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质平 耿云志 马勇:民国大师的道术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0 次 更新时间:2015-01-20 20: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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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气节与学术,民国大师的道术变迁

   主讲嘉宾:周质平(作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耿云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马勇):欢迎大家来到腾讯文化燕山大讲堂和九州出版社举办的读书沙龙活动。我是马勇,今天来的有周质平老师,社科院的耿云志先生。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周老师是普林斯顿的大学的教授,在中国、美国、台湾长期居住,在美国居住了40年,在中美交流上的贡献非常大,并且周老师是在近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也有非常大的贡献,特别是是对胡适、林语堂、冯友兰的研究,像胡适英文的文稿我们能够看到的差不多都是他研究的。耿老师是我们社科院的研究员,耿老师在中国近代史宪政史、民国史、思想文化史都做出了非常的贡献和研究。

   周质平:谢谢!我的新书《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中国近现代人物面包括林语堂、冯友兰、胡适、赵元任、余英时先生。第二部分讲的是中国语文的改革,在海峡两岸引起争议比较多繁简字的问题和世界语的问题。世界语在国内都是持非常正面和肯定的态度,从19世纪末一直到现在,世界语在中国非常活跃,,它的英文名是Esperanto,但是在美国知道的人很少。第三部分是我在海外一些杂感,围绕着中国文史的圈子所写的一些文字,这本书是我多年来文字的积累。现在能够有机会在北京和国内的读者见面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70年代研究胡适并非易事

  

   耿云志:谢谢各位!我跟周先生相识在1988年,已经25年。我们相识的原由就是因为对胡适的研究,我后来组织了许多胡适研究的活动,他非常的支持,从1992年北京饭店的聚会,几乎都参加,对我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周先生对胡适的研究贡献很大,20多年来从事胡适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整理工作,卓有成绩。特别是胡适英文文献的整理方面是其他人无可替代的《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这个视角非常的贴切。这里面讲的都是学人,学人对现代事物的敏感度比一般人要强的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学人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历经的道路不一样,他们完成转型的程度也不一样,林语堂、胡适、冯友兰等这些人物对思想、政治、文化的选择上大家是差不多,都希望民主和自由。但是在担当上又不太一样,林语堂、赵元任他们只有选择没有担当,胡适这个人是有担当,并且有一定的使命感。不但选择自由和民主,而且终生为此奋斗,这个非常不容易。

   胡适与梁启超是两位紧密衔接的两代学人。胡适自己承认受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两个人在中西文化结合创造新文化,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转型他们基本上一致。但是,路径却有很微妙的区别。我的感觉是,胡适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有助于现代化的科学成果。而梁先生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选择西方的文化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转型的成果。从理论上说殊途同归,但是实践上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无法做到像胡适先生那样,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选择中国文化,因为我们对西方的文化多多少少有些隔阂。胡先生不一样,胡先生一生从19岁到美国,71岁去世,有26年多的时间是在美国(西方)度过,有一小半是在国内,对西方的文化非常了解。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接受梁启超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胡适的就比较的难,大部分人对西方文化了解的非常少,甚至相当的隔阂,这还影响到个人转型的完成,以及家庭转型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梁先生从传统中顺利平稳的过渡到现代生活,他的子女们的教育都完成非常好,过去说“一门三进士”是非常了不起的,梁先生是“一门三院士”。胡先生有使命感,不仅选择了自由民主,而且愿意为自由民主而牺牲。胡先生说“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他是一个有担当、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在他100岁诞辰的时候,台湾举行了一个纪念展览,把他的长子胡祖望请来,胡祖望在参观展览的时候,有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他答复了一句话,他说,“我父亲为社会贡献的很多,为我们家庭贡献的很少。”这说的是实话,他并没有责备父亲的意思,因为他父亲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民主自由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他的二儿子——胡思杜,在老二成长的关键时期,恰好是胡适的风云时代,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了于了学术、文化、社会、国家,没怎么真正的关心胡思杜的成长,这个孩子有点不务正业,念书念的不好,勉强的给他弄到美国念书,八年换了两个大学也没毕业,后来回到了大陆,在1957年反右期间,不甘受辱,上吊自杀了。

   大家知道研究胡适在我国环境里,不是很随便的一件事情。我从1975年开始研究,公开发表有关胡适的文章是1979年。当时还只能限于新文化运动胡适所做的贡献讲一些公道话,不能涉及的太多,涉及的太多没有人给你发表。1979年的时候,我跟我们所的社长商定要重印胡适文存,结果中国大员亲自出面阻止了。他是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中国社科院的第一任院长,他说,不行,而且话说的非常厉害。他说“现代年轻人不太好理解,我们社会主义出版社,怎么能出胡适的东西”。到1983年清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我们研究所认为我是重点审查对象,把我给审查了几个月。到1986年,有一位史学界的名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我,其中就提到的胡适研究。从那以后没有人公开批判我。但是做起事还不是这么的顺畅,比如说第一次胡适研讨会1991年气氛相当的紧张,幸好当时任社科院院长的支持,会开起来了。胡适当年讲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说“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以,新文化运动是一定要搞”。胡适说,“这个想法太武断的,不太切合实际,有我们这些和没有我们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假如说没有这些人(北大的新教授)新文化运动也许将会发生,可能会推迟几年,规模可能会小一些,思想观念会浅薄一些。我们没有人鼓励我们去做,我们觉得应该做,我和我的朋友开始了这项工作,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和我们的努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这些年来尽管我有许多其它的工作要做,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研究胡适,如果说以前我们研究胡适学术、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人涉及,涉及到了也是一笔带过。另外,没有向学术圈以外去推广胡适的思想。到本世纪以来,一个是政治问题开始谈了,一个是向胡适研究的圈外推广胡适的思想观念。在5月中旬的时候,我在胡适老家安徽绩溪县有一个矢志中学举办了“中学生读胡适活动”,我们给他们提供了200本书《胡适文选》,在老师的辅导下写作文,就是说你怎么了解胡适的就怎么写,后来老师们挑出了50多篇文章,交给了胡适研究会,我们请几位专家,做了进一步的评判,评出来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还有纪念将若干。举办这个活动以后,我们发现影响也非常不错,大家也非常的热情,也觉得这个值得做,而且县里的一些人(副县长、当地文化界)都非常的关注。这就是说,我们把胡适思想观念推向胡适研究这个圈外,向普通群众,向青年,特别是向青少年。我觉得我们国家,社会多年来积累了一些垢病,胡适的思想是对症的良药,比如说过去我们革命主义笼罩了一切,胡适从1919年就倡导要一点一滴的改革。

  

   胡适精神:讲真话,个性主义,世界化

  

   第二,胡适反名教和口号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注重宣传口号,到一个地方先是刷标语。我小时候(我是东北人,在农村长大的)1946年见到八路军。八路军到我们村子一住下,第一件事先是洗脚,然后是写标语。标语和口号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非常重视的。胡适特别的反对这个。他说,这个就像小孩子打架,打架打不过人家了就在哪写一个“打倒王小二”等等的话语,口号解决不了问题,要实际去做。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标语口号都不要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适可而止。最要不得的就是喊了口号,贴了标语,开了动员会以为事情就做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胡适在这方面是治病良医。

   第三,胡适先生提倡讲真话。他说,“讲真话保你有力量。”谎话就跟打电筒打出的光柱是一样的,林肯说“谎言可以欺人一时,不可以欺人永久”。现在谎话到处都是,欺人之谈天天都有,这害了国家、民族、子孙后代,实在是要不得,大家都讲真话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30年代胡适先生给《王小航先生文存》写序。他说中国人爱讲假话。他说,“讲真话吧朋友。”胡适说,这句话非常的使人感动,谎话太多了。费的这么多的精力编造谎话,还不如去说真话。胡先生给他写序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句话。我不敢说我一生没有说过谎话,但是我没有恶意的去编谎。现在做学问的时候,除了一些不能讲的话,或者是不得不引关键的话,我在做学问的时候还是敢讲真话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惹了一些麻烦。

   胡适思想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是,一切从当下的事实出发。从实际出发你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样的,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胡适先生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有独立的观察,独立的分析,独立的提出自己见解,哪怕说你自己错了,你自己去总结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说老是迷迷糊糊跟着别人走就太可怜了。

   胡适思想最根本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个性主义,一个是世界化。把人充分的独立,充分的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充分的尊重每个人的创造性,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能这样,社会肯定是蒸蒸日上的社会,不断进步的社会。

   另外,世界化。我们中国之所以在这100多年来有一些进步,就是因为我们沿着世界化的路走,搞开放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进步,就一定要开放,一定要走世界化的路。早在清末的时候,李鸿章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做学问,你要是不跟别人交接,不接触,这个学问就不会有大的进步,只有跟人一起讨论、切磋,学问才会做好。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是这样。

   周先生这本书我没有太具体的讲,但是,周先生和我对胡适的理解不是说完全的一致,至少也是十分的相近,大家仔细读读周先生的书,肯定可以得出跟我的看法大体相同的观点。

   我有讲的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不准确的地方,请周先生、马先生、在座的各位提出批评。我非常希望听直率的批评,直率的批评比不着边的颂扬要益的多。古人说,“过当之誉,其害甚于实时之毁”要给人夸奖的过分对他的害处,比你说他几句坏话还要大。所以,我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马勇:谢谢耿老师和周老师!我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胡适,我们中国思想史是把他完全的屏蔽掉,应该看到中国30年来中国在胡适的研究上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其实我们今天中国能够选择的路径,可能还是胡适给出的渐进改良。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气节和学术》,这也是周老师这本书中讨论的主题,比如说讲冯友兰、林语堂的地方。他们一致强调胡适的担当和政治上的坦然,我们做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学问与气节到底哪个重要?比如,在50年代冯友兰、郭沫若、顾颉刚等人都在政治面前有所改变,包括在文革时最严重的梁笑、余秋雨这一波知识人都有风光了一把,后来都被政治所抛弃了,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转变?欢迎周老师。要气节还是要学术?

   周质平:谢谢!我是目睹中国近30年来的改变,第一次回到中国是1988年,对中国过去20年的改变我是有目共睹,尤其是在胡适研究中。当代人能够把胡适给引进来,耿老师是整个运动的带头人,今天能够这样谈这些人,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从80年代开始,特别受到关注的几个民国学人如梁漱溟、陈寅恪、吴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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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文化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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