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勇:从社会整合到社会合作:社会矛盾应对模式的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15-02-02 2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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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勇  

    

   摘要:传统的社会整合模式以社会学结构主义取向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利益整合、资源整合、组织整合和价值整合等手段应对社会矛盾。随着社会形态多重转型、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以及社会治理理念的流行,社会矛盾应对思维需要从静态的结构取向走向动态的互构取向,形成更加关注行动和过程的社会合作模式。当前我国各类社会合作模式都处于转型之中,未来需要在社区回归、主体参与以及道德重建等方面共同着力,实现社会矛盾应对模式从社会整合到社会合作的转向。

   【作者简介】王道勇,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关 键 词】社会整合;社会合作;社会矛盾;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7-0014-06

    

   一、社会整合:社会矛盾应对的传统模式

   (一)社会整合思维主导着社会矛盾研究进程

   一般而言,社会整合是指协调社会中不同主体的矛盾和冲突,使之一体化的过程或格局。自从涂尔干从道德和情感角度讨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失范问题以来,社会整合就与社会矛盾论题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几乎所有的社会整合研究的志向都是为了因应现代性拓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断裂”问题,社会整合思维一直在主导着社会矛盾、社会失范研究的基本进程。

   由于观察视角各异,研究者从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这两条进程出发,分别形成了宏观的系统整合理论和微观的个体整合理论,但是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完全宏观的结构主义还是从微观到宏观的结构主义。

   在早期,社会矛盾应对的系统—结构视角完全以社会学的宏观结构取向为根基。从孔德的“社会内聚力”思想、马克思的“阶级社会理论”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都内含着这种系统—结构式的理论关怀;[1]而在涂尔干那里,社会整合概念以社会失范为现实基础,在社会事实层面得到系统论述;到了帕森斯,社会整合成为维护系统稳定和解释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从总体上看,宏观结构取向的研究视角强调了社会规范、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等在应对社会矛盾方面的整合作用。譬如,涂尔干强调教育等正式规范,以及传统文化、宗教仪式、集体情感等非正式规范对社会失范的防御作用,对有机团结社会的重组功能;帕森斯认为,社会学的最高目标就是解决“秩序”问题,[2](P12)他提出的解释社会行动的结构功能框架——AGIL模式,就是由经济、政治和制度、社会、文化价值等系统共同构成。吉登斯更是直接从时空抽离和重组的角度出发认为,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会带来各种宏观社会矛盾,因此需要深入“考察现代制度是怎样‘适应于’时间和空间的”。[2](P12-13)

   稍晚形成的社会整合研究取向开始关注社会行动主体,力图让个体融入社会,其最终的理论关怀也落在宏观的社会整体层面。譬如,哈贝马斯强调社会行动的沟通整合功能,但他将社会整合与“由规则保障和(或)沟通达成的一致”并列。[3](P110-119)卢曼认为,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会导致要求的个人主义,并进一步造成个人“要求的通货膨胀”。实现个人的社会整合,就可能危及社会的系统整合,为此,卢曼希望出现“一个新的、以纠正社会排斥为自己功能的社会系统”。[1]洛克伍德将整合划分为组成社会系统的各社会单元之间的“系统整合”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整合”,前者关注的是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协调,后者关注的也是个人如何融入社会。[4]可以说,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社会整合取向的社会矛盾研究开始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社会走向个体,力求避免形而上的方法论,但这种对微观主体互动的关注本身却是手段,最终目标还是融入社会结构之中。[1]

   (二)社会整合模式主导着社会矛盾应对实践

   社会整合与社会矛盾在理论上存在着的这种特殊亲和力,反映在实践中就是,社会整合模式成为中外社会治理者应对社会矛盾时所秉承的主导性思维,并且直接影响着各种社会矛盾应对策略和制度的出台。

   总体上看,在实践中,社会整合模式一般包括利益整合、规范整合、组织整合与价值整合等基本形式,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为基本诉求。其中,利益整合是核心,制度整合是保障,组织整合是依托,价值整合则是思想基础。一是,通过利益协调实现利益整合。针对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显著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显性化等特征,形成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利益整合机制,如科学的利益引导机制、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高效的利益矛盾处理机制,等等。二是,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制度整合。由于制度规范可以增强人们行动的预见性和信任度,维持社会的运行秩序,因此,社会治理者都强调,从制度约束角度出发,通过法律规范等正式制度以及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共同努力,形成一个以制度为行为边界的约束性体系,以制度来应对社会矛盾。三是,以组织资源建设实现组织整合。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和虚拟人的快速转变,社会治理者对组织缺位的关注程度明显增强,力图发挥民间组织和网络社会等新兴组织资源的功能,以应对好新兴社会形态中的社会矛盾。四是,以思想价值建设实现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价值整合。任何一个社会体系都离不开价值信念的支撑,为此,社会治理者都在努力塑造、整合社会成员的价值和信仰。通过构建有效的意识形态实现价值整合,成为应对社会矛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二、社会合作:社会矛盾应对的新兴模式

   (一)社会整合模式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看,社会矛盾应对的社会整合模式以宏观结构主义为基本取向,虽然经过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众多学者的努力弥合,但社会整合思维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性缺陷却无法彻底消弭。譬如,过于关注整体而忽视个体,过于强调秩序而忽视自由,过于迷恋社会结构的约束力而无视社会行动主体的能动性。面对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整合模式的上述不足充分显现出来并被放大,使社会治理者运用该模式来应对社会矛盾时面临众多困境。

   从社会本身来看,社会形态的多重转型使社会整合模式独力难支。如前所述,社会整合是应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失范现象而形成的概念。在这种单一的进化型社会中,社会整合模式的理论思维与制度设想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而且这种转型是多重的、交错的,其中既有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也有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还有农业社会直接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转型。多重转型带来的众多社会矛盾,从其根源来看具有复杂性,从互动形式来看具有交错性,从发展趋向来看具有潜在的生长性,这些都使传统的社会整合模式显得过于呆板、反应滞后,需要形成一种基于动态和行动取向的社会矛盾应对模式来加以补充。

   从社会行动主体角度来看,个体化社会来临使个体与整体间的张力日益增强。在现代社会中,除了传统的个体适应社会的社会化进程之外,还存在着一股更加强劲的强调个体价值的个体化进程。随着社会阶层的多样化,社会主体类型增多,社会主导价值理念出现变化,个体独立存在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仅仅强调社会整体层面的价值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价值诉求。这些变化反映在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方面就是,整体利益日益碎片化,在此基础上利益群体间异常互动,出现利益的小团体化和部门化,甚至形成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利益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利益整合的难度日益加大,不对社会行动主体的具体利益进行动态协调,而仅仅强调宏观层面的利益整合已经完全不合时宜。这说明在个体化社会中,需要从社会行动角度来思考和应对各种现实的社会矛盾。

   从宏观政策角度来看,社会矛盾应对政策理念不断更新,已经超越传统社会整合模式的疆界。在社会和谐理念中,出现了社会和谐人人共建、人人共享,让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等说法,开始强调合作、行动与和谐、稳定之间的互动;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了理念上的调整完善,即从强调社会管理转向强调社会治理,两者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却是社会矛盾应对理念的一次彻底更新。因为“管理”强调社会矛盾应对主体的唯一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绝对权威性与强力色彩;而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社会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5](P23)可见,“治理”强调的是社会行动主体的多元化与平等性,各主体在协商基础上形成合作,通过互构来共同解决问题,最终实现共生共赢。

   (二)社会合作模式的兴起

   社会领域内出现的上述变化,要求社会矛盾应对思维进行转换:观察视角要在宏观基础上更加强调微观,应对主体要从一元走向多元,应对机制要在强调结构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互动,应对结果应从结构整合走向共融共生。从理论上讲,由于社会合作强调主体参与、多元互动、制度的衔接与谐振共变,在应对社会矛盾时,强调社会合作思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基于互构的社会合作模式,可以有效地弥补社会整合模式的不足,适应整个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

   社会合作模式真正体现出社会行动主体的平等性与行动的建构性,适应多重现代性发展的基本需要。人类文明是通过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更高层次,都必然导致更大范围的合作。在一个行动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之中,竞争的结果只能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合作而为最终结局,别无他解。正如罗尔斯在《正义新论》中所言,社会是一个世代相继的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这个理念是起组织作用的核心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主体性被压制,都会对社会合作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并成为社会矛盾产生和累积的根源。可以说,在社会合作理念的指导和制度安排内,国家与不同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会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性资格和权利,不同社会行动主体平等地参与一切形式的互动。这就使任何社会行动都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建构性,对于正处于多重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这是成功应对各种社会矛盾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社会合作模式在强调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适应个体化社会需要的新的利益表达体系。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的价值理念得到凸显,如个体更加信仰人人平等,更加强调自身的尊严,更加希望通过参与和沟通实现动态的社会公正。通过引入社会合作理念,作为平等的主体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有效地表达自身的意志,保障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与此同时,个体的这种平等权利以相对等的义务为基础,正如孟德斯鸠说过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6](P154)平等的社会合作的存在,对不同社会行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范畴进行清晰的边界界定,譬如,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来进行协商并形成互惠结果,个体化社会就能长期常态运行下去。

社会合作模式以追求不同主体共建共享和社会和谐为目标,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发展趋势。社会合作强调社会行动主体的平等参与和社会事实的建构性,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追求自我利益的集团与个人可以和谐共存于一个社会有机体之中,是对现代社会治理所强调的多元、平等、协商、共生等理念的完美诠释。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合作主义理论也以社会和谐为理论预设、追求目标和基本价值,特别重视在利益分化和权力多元化基础上的有机整合、相对均衡、有序和协调一致,[7]但在阶级矛盾无法根除的背景下,这种社会合作只能暂时掩盖和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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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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