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论甘阳——以5.12清华演讲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9 次 更新时间:2009-04-15 18: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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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  

  

  2005年5月12日甘阳在清华的演讲,被自由主义者很自然地斥责为“清谈误国”,由于不存在公共自由,所以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行事,所以每次文化事件都势必成为政治事件,当今时代的肤浅的自由主义者和同样肤浅的保守主义者,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评判对方,问题在于:谁都没有错,谁都不会有错,正如甘阳所论,“中国乃完全外在于西方,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

  

  但是,无论是大行斥责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大肆吹捧的保守主义者,在错误地把这次演讲视为不是一次严肃的学术演讲、而是一次历来的学术政治事件之后,都完全忘记了此次甘阳进行演讲的场合乃是一所大学这一事实所昭示的意义和困境;如果我们对甚至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改革时期的俄罗斯大学\或者"德意志大学生联合运动"时期瓦特堡的那些大学生有所记忆的话,就不会不明白,大学在类似的动荡巨变期间,历来就是自由和宪政的温床,经历过八十年代之风头浪尖的甘阳势必对此有体悟;甘阳内心势必更清楚,他要进行演讲的大学无论就心智架构而言,还是就知识积累来说,无疑都正处在理解力方面有所缺陷的幼儿期。听众们能否承受他的演讲,这是个问题,甘阳必须首先对之作出一个自我决断;他演讲的方式和风格取决于他对当今中国大学精神氛围的刻骨了解,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在演讲全过程中略微显得有些怪异的随意举动和神态;甘阳此次演讲的全部困境在于他不能确定他的听众是谁,因此他在演讲中竟然处处显现出犹豫、彷徨、以及语句的不断同义反复,处处给人以力不胜任之感。

  

  但是,甘阳决没有忘记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一旦站在大学的讲坛上,他首先就是个教育者,而不是演说者,很明确,他就是以这样的再清楚不过的身份构思并进行这次演讲的。我一直不明白,那些如此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如何会否定每一个共同体的受教育权利,这是一种远比选举立法者或者否决税收议案更神圣的权利;似乎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教育孩子的权利远不如涉及财产和权力的事务更为重要似的。这些自由主义者似乎总也弄不明白如下常识:建立在强化彼此对立的和平忍让之上的专制统治,比那种长期以来维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优势、甚至强势地位的专制主义,更加臭名昭著;对于公民间维系着的相互忠诚状态,更加具有颠覆性。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里面,我们看到了现代极端主义的消极的抽象自由主义,它的不宽容的绝对主义、甚至救世主义与甚至是可恶的英国老托利党理念,也就是甘阳特意强调的1800年前后的英国的那个托利党的理念难分伯仲;他们勾勒清楚各种权利要求赖以建立的种种原则;但他们害怕骚动,他们准备做的不是传播政治哲学,而是随时准备向一个激奋而狂热的民族屈服,这恰恰与甘阳所强调的1900年前后的美国呈相反之势。奈特在评论麦考莱的《历史》时所论:“要转变那些深受休谟影响的少男少女,使之摆脱对已退位的斯图亚特王朝和蠢蠢欲动的詹姆斯党徒的迷恋,向他们提供自由人民配得上的精神食粮,这就需要不寻常的力量;而在麦考莱阿谀逢迎的《历史》中,只有大人物的不幸,而忘记了下层人的恶行和苦难。”这一借用的评论可谓切中时局的要害,不多也不少。

  

  甘阳需要这种“不寻常的力量”,并且他无疑也完全具备这样的力量。但是,他并未自诩他的演讲为历史艺术或者历史科学研究,他说他“一点都不懂中国,真的一点都不懂”,尽管他的确成功地构建了应该公正地说最为有用的中国当代历史叙述中的一种,可惜的是,偶然的、不能由他本人决定的环境迫使他把自己的构想埋藏在两个末流的西方中国问题研究者的门下,这确实可惜,而且可悲。更可悲的是,他在演讲开始和结束之时所提供的史料的肤浅性质不甚明晰,除了对J.S.Mill的那句著名格训的引用颇有分量之外,他对埃及、波斯、阿拉伯、乃至古希腊哲学的缘起的考证举动,都堪称十足的败笔,这些涵义十分丰富的材料和文献,在演讲中并没有得到哪怕起码的分类,不成比例,也未加分析。演讲中出奇地缺乏引人入胜的跌宕起伏的叙述,资料的运用也未能帮助听众更好地了解各个民族的那段复杂的历史进程,但决不可因此而怪罪甘阳,正如他所强调,他是“为了完成规定的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项目而被迫来进行这次演讲的”(原话大意如此),而听众也并未自觉地准备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来弄懂那段历史。甘阳无法象希罗多德那样,凭借纯粹的自由精神,追随希腊商人的脚步,依赖自己的卓越洞察去选择材料、去举例论证,虽然他多少也模仿了一些希罗多德式的诙谐和幽默,甚至连开玩笑的内容和态势都很容易让人一下子联想起希罗多德;他所受到的限制和当初古希腊演说者们所受到的限制是相反的,后者的主要限制是听众过于聪敏,而前者则恰恰相反。听这样的演讲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是一次的体验,一次完全不可能与生命的日常和谐韵律相互协调的体验,堪称其生命中的一个“时刻”;这世界也许处处都不匮乏阿尔戈的英雄们,但是一个伟大聆听者的素质却是罕有,甘阳的演讲对听者无疑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甘阳在演讲中无不透露出掩饰不住的宽宏大量,这有可能使他的演讲更受人欢迎,但这却使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由于完全远离暴力与固执,他对那种从未体验过的弥漫在听众中的对原则和情感的激情理解甚少,或者说,他压根儿就没想过去理解。这导致他将含义复杂的同情误解为一种慈悲为怀的温柔,正是这种慈悲使这位以史家面目出现的演说者对所有党派、所有意见几乎抱有一视同仁的情绪,作为一位意识到自己的欠缺的人,他避免了诱惑。他的公平中正展现为一种最奇特的消极的中立精神,它对所有人都敬而远之。

  

  最有可能的猜测是,这样的公正既源于精神力量的匮乏,也源自要做老好人的决心。这种精神力量的匮乏和要做老好人的决心竟然体现在他对两个文本的戏谑式的分析当中。

  

  伏尔泰的《风俗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一本启蒙时代的怀疑论者和大名鼎鼎的庸俗论者的作品,在其中,既要向所有野蛮开战,又要向这些野蛮中不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不是一点不值得人留恋的明快的诗意成分表示怜悯和惋惜。而伏尔泰其人,从其精神气质上就不喜欢精微的政治哲学思辩。在《风俗论》中,似乎没有任何伟大文明能左右他,或者妨碍他服从他所特有的那种坚毅而真诚的常识感。因此之故,他的判断从不会出错,其程度足以使他对路易十四的豪华铺张表示常人总会有的那种赞赏;但他的思考从不深奥,他以讲究实际的政治家的厌恶避开讨论的深度。所以,他对所有历史和公共问题的见解摆脱了绝对的启蒙精神的夸张,但他却未能看清楚那些谬误的思辩根源,或者说,未能弄清楚必须运用的第一原理。在他看来,最贴近、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最好的,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论证应该深深根植于玄奥的哲学之中。这导致他在高贵的封建主义的精神状态和开明专制的精神状态之间不断徘徊,甚至在所谓开明专制这一大主题下,他也无法象后来的托克维尔那样,明确洞察“政治集权”与“行政集权”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而这一点恰恰是甘阳在演讲中所特意强调的。

  

  历史编纂学中常常出现根据不同目的而对同一题材一再耕耘的情况,这很常见;但是,几乎没有哪部作品能够成功地将普遍历史同个人的或者具体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表面上看却是个例外。黑格尔从自己的意识深处引申出历史,这是他最值得骄傲之处;他认为事物的永恒性质与这种意识是相符合的。对黑格尔来说,道德世界与物质世界一样,也充分显示出经过精心设计的特征和性格,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如此完美地自动进入规划,成为大理石雕塑般的和谐整体、其线条之美简直可用美不胜收来形容亦不为过,必然而又理性的法则是如此不变地发挥它那包罗万象的作用,以致于这种法则的作用一旦在《历史哲学》发挥到完美而和谐的程度时,有关法则的知识竟然最终产生了有关事实的知识,思辩的力量与实在同在,因此,哲学家可帮助天文学家预知其观察的结果,也可揭示那些支配历史法则的必然性来为历史学家帮个大忙。历史的撰写对黑格尔来说,已经开始成为这些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理念与事实的必然过程均被先验地证明和证成。基于这种逻辑,为了弥补其论证的欠缺,或者为了阐释其理论体系时便于用更多的实例来加深人们的——如休谟所谓的——感觉和印象,人们被告知哲学所预言的东西对历史学家来说也已是经验的或者说,是可从外部来感知的,同时寓意这一文学手段也不惜加以充分运用,黑格尔就是这么来分析斯芬克斯的人面狮身雕像的;于是真实的世界历史搞得如一本数学书后面的答案索引,设计者的功能叠加在那个原来的建筑师的努力和成就之上,学者们自然可以象小学生寻找一项选择题的答案那样,去洞悉世界历史及其对象的全部特性。无论世界精神是不是最后归结到那个柏林的存在,其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正如当年罗马人将熟知希腊文学、哲学及其整体命运、精通西方与东方、见解深湛并且有着居鲁士大帝那般勃勃雄心的克丽奥帕特拉,视为无非是尼罗河动物神的化身一样,黑格尔更是以一种更原始的态度在论述中国,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根本就不愿意意识到甘阳所提出的那个更为基本的历史事件:“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18世纪启蒙家们,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依据不甚可靠的游记材料而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的所进行的论述、评断和猜测,尽管是为了迎合他们那强大的启蒙的规定力量,但也并非是完全虚构的叙述或者思辩。

  

  苦心备至的甘阳在举证了包括克丽奥帕特拉在内的这些不是很合时宜的例子之后,只能更为苦心备至地建议甚至请求听众们在阅读上述两部书的时候不妨将“导论”去掉,而我们则真正明见了一个天才人物在这个时代所作的伟大努力之一。其表现就是甘阳所说的“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也就是检查我们以前对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应该恰当地以这个问题作为前提或者背景,来了解甘阳关于“通三统”的构想:

  

  “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25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中国人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势,从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毛泽东时代就有很多的讨论,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平等传统更是非常强劲。 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难以准确描述,但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和乡情。”

  

  初初看来,对于前两种传统之延续性和统一性的论述将成为甘阳这次演讲的主体这一事实,无不令人陷入无限的吃惊当中,原因在于其背景的恢弘与角色的渺小之间的巨大反差;但是,一旦我们理解了此刻的甘阳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清谈误国”的学者,就应该对此刻的甘阳表示宽容甚至尊重了;原因在于,此刻的甘阳已经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莎士比亚戏剧中对割肉逾量这一点斤斤计较的那个小犹太商人同样承担着崭新的世界命运;在视角转化的背后隐藏的是身份的转换,情形颇类似于哈姆雷特式的从“学者的舌头”向“大臣的眼睛”的那种转变。一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谈论说:“中国人最奇特的伟大构想之一,就是试图把学者们训练成大臣,这一努力是十足令人赞赏的。”这一说法如果用在古人身上,那将是不公正的;但是如果对象是一个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话,就至少应该使人们有所思考才对。科举制的衰亡和废除令甘阳无疑流露出些许惋惜:

  

  “什么叫科举?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习惯用轻蔑的眼光去看所谓的科举。但科举说 到底是整个中国社会维持精英系统再生产最基本的机制。在传统中国,理论上只要是读书人就都会去考科举,能考上进士的诚然不会很多,但你只要是读书人,就会想着去考科举,你下意识中就已经认同了一整套中国传统精英的思想和生活方 式。所以尽管你考不上进士,也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精英。 而且你可以一年一年的考,从前中国传统考进士没有年龄限制,可以考到七、八十岁。你考到七、八十岁还没考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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