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森: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1 次 更新时间:2015-02-27 10:25:45

进入专题: 名物   原生态把握   述赞说   诗经  

常森  

   在近年来的《诗经》研究著作中,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以及李山《〈诗?大雅〉若干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应当说是翘楚之作。我们就拿这三种论著作例子吧。很明显,这些论著都表现了强烈的创新欲求。《诗经名物新证》汇集了扬之水近年来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从写作范式方面看,扬之水极歆慕沈从文做文献考证和文物研究却能写出那样的妙文,认为像他那样“才是达到一个高的境界”,像他那样的学问“才不是死的学问”。她自己撰著《新证》,就是由沈从文未克实现的夙愿激发的。[1](p484)言外之意,似乎是除了她跟沈从文做考证的境界和学问以外,其他学者所做的都不过是境界低的“死的学问”了。单是鉴于她这种学术追求,我们就不能不仔细研读《新证》一书。至于《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按照姚小鸥自己的说法,该书“一字一句都浸透着作者的心血”,[2](p273)是作者“半生的学术总结”,是“近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对《诗经》三颂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专著”,可以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对象”。[2](自序,p4)因此这一部书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李山的文章发表在绝少推介先秦两汉文学论文的首屈一指的专业期刊《文学遗产》上,创获当然不俗,值得反复咀嚼。

   这三篇东西,特色鲜明,成就卓著,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它们从理念、方法到具体观点都有不少弊病,研读者固不可不汲其长,但是也不可不黜其短。本文将对它们的特色和得失做一番坦率的批评,希望对《诗经》研究的现状和困境加以初步的反思。

   第一节扬之水:绕过“死学问”的“活的学问”?

   在近代以前的我国传统学术中,名物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却全面走向衰落。扬之水批评说:“近世以来,名物研究作为一个专题,却久被冷落。”[1](p4)她的《诗经名物新证》以《大雅?公刘》、《小雅?大田》、《豳风?七月》、《大雅?绵》、《小雅?斯干》、《楚茨》、《宾之初筵》、《秦风?小戎》、《郑风?清人》、《小雅?出车》、《大雅?韩奕》、《小雅?鼓钟》、《大东》、《都人士》、《郑风?君子偕老》、《秦风?终南》等十六首诗为重点对象,以考古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的资料,来考释《诗经》中的草木、鸟兽、虫鱼以及宫室、车服、官制、祭祀、礼、乐、兵、农等方面的名物。其立意,是在进行文字考据的同时,“更援实物以证,并因此揭出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并因此使物与诗互为映照、互见光彩”。[1](p5)《新证》利用出土材料等多方面的证据,解决了《诗经》学领域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纠正了一些习见的错误看法。譬如,它对“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一句的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指出:

   当时秦岭北坡的森林大约十分茂密,《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条即芸香科柑橘属中的柚,梅即蔷薇科杏属中的梅。而毛传所谓“条,槄;梅,楠也”,后世解诗者便多据此而将条别释作山楸,梅释作楠木,……其实都不是诗中所指。柚与梅后世多生长南方,但诗的时代北方却并不罕见。梅是先秦烹饪中常用的调味品,……陕西泾阳戈国墓几座西周早期墓葬中的铜鼎,也多有梅核与兽骨同出。其中的一件铜鼎里边,便有梅核三四十颗,可知北方有梅,并且不必是珍罕之物。[1](p31)

   像这样的考释,对还原诗歌生动、活泼的语境,切实展示诗歌的意境或内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因为名物考证一向是传统学术的专长,所以孙机在《序》中称《新证》“所用的方法似乎相当传统”。[1](序,p111)但事实上,《新证》的治学理念跟传统学术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它有意识地纠正近世以来名物研究备受冷落的学术偏向;另一方面,它又努力纠正跟这种偏向相反的另一种偏向,即沉溺于名物考证之手段,而遗忘考证之目的。扬之水做名物研究的立足点在于探究诗义。她批评前人“往往只见物,不见诗”,“即便对诗中之名物考证得确凿,也依然不能复原此物当日在诗中的生命”。[1](p5)她并且倡言,无论今古,“诗经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阐发诗义”,[1](p5)声称自己的著作虽然以名物为题,“但终究仍是为附丽于‘名物’的情与意、史与思所吸引”。[1](p27)她还说:“‘诗三百’感物造端,比兴托讽,多举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注诗者探究其实,原在于因此可以对诗有更深透的理解”。[1](p3)《新证》首篇即《诗:文学的,历史的》一文,是综括全书宗旨的文字。其中说道:“诗的时代,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却更是功利的。以功利之心而犹有深情,此所以诗之为朴、为真、为淳、为厚,为见心见性之至文”。[1](p33)因此,扬之水的最终目的,是对《诗三百》做高于名物研究的诗学把握。从名物入手走向这一目的,是《新证》的鲜明特色之一。也就是说,作者力求扬弃传统名物之学的弊病,使诗不至于被名物湮灭,使名物之学重新找回自己的根基,在新的基础上重放光芒。为了实现这种追求,她主张兼容并包,“力求持平实的态度,鲁、齐、韩、毛,四家皆不偏废,于汉,于宋,于义理,于考据,于‘载道’,于‘缘情’,凡以为合于诗义者,皆取以为用,总欲‘揆之情理,参之物理,以平易求古人之意’”。[1](p9)

   《新证》在考释名物时,采录了大量图片。从《诗经》学史方面观察,这可以说是对闻一多研究构想的直接实践。闻一多在《风诗类钞》之《序例提纲》中揭明自己对笺注的要求,说:“用语体文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关于名物,尽量以图画代解说”。[3](p7)注重发挥图画对解说名物、复原物象的作用,恰恰是《新证》的一个重要学术期求。扬之水自述初衷,说:“《新证》力求为诗之所兴、所比,即诗作描写精微的物象提供若干比较可靠的形象材料,虽然未必可以因此直达本心,但就对诗的理解而言,这比从文字到文字的疏解,可能会更觉切近,也许还可以解决一个两个旧说没有讲清楚的问题。散乱在废墟之上的五百年历史,或者竟可以凭这物象的复原,编缀起礼仪与人生曾经有过的一种诚挚与温厚的结合。”[1](p28)应该承认,《新证》在这一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总之,扬之水试图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引入传统的名物之学,来突破近代《诗经》研究的一般模式(简单地说就是以古典突破现代);二是把名物之学明确定位为手段,强调名物研究回归诗学本位,并且在具体工作中贯彻这一主旨,以消除传统名物学的弊端(简单地说就是以现代矫正古典);三是大量使用感性图片和语言,突破“死的学问”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具体说来,就是用沈从文、闻一多的某些成果和理念为楷模,来修正《诗经》研究的现代话语模式)。然而毫无疑问,《新证》也凸显了传统问题和观念对现代学者的严重羁绊。这个问题我们下文还要集中讨论,这里只说明一点,即扬之水无意于提供《诗》在中国政教学术传统中的复杂内涵及背景,无意于将《诗》放到它的复杂历史中去观照。古人云“有所为必有所不为”,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观念上排斥《诗经》学术史这种“死的学问”,使《新证》在涉及这一方面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甚至严重错误的表述。譬如它说:“西汉鲁、齐、韩三家立于学官,东汉毛、郑一派取而代之,诗的传播、讲授,于是不离政治教化。……毛诗所以由民间之学而成官方之学,且取代了曾立足一个朝代的学派,原因固然非一,但如果不是因为教化的体系更为完备……则简直不可想象。”[1](p8)究其实际,“诗的传播、讲授……不离政治教化”绝对不是毛、郑诗派独有的特色,也绝对不是毛、郑诗派取代三家诗以后才出现的情形。《齐诗》说固云:“《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4](p3)(注:“诗,持也”,乃孔颖达疏解《诗谱序》引《诗含神雾》文;“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乃成伯玙《毛诗指说》所引《诗含神雾》文。【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诗含神雾》有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所谓自持其心主要是指以《诗》规范个人心性,所谓扶持邦家主要是指以《诗》规范社群秩序;这是汉代今古文《诗》学把《诗三百》经典化的共同取向,不必等到东汉时期,儒者说《诗》才不离政治教化。《诗序》是儒家《诗》教无可置疑的核心,汉代今古文《诗》均有序,并且均源自子夏,又怎么可能到了东汉,诗的传播和讲授才不离政治教化呢?(注:关于《诗序》问题,请参阅拙作《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中国学术》第十四辑。)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证》这一段文字,明显有东汉《毛诗》取代三家《诗》而“立于学官”的意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5]钱穆引这段文字,说:“至东汉,乃有十四博士,……则皆仍西汉之旧,而《谷梁》、《左氏》、《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书则皆缺。”[6](p106—107)王国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则说:“《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不言其为古文。《河间献王传》列举其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后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并称者,当以三者同为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7]《毛诗》东汉“未列学官”,古代文献中有大量材料可资证明,近代以来诸大家都没有异议。东汉《毛诗》之学大盛,不是因为它“成官方之学”、“取代了曾立足一个朝代的学派”,而是因为著名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治《毛诗》,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赞云:“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当然,东汉时候帝王推扬古学,对《毛诗》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比方说,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和《左氏传》,诏令贾逵撰写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复令撰写《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异同,并作《周官》解诂等。章帝迁贾逵为卫士令(北宫卫士令一人,掌南北宫,秩比六百石),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章帝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5]可是,《毛诗》在东汉时期却没有被立于学官。它被短暂立于学官,乃是在西汉平帝末年以及王莽时候。(注:清儒陈奂说:“汉兴,齐鲁韩先立学官,置博士,而毛仅僻在河间。平帝末得立学官,遂遭新祸。……东京已降,经术粤隆。若郑仲师、贾景伯、许叔重、马季长稍稍治《毛诗》。然在廷诸臣,犹尚鲁训,兼习韩故。”陈奂《诗毛氏传疏?叙》,北京:中国书店,1984。)不过也正如徐复观所说:“……平帝及王莽时所增置博士,因祸变相乘,时间短促,未能给东汉以影响,言西汉博士者,应以武、宣时代所置的为基线去加以把握。”[8](p61)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在这一问题上出现错谬,说明它在《诗经》学术史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盲点。

   必须意识到,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诗经》学史是最需要耐心沉潜的一个领域,否则就会动辄犯错。

   第二节姚小鸥:虚构的“原生态”?

如果说《诗经名物新证》的切入点是复原物象的话,那么《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切入点则是复原三《颂》跟商、周礼乐文化的深刻联系。姚小鸥批评人们对《诗经》文学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存在严重偏差,批评“姚际恒、方玉润等人对《诗经》文学价值与文学特征的理解虽然往往与古代社会生活实际严重隔膜而不得要领”,却得到二十世纪学界的青睐。[2](自序,p3)他本人努力的方向,是消弭诗歌解读跟“古代社会生活实际”之间的隔膜。《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鲜明特点,就是把三《颂》“置于先秦礼乐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名物   原生态把握   述赞说   诗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395.html
文章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