉思”，但恰恰就是这个原因，才令这部分文字拥有了特殊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论美国的民主》是托克维尔这段帝国生涯的前奏，《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这段帝国生涯的尾声。这样一条思想轴线在托克维尔写于1833年的短论《法国为何没有像样的殖民地》得到了集中印证：

　　 “看看吧，法国在新世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殖民体系。规划可谓精良，地点更是精挑细选，试图藉由一条绵延不断的拓殖地链条将圣劳伦斯和密西西比河联结起来，据此在北美大陆的中央地带创建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以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为出口。为了达成目标，法兰西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她的政府为此忙碌不堪，汲汲于拓殖地链条的构筑，不曾有片刻疏忽怠惰。然而，这个殖民帝国最终却是沉沦下去；拓殖地的区域迅速扩大，甚至超越了法兰西殖民者的前进步伐，但这一切终归徒劳，法国人还是未能进驻周边的蛮荒沃野，殖民群体几乎没有任何扩航，反而是无知在四处拓展，这个新社会一直就这么静止着，无论是力量还是财富均没有新的斩获，最终，在外来压力之下，只能选择屈服，尽管进行了不可谓不英勇的斗争。”（“Some Ideas About What Prevents the French from Having Good Colonies（1833）”）

　　 在提出问题之后，托克维尔便着手效仿孟德斯鸠的解析方式，将法国在海外殖民事业上的失败首先溯源于地理、气候以及民族性情，而后便是法律因素，更确切地说就是所谓的“法的精神”；此种分析模式正是《论美国的民主》集中展示过的。首先是地理因素，作为母国的法兰西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地大物博，土壤肥沃，令陆地成为法兰西之权能和荣耀的天然舞台，海上贸易体系则只是作为民族权能和荣耀的次要附属物和装饰品而存在，法兰西的海外行动既没有得到民族之财富和才能的支撑，也不曾强烈地吸引过法兰西民众的热情甚至同情。接着就是“国民性”因素，法兰西民族性格是由两种矛盾元素融合而成，一方面，法国人爱好内向且安逸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却对纯粹的冒险充满激情，若要创建一个稳定的殖民体系，这两种性情恰恰是为害最甚的，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在地里因素和民族性格因素之外，还有一种因素令情形雪上加霜，那就是法兰西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体制，这样的体制令巴黎方面对殖民地事务的遥控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在挫伤法兰西殖民者的自主自治能力、创造能力的同时，也令殖民地失去了自我发育的能力。托克维尔在此以英格兰人的殖民进程作为对照，在帝国舞台上重新演绎了“日耳曼丛林”的自由故事，这个故事在《论美国的民主》呈现的“西进运动”的舞台上当然是重现了的：“英格兰殖民者一旦踏足新世界的土地，便断了母国的奶水，母国基本上也不会去统治他们。于是，他们一开始就有了自己的政治议事会机制和司法机制，自行选任官员，自行组建民兵，经济自主，并不断砥砺自我立法的天分和能力。就这样，母国绝少尝试控制或者介入殖民地自己的事务，顶多了也只是从外部为他们提供商业保护而已。……于是，这些拓殖地很快便成为财富和启蒙的重镇。我们必须承认，而且经验也已经证明，要让法兰西去创建自己的殖民帝国，就等于是让法兰西沦落危险境地，成败与否完全是未定之数，命运更是反复无常。”（“Some Ideas About What Prevents the French from Having Good Colonies（1833）”）

　　 在此，托克维尔显然是在演绎一个“中央集权”导致政治堕落的剧情，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重大历史情状，正是这个情状令法国创建海外帝国的能力大为折损；查理十世推行的极端保守体制，显然是既不愿意也不没能力去触碰海外热点，否则将很容易再次激发拿破仑时代的帝国热情，这样的热情是这套保守体制无法承受的。在托克维尔书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欧洲的帝国境遇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大英帝国差不多完全弃守新世界，将重心转向东方，确切地说就是转向印度；法国则是将西半球、特别是新世界的殖民地陆续转让给大英帝国之后，于1830的时候攫取了阿尔及尔。帝国境遇的这场转变显然不再意味着简单的帝国扩张，恰恰相反，正是从这场转变开始，附属国开始对母国脆弱的民主体制产生重大的反向影响，核心的问题当然就是民主身份的政治边界问题，说白了就是：面对全然非欧洲的、非民主的族群或者国度，作为母国的欧洲民主体制该如何自我界定。法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患上了极为严重的身份焦虑症。阿尔及利亚问题之所以会在1830年代的法国重新激发令人震惊的帝国热情，原因就在于此，这跟18世纪自由帝国传统中的经济利益考量完全没有关系，甚至可以说二者的诉求乃是背道而驰的。帝国热潮之前的托克维尔虽然借助《论美国的民主》极力伸张说，自由和民主乃是普遍的历史潮流，甚至将之说成是历史宿命，但置身1830年代帝国热情当中的托克维尔实际上跟此前秉持反帝国倾向的右派的基佐和左派的路易.勃朗一样，都已经心知肚明：无政府和专制的轮流交替才是法兰西的当前宿命，此等情形之下，藉由帝国热忱激发而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荣耀感，是不可低估的政治资本，将产生强有力的政治催化剂，令已然陷入分裂、软弱且碎片化的法兰西体制重归团结和强大。这就是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价值所在。

　　 发生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传递并推行的根本信念就是：为了铲除“哥特”余孽，驱散社会分裂的威胁，民族应该成为一个均质的、自给自足的整体；这个观念的最激烈表述当然是出自居罗代（Guiraudet），他说，“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由大约两千五百万个个体组成的社会”。[2]大革命要用一个全新的世界来取代一个由行会、等级、团体组成的欲望丛生、支离破碎的社会。说白了，民族不是行会、等级、团体的杂合体，而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最集中也是最著名的表述当然是西耶士在《第三等级是什么》的那句格言：“民族应当是脱离了社会联系的个人的集合。”圣鞠斯特将“友谊”和“公民德性”实施了政治上的绝对化，使之成为消除个人与个体之社会差异的两种主要手段，这种对整体性和一致性的狂热崇拜，虽然导致了“天真的极权主义”，并最终令伦理完全穿透了政治，但这其中遵循的逻辑却仍然是居罗代和西耶士的集中表述过的那种逻辑。这的确是十足的历史反讽，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力求建造一个新世界，最终却是满怀激情地逼使社会向着古代倒退。尽管“伯克与托克维尔以各自的语言抨击法国人对抽象的狂热崇拜，并视之为一切陋习与罪恶之源。从贡斯当到丹纳，19世纪的自由保守主义者也在不停地以不同的语汇抨击抽象崇拜。但法国的案例仍然需要至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来看待，否则便很难认识其价值。法式的抽象主义其实源自一个影响了所有民主政体的潮流。要遵守平等原则，或者说要使每个人都成为法律的臣民和分享主权的公民，就必须把个体从特殊性当中剥离出来。……要与就世界的‘野蛮巨人’作斗争，就必须用民族这个‘无敌巨人’来取代它；这个新巨人只有在吸收了社会的全部活力，成为统合整个社会的惟一整体之时，才能真正站立起来。因为，社会的抽象性是集体力量的直接条件，而集体力量又是平等的条件。”[3]

　　 然而，在政治光谱的另一个侧面，众所周知，即便是激烈反对特权团体的霍尔巴赫也认为，在没有其他代表形式的情况下，特权团体势必成为最高权力和臣民自由之间始终必要的壁垒。孟德斯鸠当然是此一思想的集中表述者，就如同路易十四时期，巴黎高等法院是此一思想最强劲的支持者一样。正是这样的情形，使得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捍卫自由以及拓展自由主义改革举措的同时，也不得不为维持特权而斗争；令他们很难跟早期的“玛姆鲁克”极端保守派以及后来的正统派、乃至奥尔良派，在政治分野中完全区分开来，说白了，在法国，自由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贵族记忆”。这也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对现代自由和传统自治之间的关系如此敏感的真正原因所在，他说，“市镇自治之于自由就好比小学之于科学。”（《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59）尽管他小心翼翼地将此一论断置于美利坚的民主情境当中，但这话显然是针对法兰西民主制度而来的。贡斯当更在《论征服精神》当中明确指出，自由永远都是具体的、特殊的，抽象和普遍因此就是自由的死敌：“某些自称自由之友的人却不遗余力地要摧毁爱国主义的天然原则，还要用一种崇尚抽象存在和笼统概念，剥离了一切想象力和记忆的狂热来取代这些原则，这实在是咄咄怪事。他们想要盖一座房子，且先把材料化为齑粉，这更是怪事一桩。”

　　 两相挤压，令法国政治习惯性地陷入了无政府和专制的交替循环当中，看来是难以自拔了。1830年代藉由阿尔及尔问题催生的帝国热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之下，提供了挣脱此一致命循环的光彩前景，甚至可以说是捷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结尾部分予以着重申述的美利坚帝国扩张之“宿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法兰西传统的自由主义“良知”当然促使托克维尔对美利坚民主集团对以土著和奴隶为代表的边缘群体的虚伪且无情的压迫，展开字面上的批评；不过，一旦问题回转到民主身份及其边界界定问题，托克维尔此番评说所蕴含的“边疆”隐喻便跃然而出；确切地说，无论托克维尔的这种传统自由主义的批评语式何等强烈，他都绝对无意让人就此得出结论说，帝国扩张是不正当的；恰恰相反，他将美利坚的帝国扩张视为命运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帝国扩张乃是美利坚民主的题中之义，绝不是偶然的、非道德的历史事件；显然，托克维尔在这段出了名的论述中，已经极为切实地体悟到了美国人依靠自己的经验尚且需要两代人才能体悟到的“边疆”因素之于民主的决定性意涵；这也正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拒绝正面阐述土著族群和奴隶群体的法律地位问题，而是特意地将此一问题留待帝国背景当中予以处理，并别出心裁地将民主社会的这些“边疆群体”称之为“没有民主的美国人”（American without being democratic）。托克维尔的此番全然非美利坚的政治体悟显然是植根于他对同一时期法兰西政治情状的认知和焦虑：法兰西自由主义和民主进程必须跟帝国进程深深地纠结在一起。

　　 正是在这样的帝国背景之下，才能充分解析《回忆录》（特别是第一章）当中强力宣泄的革命期待，那样的期待不免令英国的小穆勒大惊失色；小穆勒当然能够清晰地意识到，此等近乎末世论的革命期待是跟法兰西那平庸且细碎化的政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那里面的托克维尔虽然哀叹七月王朝的逝去，但这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末世贵族的哀叹，恰恰相反，托克维尔是怒其不争，琐碎且分裂的日常权力争斗以及冷漠、麻木的公众，这一切都在敦促托克维尔期待并召唤古典共和意义上的“德性行动”和古老荣光。在第一封“阿尔及利亚信笺”的开篇，托克维尔直抒胸臆：“我毫不怀疑，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在非洲海岸树起民族荣耀的巨大碑石。”（First Letter on Algeria）而这就是托克维尔心目当中，所谓“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总纲和总的诉求。

初见阿尔及尔，那是一片繁忙之地，也是一片混乱之地，“所有的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和发展。人们修建街道，建造房舍，各种垃圾堆得到处都是。一切都像是发烧了一般，自我从美国返回之后，便再也没有见到此番场景了。”托克维尔显然难掩兴奋，他告诉自己的弟弟，“我想我再一次置身美利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