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勤:中共党史研究问题意识的三重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7 次 更新时间:2015-03-07 2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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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勤  

   费弗尔曾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在‘科学指导下的研究’这个程式涉及两个程序,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这就是: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这道出了学术研究的真谛,学术研究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学问而言,梁漱溟认为,学问就是学者认识问题,没有学问的人并非肚里没有道理,脑里没有理论,而是心里没有问题。因此,必先看到问题,其次求其解答,而不能解决问题,也不算有学问。正如法国史家布罗代尔所论,“历史同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景象。它总是在运动,编织出难解难分的问题网络,而且能够依次呈现出千百种纷繁矛盾的外表。人们怎样才能对付如此复杂的活生生实体,并且分解它,以便把握它,至少把握它的某些部分呢?”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演进历程所编织出的“问题网络”的繁杂性不亚于历史学的其他任何一门分支学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在“难解难分的问题网络”中抽绎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对史家治史功力的考量。德国学者希尔伯特曾说:“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换言之,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需要问题意识的推动。研究者要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其所提出的问题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系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演进历程所编织出的“问题网络”的繁杂性不亚于历史学的其他任何一门分支学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在“难解难分的问题网络”中抽绎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对史家治史功力的考量。大致说来,当前中共党史的研究取向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即现实问题、历史问题、理论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涵盖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但仅仅有“问题意识”并不足以支撑中共党史学的繁荣,缺乏科学性的“问题意识”将会使学科发展停步不前甚至衰退。科学地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就要在学术思想的脉络中对现实问题有回答,要在现实发展的映照中对历史问题有解析,要在历史进程的演进中对理论问题有总结。

   一、现实问题避免口号化

   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性特色,决定了现实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如何站在中共党史学的角度研究现实问题,则需要认真考量。中共党史研究内容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因此说,现实政治与中共党史学的关联因素非常之多,存在着当代人作当代史之利,更有“时过境未迁”之弊。但学术研究在基本立场和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治学当“正其学于先,乃以慎其术于后”,即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先要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中国共产党是胸怀宽广、无私无畏并有远见卓识的政党,党史研究者应更具备这样的胸怀、情操与气度,不应惧怕和迷信学术权威或其它因素,不必受旧有观念、习惯的束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必须认真地去思考和回答现实课题,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指出问题,善于从现实问题的前前后后、内外上下的各种联系之中,去把握其本质。但当前研究现状是,对现实问题的“口号化”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比比皆是。“三个代表”思想刚一出台,党史学界就出现了一些试图论证之的“宏篇大论”,如,瞿秋白“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忠诚地实践着‘三个代表’,他无愧为我党早期历史上实践‘三个代表’的先行者和典范”;再如,“五四以后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诸如此类不着边际的“大梦呓语”信手拈来。中共中央刚发出“文化建设”的信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以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为基础),从2011年1月起到2012年4月20日,围绕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经验总结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1篇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文化建设经验,3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剩下9篇则是对党的文化建设经验的全面总结。在题目大致雷同的文章中,大多是在原有中央文件“文化建设”内容上的重复,不断地宣传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以人为本、文化方针政策如何正确之类的言辞,停留在“口号化”层次,而缺乏学理上的充分分析与论证。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多是对中央号召的“条件式反射”,中央刚出台一项政策,马上就会出笼一大批文章阐释其如何英明正确,这种停留在表面上无关痛痒的被动式的口号性回应,只会使得本应起到“资政育人”作用的党史研究成为现实政治的应声虫,长此以往并逐渐普遍化后,不但会丧失中共党史研究的魅力,丧失学科发展动力和存在价值,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研究可能还会提供错误信息,造成政治幻觉,对执政党的决策产生误导。这些人在高喊“口号”的时候,忘记了,真正能够为现实服务的学术研究是依其深邃的思想认识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领域并产生深刻而持久的效果,这不是高喊口号的应景文章所能胜任的。学术研究一定要严守自身的路数家法,如果一味地曲学阿世、曲学阿利或曲学阿名,只会造成研究者人格异化,精神扭曲,更谈不上什么学术发展。历史学家极力求真求实,但仍不能摆脱意识形态、党派偏见和知识局限所造成的制约,这是历史的性质和史学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结果。但史家对待客观性的态度,应当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需要史家的认知能力、学术功力和治史态度来保证。值得信赖的品质和高明的专业技巧是成就信史的两个基本条件。真正有见识的、深沉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为当政者提供简单的传声筒式的服务,而是发当政者之未见,启当政者之未思,将自己埋藏于历史的最深处,却启发于现实政治之最前沿。如陈寅恪。陈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他的高明处是现实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及时在历史中寻到极为恰当的同类史料对应。

   另外,强大的意识形态动机也能导致出巨大的学术果实。现实、甚至是某种政治需要或者说被人们视为有害的“党派偏见”,也不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党派偏见”对某些学术领域而言甚至还具有正面的价值,“从下往上看”的劳工史、底层民众史,在英国最初主要是由共产党人来写的,现在却已成为整个国际史学界的潮流。

   二、历史问题避免碎片化

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越来越多的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中,我们看到沉迷于琐碎事件的发掘,对某一现象孤立解剖和观察而看不到整体的不良趋势。如《高家村:现代中国的农村生活(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一书在序言中写道: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他认为,“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人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虫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婴儿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对精英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我们毫不怀疑高家村的这些史实的正确性,尽管在该文发表后出现了一批质疑的文章。但史实正确等于揭示了历史真相吗?“正如老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历史的事实’一旦为史家收集,就会无形中嵌入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正确模式的看法,最后证明是一种假象一样,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人口学家与‘历史计量学家’们的辛勤努力将在大量支离破碎的研究中白白浪费掉,无法取得任何概括性的或最终的成果。”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 当然,毛泽东语出此言是在1942年,当时的中共党史研究还属于中共干部研究中共党史阶段,其主要目的是揭批错误路线,不强调个别细节的研究。但时至今日,随着新实证主义思潮的流播,党史学界重实证研究,重个案发掘也一时风起。不可否认,在此潮流涌动中,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但也出现了“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把历史的整体性化解为众多异质性对象”的状况,然后从这些“异质性对象”出发,概括全局。如,有的学者通过对一个村庄的“血腥土改”去推论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的得失成败,得出的结论貌似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之上,然而其内在逻辑却未必说得通。通过“细节”来研究路线和政策无可厚非,充分利用某一史料的价值,也是能够取得“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的,但我们仍要看到,管中窥豹固然是好事,可要是走过了头,埋头于眼前仅有的视角,以之删裁和衡量复杂的史实,有意无意忽略不合己意的客观史料,就会变成坐井观天、迷失全局了。再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上出现的局部性的失误、困难、曲折时,肆意否认中共在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如果一意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并以此代替对历史整体的把握,那么便疏离了历史的真实本质。胡绳反复强调,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我们应该看重的是整体,而不是局部。如果仅仅抓住这些暂时的失败和挫折上,仅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可能就会得出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结论。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了胜利。 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这就要求我们在做个案研究时,也要有一个总体性的问题的脉络或问题意识,细致思索局部问题与整体问题、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之间的关系,若非如此,就会陷在史料堆里出不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种总体性的问题意识就是要在充分挖掘掌握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带着研究者特有的问题意识深入到具体的史料当中,将史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放在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其开展对比、比较和批判。“史学最为常见的矛盾无疑便是它的目标是特定的,它可以是一个现象,一系列事件,也可以是某些人,而且其出现也只有一次,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其目的在于从中导出普遍性、规则性和常态性。”碎片化不仅在中外学界均具有长久的传统,而且遍布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表明,碎片化并非一无是处。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个人兴趣以及学科对象的差异等原因,碎片化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应该予以支持和鼓励。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也不等于否定具体的微观研究。不管你所选择的个案再小,做的再局部,但都有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发展的框架在后面支撑的。因为历史学家“应当在事件陈述和观念框架之间反复往来。他们的综合工作不应是把各个部分简单地拼凑到一起,而是要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 。而中共党史学界“碎片化”的研究状态呈现给我们的是:“所研究的课题越来越细小分散,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乃至整个学界呈现散兵作战、各自为战、人自为战的无形无序状态。”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共党史学整体研究的深化和对系统理论的探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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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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