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一个时代，一个狡猾的无赖，他的机敏虽然不可能使他避免很多人强烈的猜疑，但却能够使他免遭审判和惩罚，得到他决不应该得到的那些纵容。而一个笨拙而愚蠢的人往往被宣判有罪并遭到惩罚，成为万人轻蔑和嘲笑的对象，而这仅仅是因为他缺乏前者的狡猾和机敏。在一些国家里，重大的罪行时常免遭惩罚，最凶残的行为几乎已经为人们司空见惯，并且也不在人们心中引起恐惧。而在切实施行正义的国家里，这样的恐惧是人人都会感受到的。不幸的是，在上述两类国家里，人们对正义本身的看法不会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人们如何看待正义，它的位置在哪里？在意大利，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进程中，文艺复兴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精神成就开始在政治领域申述自己的权力和主张。这个伸张是艰难和残酷的，人们不得不首先面对这样的处境，即文艺复兴的耀眼成就似乎要以各个城市共和国和王国之间的那个混乱的“大市场”的局面收场了。暗杀、阴谋和暴力在那样一个时代的上层人士中也是家常便饭，一日不见到或听到类似的传闻，生活在这个“大市场”中的人们就感觉象缺少了一点东西一般，寝食难安。马基雅维利恰好见证了这么个时代。恺撒?博尔吉亚邀请邻国的四位君主——他们都掌握着各自小王国的统治权，并统帅了各自的小小的军队——，来塞内加各利亚开一个友好的会议，一当他们到达，他就把他们统统杀害了。这种不光彩的行动，即使在他那个罪恶的年代也不一定会得到赞成，但似乎只是使他的荣誉受到了轻微的影响，而并没有使他失势。他的下台发生在数年之后，出于与这个犯罪毫无关系的一些原因。马基雅维利在他那个时代肯定不是什么最有道德的人——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是。在这个罪行发生的时候，他是弗罗伦萨共和国的公使，正好常驻在博尔吉亚的宫廷里。他对此事作了说明，一个非常奇特的说明，在说明中他采用了不同于其他一切作品的洗练、优雅和质朴的语言风格。他非常冷漠地谈论这件事情，为博尔吉亚处理此事的本领和果断感到高兴，对受害者的软弱不肖一顾，对他们的不幸和过早死亡不抱同情，对谋害者的残酷和虚伪不表示愤慨。对伟大征服者的残暴和不义之举，人们常常荒唐可笑地惊叹和赞美；而小偷、强盗和杀人犯的类似行为，在一切场合都为人们所轻视和愤恨。虽然前者的危害和破坏性比后者大得没了边，一当成功，就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英勇、高尚的行为。而后者，作为愚蠢之举，也作为最低层和最无地位的人犯下的罪行，总是遭到憎恨和惩罚。

马基雅维利的这种叙述方式不得不激发人们去感叹，啊，那是一个英雄立国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最深刻特征就在于，人们没有一个健全的标准在伟大和邪恶之间作出区分。这正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述过的那种政制状态，在一个健全政体所需要的四种美德中，智慧、勇气和节制占据了几乎所有的位置，节制更多地成了一个可疑的说词，柏拉图干脆将之界定为英雄自我主宰的艺术。而正义，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机锋暗藏地说，“那是剩余的那些东西”。什么东西？苏格拉底没说。根据苏格拉底的叙述，对这个城邦来说，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正义了，它永远是剩余的那个部分。马基雅维利更迈出了残酷的一步，他不无羡慕地说，在日尔曼人的法律中，偷窃一定要受到惩罚，但是依靠强力的抢劫不会受到惩罚。日尔曼人？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提到日尔曼人——这个曾经灭亡了罗马帝国的野蛮人？这个曾经让意大利人的祖先恺撒们的辉煌业绩灰飞烟灭的野蛮人？这个让罗马当作“敌人”加以刻骨仇恨的野蛮人，不管是异教的罗马，还是基督教的罗马？

在《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凭借一种可怕的敏锐眼光检拾了马基雅维利所暗示的这个诡异环节。“试读塔西佗的伟大著作《日尔曼尼亚志》，就会发现，英国人是从日尔曼人那里吸取了他们的政制的观念的。这种优良的制度是在森林中被发现的。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终结，我们所谈的这个国家也终有一日会失落他们的自由，也会陷于灭亡。罗马、拉西代孟都已灭亡得干干净净了。当立法权比行政权更腐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也就是说，英国人的自由扎根在野蛮人的森林里面。在对这段的注释里，孟德斯鸠精心备至地谈论了日尔曼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小事问首长，大事问群众；因此，平民做主，首长实行。”在立法和行政这两种最朴素、最原初的人类政治权力中，日尔曼的风俗把立法权交给群众，把行政权交给统治者。其中，立法权无疑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终结”的话，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立法权比行政劝更腐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人民的力量和因素在人类事物中是决定性的。而灭亡的标志则是“终有一日会失落他们的自由”。关于对“自由”的各种看法，孟德斯鸠批评了哈灵顿，“哈灵顿在所著的《大洋国》一书中，也曾研究过‘一国政制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度自由’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在误认了自由的真面目之后才去寻找自由的；虽然拜占庭的海岸就在他的眼前，他却建造起了卡尔西敦……即使是最高的理智，如果过度了的话，也并非总是值得希求的东西，适中往往比极端更适合于人类。”孟德斯鸠寻求的是“法的精神”中的自由，也就是政治哲学悠久传统中的自由，是亚里士多德和洛克所申述过的自由。通过这种近乎杂乱的穿插，孟德斯鸠把马基雅维利所暗示的那个诡异环节彻底照亮了：无论是民族的自由，还是民族中个体的自由，问题的根本点都在于存在于人民中的一个适中的状态。其实，马基雅维利很快就在随后的文字中提示了这一点，他认为，弗罗伦萨失落自由是因为人民没有象罗马那样集体审判反人民的叛逆罪。弗罗伦萨设法官八人，审理叛逆罪，马基雅维利说，“但是因为人少，所以，腐化他们也用不了多少人。”在这个充满对英雄美德的怀念的土地上，马基雅维利希望人民发挥主动的作用，为个体的自由，也为弗罗伦萨的自由。在弗罗伦萨的风雨变迁中，马基雅维利对君王们的伟大争斗一直保持令人难以接受的冷漠，法国革命激发起来的强烈的道德义愤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值得轻蔑的东西，文艺复兴的人道精神在他身上消失得无踪无影，而他却令人不可理解地成为了这场复兴的最终的、也最值得意大利人骄傲的果实。

事情并不难理解，理解的可能很多，其中一种就在于上述的情境当中。可以肯定，马基雅维利很清楚，道德义愤不但与正义、自由无关，而且更是正义、自由最可怕的敌人。克服这个敌人的最终力量来自弗罗伦萨的每个居民，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公民”。

好的公民应该学会真正关心自己，知道或者能感受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公民增进自己财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至于遭受损失和危险的方法，在自己的行业或职业中的真实才能，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勉，以及在所有花费中的节约，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公民总是认真学习以了解他表示要了解的一切东西，而不仅仅是为了使他人相信自己了解那些东西；虽然他的天资不会很高，但是他所掌握的总是充分的真才实学。他不会用一个狡猾的骗子所用的诡计来欺骗人，也不会用一个浅薄的冒牌学者所用的过分自信的大话来欺骗人。他甚至并不炫耀自己真正掌握的才能。他谈吐淳朴、谦虚。为了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信誉，他自然倾向于依赖自己真实的知识和本领；好的公民总是真诚的，并且一想到随虚妄的败露而来的耻辱，就感到恐惧。虽然他是真诚的，但并不总是直言不讳；虽然他只说实话，从不讲假话，但他并不总是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不正当的要求下也吐露真情。因为他行动谨慎，所以，他讲话有所保留。

好的公民并不总是以最敏锐的感悟能力著称，但总是会交朋友。这是一种冷静、理智、真诚的友爱。他并不喜欢交际，很少在那些奢华宴会的社交中出现。他习惯严格的节约。虽然他的谈吐并不总是非常活泼或有趣，但总是丝毫不令人讨厌。他从来不傲慢采取超出别人的姿态，并且在所有普通场合，他宁愿把自己置于同等人之下，也不愿在其上。他在行动和谈话上是一个恪守礼仪的人。在这方面，他同那些具有突出才能和美德的人相比，树立了一个更好的典范，即使那些人包括了苏格拉底、亚里斯提仆时代，到斯威夫特和伏尔泰时代，以及从菲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到莫斯科的那个改革家时代中，所有那些用不合时宜的手段，甚至是对关于生活和言谈的一切普通的礼仪的粗野的轻视，来过于突出地表现自己的人。

好的公民按照自己的收入来安排生活，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天然的满意。通过连续不断的小的积累，他的处境会一天一天变得更加满意。他并不急于改变如此满意的处境，也不去探求新的事业和冒险计划。如果他从事任何新的项目或事业，他一定是经过充分的安排和准备的。

好的公民不愿意承担任何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责任。他不在与自己无关的事务上奔忙；他不干预他人的事情，他很少作大量的思考和劝告，他更善于征询别人的看法。他把自己的事情限制在自己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并不爱好任何的显要地位。他反对加入任何党派之间的争论，憎恨任何的宗派集团，他并不总是非常热心地去倾听甚至有关宏图大略的诉说。在特殊的要求下，他不拒绝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但他对英雄天生或习惯性地感到陌生。他在心灵深处更喜欢的是有保证的安定生活中的那种没有受到干扰的乐趣，不仅不喜欢所有成功的野心所具有的表面好看的光彩，而且不喜欢完成最伟大和最高尚的行动所带来的真正的和可靠的荣誉。公民的美德，仅仅用来指导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声，在此，这些美德被认为最值得尊重，但是，它从来不被认为是最令人喜爱或者最高贵的美德。它受到轻微的尊敬，却似乎没资格得到任何非常热烈的爱戴或赞美。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美德没有伟大的可能。如果把这些美德推到极端，就是所有理智和德性的完美。这是最聪明的头脑和最美好的心灵的结合。这是最高的智慧和最好的美德之间的结合。当苏格拉底被带到众人的审判台前，作出自己的申辩的时候，他试图表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结合。

这一切的美德是以对一件重大事情的知识为基础的。他热爱自由，并且知道如何感受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孟德斯鸠所定义的那种“心境的平和状态”。他对此有坚定甚至顽固的信念，并为此矢志不渝。除此之外，他不知道更多的事情。在他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声方面，他将知识和美德结合为一体，并是这种结合的典范；他天然地不愿意走得更远，他不尝试知道什么是更远，他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如果走出对自己的真正关心，那么知识和美德可能就此分道扬镳。即使是伟大的恺撒，虽然气度不凡地解散了自己的卫队，但也不能消除自己的猜疑。对法塞利亚的回忆仍萦绕心头。当他在元老院请求下，宽大赦免了马尔塞卢斯的时候，他告诉元老院，他不是不知道正在实施的杀害他的阴谋，但是因为他已经享足天年和荣誉，所以他将满意死去，并因此蔑视一切阴谋。或许他已享足天年，但是，如果他希望得到人们的好感，希望人们当他作朋友，如果他希望得到真正的荣誉，希望在同等地位的人们中间得到平凡的尊敬和爱戴、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幸福，那么和好的公民相比，恺撒无疑是活得太久了。同样，好的公民对自己有一种天然的、真正的关切，决不可能期望他为世人的所谓罪恶而在十字架上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对关于世人的“总体罪恶”的说法没有感觉，除了邻居之外，他不知道“世人”还有什么更多的含义。他对死亡的观念是自然的，他并不怕死，但他所能接受的唯一死亡方式是终老在家中的床上，是那种再自然不过的死亡方式。在生命的自然延续中，在点滴的卑微努力中，好的公民证成了自己的伟大。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进行了一项针对《弗罗伦萨史》的评论，旨在论证大革命所带来诸多革新和旧制度下各项原则之间的接续。托克维尔竟然是这样地无法平静对待发生在祖国的革命。这最终导致了他也无法公正对待马基雅维利关于弗罗伦萨变迁的冷漠叙述。托克维尔没能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冷漠中感受到的那个巨大变化——公民将使所有古代的异教英雄和基督教殉道者黯然失色，并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的主宰者。公民将通过谨小慎微地扩大自己的知识、树立自己的美德、塑造自己的判断，在和平、安全的道路上寻求最可能好的政治生活。关于这条道路，公民不尝试知道有没有尽头，至于道路尽头的那道美丽的彩虹，从不会在公民的内心里激起些许的冲动。公民论证自己伟大的唯一方式就是坚韧和冷漠。在这个方面，马基雅维利，其人、其文都堪称典范——自由的典范和正义的典范。这个典范将在布克哈特激烈抨击的文艺复兴的“市井”中正式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