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筠:“自由”的一致性

——论林肯重塑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基本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8 次 更新时间:2017-02-19 0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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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筠  

   [摘要]林肯的政治业绩被冠以“自由的新生”之美名。他通过强调自由与平等的一致性反对奴隶制,使得《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原则所蕴含的普遍主义力量被释放出来。他通过强化自由与民主的一致性领导人民,使得人民能够勇敢而理性地克服自身的错误观念,坚定地遵循立国理念团结为“一”。他通过捍卫自由与联邦的一致性强化权力,使得宪法能够支撑起强大的共和国,克服自身的分裂、保卫人民的自由、增进社会的繁荣。申明并运用自由与平等、民主、联邦的一致性是林肯获取巨大力量创造其伟大业绩的根源所在。

  

  

   林肯的政治业绩及其启示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因为它事关重大,牵涉到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升级,它们因林肯获得了“新生”。很多学者都援用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修辞,将林肯业绩的研究命名为“自由的新生”[1]——它简洁而有力地挑破了林肯对于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重大贡献。自由不仅是“新生”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新生”的母体和产物。换言之,在林肯重塑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行动中,自由不仅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坐标,同时也是现实政治斗争最须依赖的合法性资源和制度性力量。前者集中体现为林肯对《独立宣言》的倚重和阐发,后者集中体现为林肯对宪法的尊重和捍卫。经过150年的时光,林肯已经被奉上神坛,林肯的业绩也已经成为神话,人人都在通过讲述林肯的故事来渲染自由的神话:“似乎每一代人都会虚构并创造一个新的林肯,或许还不止一个。”[2]谈论林肯对自由事业的贡献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话题,似乎是理想主义者祭出的大旗。本文的目的既非解构亦非继续渲染林肯神话,而是回到历史进程当中拾回自由成长的政治逻辑。“政治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政治也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条原则相互补充时为真,相互分离时为假。”[3]回避了政治斗争实况的林肯神话只是政治宣传的戏文;同样,忽视乃至蔑视自由便无法理解、更无法获得林肯创造的巨大力量。本文拟从自由与平等、民主和联邦的三重关系来解读自由的价值与力量如何在林肯手中合而为一。

  

一、自由与平等

   林肯对自由的维护总是与奴隶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对林肯将自由与平等融为一体最好的证明。在当时,马克思在林肯连任总统时热情致信表示祝贺,并盛赞他为(奴隶的)解放者。[4]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高涨之时废奴主义者曾经一度超越了自由捍卫者和联邦捍卫者成为林肯的首要形象。《解放宣言》至今仍然是将自由与平等紧密联系起来的典范文献。然而,史学界当中的“新废奴主义”一派,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们回到历史场景当中,指责林肯过于保守和谨慎。[5]而且,《解放奴隶宣言》甚至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都没有使得黑人在解放之后获得公平的待遇和幸福的生活,观念障碍、社会结构、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在折磨着“新生”的美国,[6]林肯身后近百年黑人平权的艰辛历程似乎也模糊了林肯业绩的意义。因此,林肯的奴隶解放者形象本身并非毫无争议,更非完美无瑕!问题的核心是,林肯本人在解放奴隶过程中的“不彻底”究竟应该作何理解。

   与后人观察林肯的“解放者”视角不同,林肯并未将黑人解放视为他的天职,对林肯而言,黑人解放是必要的、正义的,但不是第一位的。虽然林肯少时已然产生了对奴隶制度的高度道德厌恶,虽然他与奴隶制作了毕生的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将奴隶解放作为理解乃至评判林肯的首要标准是一种严重的问题措置。林肯将奴隶制视为对平等的重大挑战,平等如若不存,自由焉能独善!自由才是林肯最为珍视的价值,自由离不开平等,奴隶制严重威胁了平等,因而严重威胁了自由,故必须将其铲除。

   美国人民对奴隶制的不满由来已久。在独立战争时期,北美人民秉持的就是一种绝对自由平等的观念,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而不再是一些只为某种特别的人民或只在某个特定的地域才能享有的具体权利”。[7]在独立之前,奴隶制的道德正当性已经遭到了普遍而有力的怀疑。不过,在危急存亡之秋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不现实,费城制宪会议上,国父们将只是做出了折衷的妥协,最终,1787年宪法规定:20年内不得废除奴隶贸易;逃亡的奴隶必须归还其主人;在决定各州在国会众议院的席位数和直接税额的人数时,奴隶人口以五分之三被计算在内。(第一条第九项、第四条第二项、第一条第二项)但与此同时,国会颁布了《1787年西北地域法令》(An Ordinance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th-West of the River Ohio),五个新州由此诞生,该法令第六条规定:“在该地域内不得有奴隶制度或强迫奴役,但因犯罪而依法判决之受惩罚者不在此例。”[8]将宪法的退让和法令的前进合观我们会发现,国父们在宪法中的折衷和妥协并非对奴隶制的道德漠视和无能为力,而是在保证宪法得以通过的前提下将奴隶制圈定在既有的范围之内抑制它的扩张,相信立国所凭借之绝对自由平等观念在美国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足以让奴隶制“自然消亡”。但19世纪上半叶,密苏里妥协案、1850年妥协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斯科特案一路走来,奴隶制离“自然消亡”的规划渐行渐远,反而围绕着新加入的州是否允许奴隶制存在而酿成了南北分裂。斯科特判决案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坦尼(Roger B. Taney)否认《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原则的判词成了神话般的美国最高法院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9]林肯原来所遵循的“让奴隶制自然消亡”的路线已然破产。

   林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是将奴隶制简单地视为南北利益之争,而是将其定位到“自由是否必须与平等兼容”的政治哲学高度来理解,并以此唤起人民的道德和政治热情。“在共和党人的眼中,‘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对立被转化和上升成为一种综合性的世界观。”[10]林肯将奴隶制视为对美国立国之本的公然挑战和邪恶破坏。林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必须与平等兼容”的世界观充分展现在他对坦尼判词的驳斥以及与道格拉斯的著名辩论当中。坦尼在斯科特案判词中,道格拉斯在演说中,都否认“人人生而平等”。针对他们影响力巨大的错误论调,林肯诉诸《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强调自由必须是平等的自由,这是合众国的立国之本。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坦尼在斯科特案件的判词中否认黑人斯科特是美国公民,而且,他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维护奴隶制,并宣布《密苏里妥协案》违宪,国会无权通过禁止奴隶制的法律。如此一来,宪法对奴隶制的模糊用词和煞费苦心的“自然消亡”安排被彻底明确地翻转为支持奴隶制的扩张。道格拉斯则将“人人生而平等”解释为“在这个大陆上出生的英国人和居住在英国的英国人一律平等”。[11]“人人”的范围缩小成了“英国人”,意味着“人人”成了宪法和法律之下拥有法律权利的主体,这与北美独立所高举的“自然权利”大旗是高度不一致的。成文法不会赋予任何公民造反的权利,北美只可能将革命的合法性奠基于超越成文法之上的自然权利。林肯坚信,“‘一切人生来平等’这个宣言是我们的自由制度赖以建立的伟大基本原则”,[12]而且他认定,“我们的政治民意的‘核心观念’(central idea),从起初到最近一直都是‘人的平等’。”[13]他反对坦尼和道格拉斯对《独立宣言》中“人人”的任何狭义化解释,坚持它就是指最为普遍的人,权利只能是抽象的自然权利而非任何成文法赋予的法定权利。唯有如此,合众国最为根本的正当性才能够与世长存。

   林肯之所以如此坚持自由的普遍性,是因为他把握住了自由的根本逻辑:自由意味着尊重他人平等的自由。原则的推理和执行必须遵循基本的一致性:如果你希望自由,那么,请尊重他人平等的自由;如果你支持奴役,那么,请做好当奴隶的准备。“如若你不愿成为奴隶,就请你不要成为奴隶主。”[14]林肯不仅认为这种要求是正当的,而且是无条件的,它植根于人内在的追求自由和正义的品质,而非人与人之间利弊权衡之后的协约结果。林肯的反面论证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说服力。对于支持奴隶制的人们,以及坦尼和道格拉斯这些辩护者,他们不明白的是奴役本身存在着自我瓦解的逻辑。林肯在以《皮奥里亚演说》和《分裂之家演说》为代表的诸多演说当中非常明确地揭示了奴役的自我瓦解逻辑:你如果想成为奴隶主,你就会成为奴隶;今天无论你以任何差别来否认平等,明天别人就会用同样的标准或者同样的手法来将你置于奴隶的境地。[15]坚持奴隶制就是摧毁《独立宣言》建造起来的伟大国家:保留和扩张奴隶制意味着奴役的合法化,潘多拉魔盒将由奴役黑人开启,无数的奴役将接踵而至,自由将不复存在。今天为奴役辩护的理由是人种,明天就有可能是道德水平、智力水平、财富占有……无穷无尽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将为邪恶的奴役辩护。在当时,所谓合众国已然成为即将倾覆的“分裂之家”(A House Divided),首先不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分裂,而是白人之间已经因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分歧而分裂了。林肯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合众为一”,这个“一”只能是自由而决不能是奴役。奴役暂时可以聚拢眼前利益一致的人,却会自然启动内在的不断自我瓦解的逻辑,将真正的自由和团结摧毁殆尽。因此,朝向自由的“一”尽管是极其艰难的,但反身朝向奴役则意味着万劫不复。

   由此,林肯将平等变成了自由题中应有之义,自由也因此具备了明确的普遍主义品格,离开了平等的自由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软弱的、脆弱的。国父们在宪法中对《独立宣言》所打的折扣被找了回来。在山雨欲来之时,林肯诉诸比宪法更“原始”的《独立宣言》,并通过对坦尼和道格拉斯的批判夺取了其解释权,可谓占领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这使得他握有了应对国家分裂这一巨大危机的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正是凭借对《独立宣言》解释权的成功夺取,自由的普遍主义力量被重新释放,林肯才得以拥有巨大的权威去“创造”出宪法并未明言的总统战争权力,去推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以便从根本上清除宪法中对特殊主义的妥协带来的致命危害,由此也对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进行了重大的升级。

  

二、自由与民主

   凭借对政治道义制高点的占据,林肯甚至获得了超越宪法明文的巨大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林肯就握有了快刀斩乱麻的尚方宝剑,可以迅速地摆脱危机,内战仍然如期而至。而且,林肯遭遇了诸多身后的批评,历史学家指责和非难他没有运用手中巨大的权力将解放黑人事业“毕其功于一役”。按照他们的思路,林肯既然重新开启了《独立宣言》的宝藏,为什么不彻底地给予黑人公民权,反而在当选总统之前极力与废奴主义划清界限。他们甚至因此指责林肯是种族主义者。对林肯的种种非难大多植根于批评者本身潜在的一元化和简单化思维:将政治简单地视为价值观的战争,似乎合法性问题一旦解决,一切都将顺理成章地迎刃而解,完全不必理会政治的复杂性和政治的技艺(Art of Politics)。然而,政治并非想到就能做到,尤其在民主政治当中,政治家的行动必须遵循“民意”,它是民主政治中政治复杂性最常态、最直观的体现;在深刻理解和高度尊重“民意”的基础上教育人民,这是民主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技艺。

民主的政治技艺是实现民主的价值理想的现实主义手段,它默认民意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必须加以妥善的对待和引导。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上奠基而成的共和国,其权力只能来自人民的同意,无论历史实况如何,它在政治逻辑上遵循的就是洛克式的社会契约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得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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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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