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质平:张弛在自由与威权之间:胡适、林语堂与蒋介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0 次 更新时间:2015-01-28 10:59:35

进入专题: 胡适   林语堂   蒋介石   自由主义  

周质平 (进入专栏)  

  

  

   胡适和林语堂是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最知名的两个代表,晚年都终老埋骨于蒋介石治下的台湾。自由主义者选择了蒋介石,这毋宁是极近情理的事。尽管民主自由在蒋的手上,也少得可怜,但这少得可怜的一点自由,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唯一的寄望。这个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中有多少辛酸和不得已!

   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胡蒋关系,一时又成了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不出: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成了近几年来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份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清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份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还真想不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

   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胡适和林语堂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本文希望随着新史料的渐次出现,在一点一滴重构和重塑这些历史人物的过程中,让我们更接近他们的“本相”。

  

   一、胡适和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

  

   1932年,胡适初见蒋介石于武汉,两人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整三十年。在两人见面之前,胡已在不同的场合对国民党、孙中山有过多次的批评,尤其以1929年在《新月》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最为激烈,和国民党有过正面直接的冲突。1940年,林语堂初见蒋于重庆,此时,林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在《吾国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1935)和《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ving,1937)出版之后,林在海外的声望,几乎等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并已在美国发表了不少支持中国抗战的文字。至于对蒋个人的评论,林已视蒋为中国最高之领袖。林蒋关系一直维持到1975年蒋逝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胡适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中心人物,同意他也好,反对他也好,他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他的影响,1949年之后在台湾依旧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由胡适倡议成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国民党迁台之后言论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对拓宽1950年代台湾的言路有历史性的贡献。但蒋介石对批评言论的容忍终究是有限的,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以“通匪叛国”罪名入狱,《自由中国》停刊,是早期台湾争取言论自由最光荣的记录。至于稍后在台湾学界轰动一时的中西文化论战,也都和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这一论战发生在胡身后,但“胡适的幽灵”却继续在海峡两岸飘荡。

   林语堂在国内的影响没有胡适那么大,但他代表的是知识份子在忧国忧民之外,也可以有幽默闲适的个人空间。在学界的影响,林不能与胡相提并论;但林的幽默小品可能更受一般大众的欢迎。而胡、林两人都身负国际重望,他们选择到台湾终老,对蒋介石来说,自然是最直接有力的支持。

   林语堂和蒋介石的关系,没有胡蒋关系那么有实质的内容,但蒋曾多次出现在林的著作中,是林最关注的近代中国政治领袖。林早年对蒋的评论带着一定的揶揄和调侃,1932年10月发表在《论语》的〈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这则短评,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林觉得蒋说话平实,不高谈主义,平日也还看些王阳明、曾国藩的书,并指出蒋“若再多看看《资治通鉴》,《定盦文集》,《小仓山房尺牍》,《论语半月刊》,我们认为很有希望的”。行文之间,带着居高临下指导性的口气。在同一期《论语》中,还有一则署名“语”的随感〈一国三公〉,也是林的手笔,对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有扼要的评述,他认为:蒋的所长是“善手段”,“机断”,“会打机关枪”;而其所短则是“读书太少”。这一时期,蒋在林的眼中无非只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又擅手段的“行伍”,对蒋谈不上有太多敬意,但也没有什么恶感。

   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随着国内形势的更迭和蒋氏权力的确立而有所改变。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的〈结语〉中,林对中国之现况和前景都是相当悲观的,对山东军阀韩复矩能集省长、县长、法官、陪审于一身的做法则表示欣赏,因为他至少给治下的老百姓一个生活的秩序,而这点起码的秩序,对当时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宁为太平犬,莫做离乱人”这句老话,道尽了中国百姓的辛酸。在“领袖人物的追寻”(“AQuestforLeadership”)一节中,林语堂提出了“中国好人究竟在哪儿?究竟有几个?”的问题。他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有四亿生灵的国家沦为像一群没有牧者的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此时,他显然没把蒋视为四亿人口的“牧者”;而他心目中中国的“救星”(Savior)是一个“大司杀者”(TheGreatExecutioner),他写道:“大司杀者悬正义之旗于城楼,过往行人都必须向正义之旗俯首。并告示全城,有敢违抗法律,拒不向正义之旗俯首者,斩。”当然,林的笔触是带着激愤的,在他看来,一个被面子、命运和人情统治了几千年的民族,只有“斩”之一字,可以稍剎贪污腐败。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林此时所期盼的无非是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他对中国现况的改变,几乎全仰仗在一个领袖的身上。

   林语堂在1939年《吾国吾民》修订版的〈短序〉中指出:1934年是近代中国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侵略的威胁,加上领袖人才的缺乏,中国正在走向破败和灭亡;但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他由悲观转向乐观,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中国出现转机的开始,也是中国走向团结和复兴的起点。1939年版的《吾国吾民》删掉了1935年版的〈结语〉,而代之以〈中日战争之我见〉(“APersonalStoryoftheSino-JapaneseWar”),当中对抗战有许多过份乐观的估计,并视蒋介石为中国复兴最关键的人物。林说:“中国最有希望的一点是有一位领袖,他有常人所不及的冷静和顽强,他深知这场战争就如一场二十回合的拳击比赛,胜负取决于最后一击。”他极力为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辩护,把1932至1935这四年时间看作厚积抗战实力的准备时期。蒋在他笔下是一个“虽全国人之以为非,无碍我之以为独是”,并敢于抗拒群众压力的领袖人物。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是对蒋最高的评价,并指出“蒋比吴佩孚、袁世凯更现代,做到了吴、袁两人做不到的在军事上统一中国”。蒋在林的笔下是“意志坚定、掌控全域、头脑清楚、富于远见、果断、顽强、冷静、残酷、工算计、聪明、具野心,并真正爱国”的一个领袖。

   此时,林语堂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最大的错估是真的以为“西安事变”是国共联合抗战的开始,并进一步巩固了蒋介石的领导。他说:“西安事变可以说为联合战线铺好了道路……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抗战是准备不足的”;他甚至认为,共产党的崛起是中国民主的基石。这些看法,在后来出版的《枕戈待旦》(TheVigilofaNation,1946)中,都已全面改变了。

   在国难外患空前严重的1930年代,许多人都憧憬着一个“超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加上德国和意大利在希特勒(AdolfHitler)和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独裁的领导下快速崛起,许多留洋归来的知识份子如丁文江、钱端升、蒋廷黻、吴景超等,此时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也不免发生动摇,而转向支持独裁。林语堂虽未参加这次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但他显然是较同情于主张独裁的。无论是钱端升所说的“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所主张的“开明的专制”,抑或林语堂所指的“大司杀者”或中国的“救星”,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当然就是蒋介石。

   胡适则不然,他认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而非某一个个人在朝在野能起得了作用。他明确地表示,无论国难如何深重,“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他断然指出:“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至于将国家大小诸事,都仰仗于一人,这决非现代政治应有的现象:

   一切军事计划,政治方针,外交筹略,都待决于一个人,甚至于琐屑细目如新生活运动也都有人来则政举,人去则松懈的事实。这都不是为政之道。世间没有这样全知全能的领袖,善做领袖的人也决不应该这样浪费心思日力去躬亲庶务。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老百姓在生活上讲些礼貌,注意卫生。在原则上,胡适是赞成的,因为“蒋先生这回所提倡的新生活,也不过是他期望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的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但胡同时指出,“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这里面既没有“救国灵方”,也没有“复兴民族的奇迹”,更不是什么“报仇雪耻”的法门。过份夸大这个运动的功效是会“遗笑于世人的”。生活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一个道德问题,更基本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多少是在给蒋泼冷水,让他清醒清醒:别把生活细节上的改变,当成复兴民族的灵丹妙药;更何况,生活细节改变,需要有经济和物质上的基础,一个在冻饿边缘上的民族,是谈不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这些言辞虽然只是“仓廪实,而知礼义”的现代翻版,但看在蒋的眼里,多少还是扫兴的。

   在〈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这篇文章里,胡适对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有比较高的评价:在胡的笔下,蒋是个嗜欲不深,生活俭朴,又严于律己的人: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几年前,当国内许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声正狂热的时代,他能不顾一切非笑,毅然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卷烟。

胡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对蒋受洗成为基督徒持肯定的态度,并认为信仰基督教对蒋的人格有重大的影响。1950年,胡适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上发表〈在斯大林战略里的中国〉(“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说到1936年蒋在明知张学良有谋叛之心的情况下,为什么依旧率领着各级将官深入西安?要想为这个问题找出答案,胡认为必须先认识到“蒋在成年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周质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适   林语堂   蒋介石   自由主义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3241.html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14年12月号

9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