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翔: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

——以法国若斯兰的“权利滥用”理论为引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5-03-16 12: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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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翔 (进入专栏)  

   摘要:权利相对性理论是一个现代性的理论,是认识权利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和途径。权利相对性揭示了权利的真相和本相,反映了权利的本质属性。权利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有其限度的。拥有了权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拥有了限度。权利相对性理论来自于权利限度理论,有权利就有限度,超越了权利的限度,就可能走向权利滥用。承认权利的限度,就是承认权利的相对性;承认权利的限度,就是承认权利的滥用。权利的限度理论、权利的滥用理论、权利的相对性理论,是认识权利现象及其本质的一个逐步递进的逻辑理论链条。

   关键词:权利相对性;权利滥用;权利限度;绝对权利;权利绝对性

一、为什么要研究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我曾在“现代法律观念”谱系的研究中,将“相对性”作为现代法律观念的一个重要种类。[1]而“权利相对性理论”则是一个具体化了的更具现代性的理论,是认识权利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和途径。权利相对性理论有益于揭示权利的真相和本相,反映了权利的本质属性。权利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有其限度的。拥有了权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拥有了限度。权利相对性理论来自于权利限度理论,有权利就有限度,超越了权利的限度,就可能走向权利滥用。承认权利的限度,就是承认权利的相对性;承认权利的限度,就是承认权利的滥用。权利的限度理论、权利的滥用理论和权利的相对性理论,是认识权利现象及其本质的一个逐步递进的逻辑理论链条。

   在我国,对于权利相对性理论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未能充分展开。在非常有限的研究中,仅有一篇题为《论相对性是权利的基本特征》的专题研究,该文主要的观点认为,权利是相对的。排他性是权利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是相对的;相对性是权利的基本特征,从权利的产生条件、存在状态、实现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权利都具有相对性的特征;[2]还有的学者从人权的视角分析了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问题;[3]而其他的研究文章则更多地是从一些具体权利入手来讨论其相对性,如患者权利的相对性、[4]债权和物权的相对性、[5]肖像权的相对性[6]等。以上非常有限的关于权利相对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一些具体权利相对性的研究为我们研究权利相对性理论不无裨益。

   在当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如同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权利理论以及权利实践方面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在权利理论和权利实践方面正经历着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过程。就理论层面而言,在时下的中国,有着一种在我看来非常矛盾的社会现象,呈现出一种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历史影响,我国未曾经历过一个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对个人权利是相对忽略的,.在历史和现实中权利观念和权利制度以及权利实现是不充分的和不发达的。要说在个人权利问题上有一些进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我国又处在一个权利发展的过渡期,再加上前一因素的影响,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在接受权利绝对性或权利绝对主义思潮方面来得更容易一些,所谓“矫枉过正”、“物极必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近三十年来,我国从西方汲取了大量的权利理论、思想、学说与观念,这些权利理论、思想、学说和观念对于中国人的权利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和重大的影响;同时,在权利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实现及其社会保障方面,我国也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处在权利需要被张扬的时期。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以几何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仅从公民诉权意识的提高以及到法院诉讼数量的增长,就可以反映出这样一种境况。然而,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同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时期的社会背景迥然相异。西方经历了一个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伴随的权利生长、发育、发展的过程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法律传统,而我国的权利理论、权利意识和权利观念则基本上是在外来的影响下滋长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在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层面,所谓权利神圣、权利本位、权利不可剥夺、以权利对抗权力等理论和学说俘获了不少学人和百姓,在下文将提及的法国学者若斯兰所揭示过的“行使权利无可过咎”、“权利无所谓滥用”等观念以及被若斯兰所评论的康德的“人即目的,不是手段”的经典学说曾经并至今仍占据着上风,“权利”概念被罩上了一种天然的道德正当性光环。而这些观念和学说恰是权利绝对性理论或权利绝对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人对权利相对性理论和权利滥用理论是不易接受的。但一种“科学的”权利理论并不能迁就这种社会现实和人们在过渡时期由于“矫枉过正”而产生的主观理论偏好,而应该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揭示权利的真相和本相,即权利的相对性,这可能是权利的本质属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权利相对性理论进行一些分析和研究,以丰富甚至矫正我们的一些既有的权利理论和权利观念。

二、法国法学家若斯兰的“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权利滥用”理论

   上世纪40年代,由王伯琦先生翻译的法国著名法学家路易.若斯兰(LouisJossenrant)先生著的《权利相对论》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7]此书对权利滥用理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对权利相对性理论与权利绝对主义的理论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若斯兰在该书的“引论”中,就开宗明义地介绍了“权利相对性”理论或“权利滥用”理论所遭受到的攻击。他指出,权利相对的概念,或权利滥用的概念,这是所有文明国家法律制度中主要的一篇,但在一个时期遭受到攻击,或被否认。“在近乎三十年以前,当许多法学家在采纳、表扬这个概念的时际,有几位民法学家,而最奇怪的是有几位历史学家,反引起了严重而忿激的指谪,贸然加罪于这概念,说它是妄想的,不合理的,而且是危险的,并说这种自以为新奇的理论,必须排除于我们法律之外才好。”[8]

   随之,若斯兰对“权利相对”理论和“权利滥用”理论进行了辩护,指出,他们据以为攻击的对象,乃是极可宝贵的一件古物。“权利滥用”理论是一种习惯上的原则,虽然没有一部制定的法规把它做一般的规定,但它作为一种原则,是高于立法者之上的真理。立法者所制定的许多权利,不能抽象的在空间实现,它们是在社会里运用的,而且是为了社会而运用的,其运用的目的是在实现公理,而非在抗判公理,否则就是背谬法律,滥用权利,那就要引起制裁。若斯兰还论证道,在罗马法里,就已经设定了滥用权利的一般理论,用以辩证浪费人所以要宣告禁治产,以及所以要禁止奴隶主虐待他们的奴隶。罗马法学家格易史曾说,我们绝不应当滥用我们的权利。在财产权方面,倘使一个业主以损害他人为其唯一目的,在他的财产上从事工作,而对自己并没有利益,他的责任就可以引起,因为在此情形下,这是一种恶意,为正义公道所绝不容许的。他还引述了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行使权利太过,成为不公正。”[9]

   若斯兰还详细分析了反对权利相对性理论、权利滥用理论的权利绝对主义理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他说,他们这种仇视的态度,并不能归咎于罗马法,实应归咎于我们革命时期的法律,以及那些大法典。这种法律,产生于旧时代暴戾肆妄的情形之中,编订于18世纪哲学思想统制权力之下,当然是拘泥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它主要的目的,在于去除旧时代所加于个人的一切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缚束。个人有超于法律与人类契约之上的许多先天存在的权利,先天的特权,于是,“天赋人权”的观念便应运而生,这种观念,从历史上讲,是由于不可避免的社会反动,结果当然要进人主观权利绝对主义的一步;由此,个人变成了无上的君主,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而即使和国家抵触,亦可肆意行使,或既是超出于社会或反社会的,亦无不可。在这些理论中,第一就是人格的不可侵犯,由于人格的发展,乃至于承认个人权利神圣,不可剥夺,而至少在原则上是无限制的。人之所以为人,他本身已是充分个别的理由,在康德学说中,“个人自己就是一个目的,所以应当可以独擅的无限制的行使他的权利,这是他人格的标志和确定,无所谓滥用权利。”[10]

   若斯兰反驳道:上述的这种观念,确是无限可敬无限宽仁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全是一种设想,全是强构的,因为它的根据是一种不可容许的设想,就是把个人在社会里孤立了起来。其实,立法者,政府,以及法学家之所以顾念到别人,并非因为他是个人,而是因为他是社会中的一个单位。他所有的权利,并非是在行星间空际可以行使和实现的,而是在一个社会里的。表面上看,个人权利是个独而最自利的权利,亦不过是一种社会的特权,所以,必须以社会为目的而去使用它的权利,必须适合于这权利创制的精神。[11]

   若斯兰还在该书第十一章《权利绝对主义的立法》中,引述了一位倡导权利绝对主义的学者帕落克在引证“行使权利无可过咎”原则时所举的例子,比如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自由使用它的土地,不问他的目的是在侵害邻居,遮蔽他的光线,或切断他地上的水源:他掘一口很深的井,而从中汲出大量的水,使邻居磨坊恃以工作的小河里的水不足供给,或开一个窗户以窥视邻居,这种行为虽足以侵害他人,虽然怀着恶意,但不能引起责任:依照贵族院的判例,“财产的使用,倘使动机是正当的,行使当然亦是合法的,但是倘使动机不正当或奸恶的,权利的行使不因此而成为不法”。例如一个店主,只要他遵守了习惯上的期限,可以任意斥退工人或雇员,而并不必说明他所以如此决定的所以然:他的动机是无关轻重的。又如一个控诉人,无论他是怎样的恶意,至少在民事方面,对他的胜诉的对方不负损害赔偿之责:恶意滥用民事诉讼权,不能构成一种受法律制裁的过失或不法行为。[12]

   在当时的法国,有一种法律上原则:财产权是一种自利权,应当用于满足所有权人的需要,即应当满足他合法而正当的利益。权利所有人,在求这种满足的范围内,而行使他的权利,那当然是正当的,倘因此而使第三者遭受损害,他并不负何责任。即所谓“利己而损人”时,不承担责任;反之,倘使他行使财产权的目的是无关于他的正当利益,即“损人不利己”,法院的判例就绝不再给他什么方便,绝不再允许他致人遭受损害,而对于这种损害,他应当负责,因为损害的发生,是由于他行使权利目的的错误,他是滥用了权利。从行为的本身和内质上观察,虽是正当的,但从决定这些行为的动机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方面讲,就成为不正当了。若斯兰举了一个很经典的地上权的案例:有一个房屋所有权人,在他的屋顶上树起一个庞大的假烟囱,这烟囱于他毫无用益,目的不过是在遮蔽邻屋的光线,邻居因此起诉要求停止这种继续而奸恶的损害,他引用权利滥用这一理论而获得了胜诉,这假烟囱终于拆毁。卡尔曼法院在这起案件里曾宣示说“财产权在原则上虽似乎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准许所有权人使用而滥用一种物件,然而这权利的行使,如一切权利的行使,应以满足一种合法而正当利益为范围。”“道德与衡平的原则不容许法院准许一种受奸恶意思煽动,受恶劣情绪控制,对于本人毫无用益,而于人有重大损害的行为。”[13]

还有一个滥用地下权的案例——圣加尔米泉水案:水流出源地的所有权人在他的泉井上配置一个抽水器,他不断地抽汲,使邻地上的泉水来源减少了2/3。这抽水器所有权人的害意暴露得很明显,因为他并不利用他因有此种设置而多得的矿质水,他任它流人邻近的一条小河里,这对于他当然毫无利益可言。邻居对他起诉,他就以法国民法中规定财产权有绝对性的第544条以及行使自己权利、不侵害任何人做辩护。当时里昂高等法院继地方法院而驳斥说:“财产权应以使邻居亦能使用他的财产的义务为止境”,“滥用物件的自由权,不能用来掩护一种全由于害意而有侵犯邻地性质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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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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