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老灵魂前世今生》——朱天心的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4 次 更新时间:2014-12-24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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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进入专栏)  

也许是千百年后吧。文明升沉,万事播迁,五洲板块又是几度震荡后,有个曾叫台湾的岛屿依稀残存。朔风野大,天地洪荒,早已闐无人烟的台北,或还残存当年一二繁华遗迹?沿着昔日二二八纪念公园旧址行来,荒烟迷漫,鬼声啾瞅。掘地三尺,哪还有半点尸骸。倒是千百页尚未腐化尽净的断简残篇,成为对某个世纪书市文化的最后见证。

一阵腥风吹起那些书堆,噼噼啪啪,你仿佛听到阵阵歌哭之声:“昨日当我……”、“想我……”、“我记得……”。是老灵魂的声音么?穿过死生大限,它还是阴魂不散!世事混沌不清,世事又全如所料。在历史废墟间,老灵魂行徘徊,不忍离去——一切早都关灯打烊了,它还在摸黑找些什么?

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小说家朱天心开始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阅人述事,洞若观火,笔调则如此老辣苍凉。从《我记得……》到《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再到新作《古都》,朱的创作量不能算多,但每次出手,必然引起议论。读者或为她的题材侧目不已,或为她的“论文体”叙述啧喷称奇。但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她率团登场的老灵魂人物。老灵魂来自各行各业,穷通蹇达不等,但个个“先天下之忧而忧”。他(她)们悸惧衰老与死亡,却有穷究老与死的兴趣。他(她)们看来对一切都不在乎了,却比谁都更在乎一切。在朱天心的指挥下,老灵魂渗透你我之间,散播末世消息。人家希望、快乐,老灵魂暗自神伤;人家心灵改革,老灵魂心乱如麻。这真是群杀风景的人物。

而朱天心自己也是个老灵魂么?小说家和她的人物真得对号入座么?也不过就是十多年前吧,朱天心凭着《击壤歌》《方舟上的日子》等作,颂赞青春,风靡多少学子。几番周折,她竟抛弃同辈读者(如我等),决心先自行老去。但她老得并不彻底,她还有话要说。过分老于世故的人其实写不出像《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匈牙利之水》这样的作品。是犬儒,也是天真,朱天心的作品因此形成一种风格的时差。这也许可作为我们进入她“老灵魂学”的一个门径。

一、与历史怪兽搏斗

朱天心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是对时间、记忆,与历史的不断反思,而她老灵魂式的角色成为启动此一反思行为的最佳媒介。老灵魂生年不满半百,心怀千岁之忧。他(她)们知道太平盛世其实隐藏了无数劫毁的契机,也惊讶在死生大限之前,凡夫俗子竟能活得如此浑然无知觉。今朝欢乐,明朝枯骨,生命的必然与偶然,不就是一线之隔。虚空的虚空啊,一切的贪痴嗔怨,总要归于徒然。老灵魂独探死生的幽微逻辑,夙夜匪懈,且啼且笑,于是有了不能已于言者的冲动,有了书写的欲望。

论者可以轻易指出,老灵魂的忧虑就算事出有因,毕竟是有闲阶级的玩艺儿。芸芸众生未必真傻到不知生老病死,然而眼前的“近忧”都照顾不来了,还谈什么远虑?朱天心的人物都犯了一个毛病——杞人忧天。朱天心要不以为然了。她可反驳她的老灵魂其实个个胸无大志;他(她)们所关心的就是眼前的芝麻绿豆。一般人自谓看近难看远,说穿了,看得还是不够近。谁能想像这一分钟的家常,埋藏了下一分钟的什么噩耗?老灵魂事事关心,事事担心,他(她)们活得好累,也是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

朱天心折冲于最细密的现实关怀,以及最迂阔的生死忧思间,形成了她作品中的一大吊诡。照道理说,已经看到死亡另一面风景的老灵魂,还有什么心情斤斤计较浮世人生?但我以为这一吊诡是她叙事风格的基础,也与她想像历史的方式息息相关。看她的作品,尤其像《预知死亡纪事》及《拉曼查志士》等,不由你不觉得她笔下人物优生忧死,已迹近妄想狂的征兆。“人有旦夕祸福”真是他(她)们的座右铭。有幸死得其愿、死得其所的人毕竟太少。为了“走得”干净,老灵魂们上自生辰八字,下至内衣内裤都得事前交代打点。但欲洁何曾洁,只怕生命中的琐碎让我们活得谨小慎微,死得也不明不白。《“预知”死亡纪事》,顾名思义,已充满自我解嘲玄机。死亡如果是一了百了,哪由得我们预知后事?生命是如此嬗递紊乱,怎能叙述纪事?老灵魂是在打一场看不见敌人的仗,其虚张声势处,恰如四百年前的唐吉河德一般。

朱天心及她的人物一方面苦于世事无常,一方面又贪婪的吞吐千百种过眼资讯,成为一种文字反刍奇观。读者或要为她益趋漫漶的风格所苦,因为她越来越不能讲个一清二楚的故事。但换个角度,朱天心放弃传统定义的故事性,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借此她反可能逼近现实无明也无常的面相。她的琐碎议论姿态成为对抗历史大说的方式。所谓本末倒置于她或有新解。当事物的“本”已无所可本,我们所能有的也只是枝微节末。正因为朱及她的人物意识到大历史的了无理性,他(她)们对生活的细节,对记忆的缝隙,愈发变本加厉的摩挲思辨。

在这一方面,朱天心让我们想到了张爱玲——尽管张可能是她雅不欲再有轇轕的家传秘方。想想张的名言: 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

张爱玲素以惟妙惟肖的模拟技巧,赢得口碑,事实上她胜于一般写实作家之处,更在于她从不把现实视为当然。她的白描功夫与其说建构纸上现实,不如说因其过于精密尖锐,因而粉碎了我们居之不疑的现实观。朱天心的风格并不近于张,但在想像大难当前,“苟且偷安”的方法上,居然与祖师奶奶仍有若合符节之处。

二、我记得什么?

言归正传,朱天心创造老灵魂的过程,究竟十分曲折。由于家学渊源,十来岁的朱已颇有大将之风。再加上老牌才子胡兰成的点拨,下笔行文在在令人惊艳。《击壤歌》所焕发的率性浪漫,不啻是鹿桥(未央歌)的一脉真传,而朱天心那样“随便”的就念完北一女,还成了台大人,真让我辈叹为观止。与此同时,朱参与《三三集刊》活动,诗书天下,礼乐江山,好不热闹。她的军眷家庭背景当然也对她多有影响,天地正气到国家主义再到儿女英雄,一种紧密内烁的生活形式及信念,于焉兴起。

然而才女终将长大,时光难再倒流。早在大学时期,朱天心已兀自在思考着生命无可奈何的变数。像《未了》《时移事往》《昨日当我年轻时)这些篇目题名,都宣示了她对感情、身份、年岁的焦虑——尽管她急切的言志倾向,每每使作品读来造作。然后她推出了《我记得……》(一九八七),以一系列犀利讽刺的故事,为老灵魂式角色画下雏形。

《我记得……》后十年间,朱天心除了创作,也浅涉政治活动。她的改变,竟与台湾从戒严到解严,从一党到多党的时刻表相互辉映。批评家乐得就此大做文章。或强调朱因族群、政治信仰认同的危机,由青春浪漫变得辛辣保守(詹恺苓);或指出她一向追求主流以内的政治正确性,面临九十年代的众声喧哗,不免无所适从起来(何春蕤);或批评她的性别意识过于画地自限,间接反映她国族认同上的故步自封(邱贵芬)。这许多研究中,黄锦树的专论《从大观园到咖啡馆》最为可观。仔细爬梳朱的作品后,黄写出朱的创作时空及风格上的巧妙互动,以及她投身、记录及批判社会动态中的特征。黄锦树更提醒我们胡兰成当年对朱的评价及期许,从而见证朱与她胡爷爷间颇见张力的对话关系。

这些评论不乏中肯意见,但也有一二声音过分依赖当今的政治及理论立场,对朱训勉有加。评者的赞弹,朱尽可嗤之以鼻:小说的可读性与否,与政治或文学理论正确性多寡,其实没有必然关系。意识形态最保守的作家(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可以写出最激进的作品,何况台湾这年头左右统独交投热络,谁激进、谁保守,还有待下回分解。朱对历史的不确定性念兹在兹,这几年政坛学界的怪态早就是她下笔的好材料(如《佛灭》、《我记得……》)。

面对冲着自己来的“历史”评价(包括本文在内),大可以自谑谑人的方式,好好分析一番。

我的问题在于,不管怎么看朱天心的前世今生,多数评者的立论皆止于单线史观,他(她)们以朱前期的青春纯真对照后期的世故泼辣;或以前期的天父国父师父(胡兰成)三位一体对照后期的“去圣已邈,宝变为石”。朱天心的创作历程因此成为一则堕落与成长的故事,一则失乐园式的神话。自诩前卫的评者尤其不耐朱的频频回首姿态;历史裂变之后,她似乎越来越举足维艰了。对这些批评,朱也曾切切以小说或评论形式,有所辩解。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她的反驳同样落在起承转合的逻辑里,以致与她的“敌人”们形成五十步与百步的拉锯。

我同意多数评者的看法,认为朱天心在八十年代末期经历了题材与风格的断裂,但却以为这一裂痕的前因和后果,不见得如此清楚明白。我更以为朱天心所创造的老灵魂人物隐含了繁复的时间、记忆线索,而作为创作者,朱仍然低估了这些老灵魂们的潜力。对那些嘲笑她不够民主前进的人,朱天心可以幽幽的叹道:在历史的进程里,她与她的老灵魂正如班雅明(Benjamin)的天使一样,是以也是感官之旅。在这方面,她的前驱是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Proust)。容我再套用班雅明论普鲁斯特的例子。普鲁斯特追忆(或记得)往事的方式与众不同:他大白天也蜷缩在阴暗的房子里,点滴凝聚散乱的往事。荷马史诗《奥狄赛》(Odyssey)中的奥底修斯离家二十年没有音信,他的妻子琵那洛琵为了退却众多伺机求婚者,以织完手中布匹为借口。她于是白天织,晚上拆,夜以继日,延宕承诺。普鲁斯特追忆往事恰似琵那洛琵织布一样。不同的是,他白天拆,晚上织。

表面漫无章法的叙述,暗地自有道理可循。朱天心的“我记得”是在这一白天拆,晚上织的层次上,将过去的可能与不可能偷偷结成一气。我们再回到前述朱天心的意识形态是否前进或后退,或创作风格是否统一或断裂的争议上,才能了解这些评判仍有其局限。当老灵魂告诉我们历史永恒埋藏裂变,进步也是退步,我们又焉知她自己创作史上的分裂不是统一,保守不是激进呢?没有前期的《未了》,哪里来后期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女同性恋的《春风蝴蝶之事》,未尝不让我们记起《击壤歌》中的同学姊妹情深。朱天心对政治的疑虑,恰是当年她对政治的信念的一体两面。三三时期的她热烈拥抱青春,渐入中年的她提早颂赞衰老,骨子里的认真张致却是一如既往。而老灵魂坐立难安的处处危机论,与胡兰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中的处处转机论,竟似源自同一神秘主义的辩证。我为朱天心的记起她(可能)愿意忘记的,无非强调她老灵魂哲学的无孔不入,终将以蚀毁她自己为自己营造的立场,作为终结:老灵魂的胜利就是失败。

我曾在前此的书评中称呼朱天心是“老灵魂里的新鲜人”,因为看到她与她人物间毕竟有所差距。面对历史乱流,朱天心还是有太多话要说,也还向往一个清楚的,有是非正义的乌托邦时间表。她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是一切撒手前的阿Q演出,也可能是悲剧情怀的最后勃发。我以为徘徊在这两种极端间,朱仍心有不甘:她毕竟不够老。也正因此,她愿意陷入与她批评者同样单面向的逻辑,并以之论辩抗争。她的矛盾表诸文字,已形成一些极具张力的作品(如《去年在马伦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但是否也已构成一种局限呢?

三 怨毒著书说

朱天心早期作品处处留情,但已时见机锋。彼时的她仿佛年纪、身份尚不足观,是以姑且隐忍下来,转而放肆众皆曰可的似水柔情。但在《时移事往》中,我们已经可见这位女子别有所图。这篇故事自男性观点剖析七十年代女性成长的经验。女主角爱波集理想浪漫虚荣于一身,已迹近概念性人物。我们的男性叙事者暗恋爱波而不得,却注定要在她每逢危难时拔刀——手术刀——相助。他数度操刀进入爱波体内,为她堕胎,为她除病。爱波终于不治,留下男主人翁怅惘时光流逝。

我们当然可说爱波就是那美好却不无缺憾的往事化身。但这篇小说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朱男性化的观点,以及老练的辞锋;她在写作的手术台上,也是下笔如刀。一反多数女性作家所擅的温柔敦厚,朱天心嘲讽讥刺,左右开弓。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的《佛灭》,朱写尽社会菁英的伪善及算计,由于嘲仿的对象呼之欲出,一时引来议论纷纷。

袁琼琼早就指出,朱天心笔触“火热”,而朱自己也承认,她时有“陷刻少恩”之虞。对此朱大概要辩称:“予岂好辩哉!”的确,在这个不讲道理的时代,朱的得理不饶人反予人不够厚道之感了。到了她的老灵魂人物披挂上阵,更让我们觉得朱严以待人,却也自苦得紧。相因相袭,使她的作品充满怨毒之气。

我刻意使用怨毒二字,想到的是古典小说批评“庶人之议、怨毒著书”的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谓“其言激愤,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金将《水浒》与《史记》并列,暗指太史公“发愤著书”的传统到晚明已由小说赓续。是在怎样激越愤懑的情怀里,一代史家执起如椽之笔,针砭人事,千百年后依然撼人心弦?而又是在怎样滞塞郁闷的环境下,小说家以小搏大,念念以史笔自居?金圣叹于是叹道:“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再过三百多年,小说家不击壤而歌,反而要写“政治周记”。朱本来学的是历史,现在以庶人之议的姿态,怨毒著书,想来也是感触良多了。

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有怨毒著书的一支,个中大师,不是别人,正是鲁迅。一般看鲁迅侧重他感时忧国的一面,但大师百难排解的怨怼,无时或已的忧疑,可能才更令人心有戚戚焉。《呐喊》《彷徨》固然显示其人的抱负与志业,但也充塞抑滞不散的暖昧心情。怨毒的传统到了鲁迅正如一柄两刃之剑,能够伤人,也能自伤。鲁迅似乎颇有自知之明,散文诗《野草》中一再敷衍他的两难,最动人的例子莫如《墓碣文》中那个自噬其心的游魂: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扶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识者或要说,朱天心哪里能比得鲁迅深刻或深沉。但这已是个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时代,比起世纪初的呐喊与彷徨,作家或者只宜讪笑或自嘲罢了,即便如此,朱天心的老灵魂上下求索而百无出路,满纸道理而又矛盾处处,不能不使我们想到鲁迅部分人物。而我谈起鲁迅,未必只是抬举朱天心,也更想指出她老灵魂式的逻辑,也可能陷入一种套套语(tautology)僵局,正如鲁迅自噬其心的游魂一般。老灵魂以其世故犬儒,作为批评天下无道,兼亦“反抗绝望”的方法。但同样的世故犬儒也可能培养出“虚假的洞见”(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甚至成见,陷溺其间而不能自拔。当老灵魂自谓明白一切,可以预言休咎时,我们得提防她是个假先知。

从当代理论的角度,朱天心一脉的怨毒著书法也可找到部分解释。尼采的辱恨说(ressentiment)是论者一再指出的现代意识之一端。从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人(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到色林(Celine)小说的荒唐小人,英雄都成了反英雄。他们因受辱而心怀怨恨,但沉浸在不断循回的痛苦记忆及想像的报复中,他们由自怨竟然可发展成“自爱”。受苦成了不请自来的权利,使他们由最低姿态中,尝到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而一种暴力的种子已自萌芽。鲁迅的阿Q应是个好例子吧?但仔细看朱天心的老灵魂,我不觉得他(她)们自抬早受贬抑的身价,也未必仅能苦中作乐并以此作为报复自己与他人的起点。她的风格也让我想起心理学的“不堪”(ab-jection)观点。

“不堪”不同于“辱恨”,因为前者虽出于对外界压力的回应,却不汲汲营造内心愤恚的永劫循环。不堪的意识一样让人觉得卑下委屈,却殊少因此发挥成想像或行动的暴虐结果。折冲于体制内外,不堪的人自觉失去发言地位,因此努力找寻、挑逗对话的机会。虽明知一己的地位与声音可能成为笑柄,一股因不甘而想还嘴的冲动总是萦绕不去。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娃(Kristeva)特别强调不堪意识的“门槛”经验:不上不下,不里不外,不死不活。我们觉得不堪,正是因为我们对人与已的关系无法确定,从而有了自弃与自救的矛盾冲动。克里斯多娃把这一不堪的意识定位于女性身上,并与生命中的现象如废物,食物,及生殖连锁一处。而不堪意识的症结是被放逐的恐惧,对回归的欲望。“门槛”内外的对话由此开始。

批评家的理论高来高去,但我们不妨姑妄听之。由此我们可说朱天心的怨毒著书,来自她文学与政治经验的情何以堪。她的人物中可找到不少对应例子。像《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写政治犯被放逐三十年后的回归,只陷入恍若隔世的时间错乱。像《袋鼠族物语》写平凡母亲的逐步退化与无言抗议,又像《春风蝴蝶之事》,写女同性恋在男性话语霸权下,暗递心事,都是处理时间、意识形态、语言、性别及性倾向“门槛”内外,相互交争的故事。这些被主流历史排斥的人物,是在从自己的不堪(入流)上,认知自己的身份,而这身份每每使他们无所适从。

但我的用意不在以老灵魂人物印证一二理论而已。我更要说,如果她愿意,朱天心的老灵魂不必被这些理论束缚住。我在上一节提到,从《时移事往》到《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朱仔细琢磨老灵魂的历史观,却往往低估了这一史观的杀伤力。老灵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见容于主流,他(她)们穷究天人之际,应该也会将混沌论的说法,考虑在内。世事参商,牵一发而动全身。些微骚动,曲折回转,都要让我们的文化结构有所改变。是祸是福,谁能与闻。“辱恨”或是“不堪”,都各只是众多线索之一端而已。更进一步,出入在“复国论”与“建国论”、永劫循环说与“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说”,还有袋鼠族、眷村族、雅痞族、同志族等各类历史间,老灵魂早搅乱一池春水。这些不同角度衍生的史观,盘根错节,难分你我,有可能共存共荣,更有可能劝归于尽。在两极之间,物竞而天未必择,最新而好的事物不见得是进化史观的幸存者。既然没有人能够以全知角度综览过去,即使历史重演——有如录影机倒带重播一样——我们又哪里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

这一推论并不让朱天心的负担减轻,但也许有助于她跳出画地自限的套套语。老灵魂浮游种种历史界限间,对自己前此宣称“知道”一切的“不可知”,终必要哑然失笑罢。因为他(她)的对手正是凭借这一全知姿态,争夺历史所有权。如果没有人能自外于历史,谁又怎能为历史过去与未来塑造全景?你我所思所见,无非是万花筒般的历史鬼影幢幢?朱的新作《古都),终于朝着这一方向,作出更深刻的思辨。

四、当历史变成地理

《古都》是朱天心最新的老灵魂小说集。除了主要的中篇《古都》外,这本选集另收有四个短篇:《拉曼查志士》《威尼斯之死》《匈牙利之水》及《第凡内早餐》。乍看之下,这些小说仍然承续了朱《我记得……》《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的述写姿态。但细心读者可以发觉,前此朱企图借议论所作的自卫姿态,如今更多了自省及自嘲的色彩。她仍然企图记录或记忆历史,却更怀疑一切努力是否终将退化为本能抽搐。多年来预告时移事往的老灵魂,似乎终于身历其境,反而因此有种大势已去(或已定)的从容。

《拉曼查志士》基本上是《预知死亡纪事》的续篇。其中写老灵魂对猝不及防的凶死,对身后之事的未雨绸缪,已是狂想曲的笔法。但朱天心借题发挥,一句“不愿此生就这样随随便便被发现并就此被认定”,恐怕才真道出她的意识形态洁癖。《威尼斯之死》巧妙挪用汤玛斯曼的小说名,却是个作家自剖创作经验与环境的告白。黄锦树以此作的地像背景——咖啡馆——为朱天心现阶段创作视野的象征,颇有见解。都会的、自我解构的,以及虚张(男)声(男)势的朱天心,已经成为后现代台北文坛的一景。惟此作过于切近作者本人的创作甘苦谈,虽然时有神来之笔,毕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第凡内早餐》则是一篇精致而狡黠的小品。一个自谓“我做女奴,已经有九年了”的职业文艺女性,在重复采访及文字的生涯间,猛然有了一种渴望:“我需要一颗钻石,使我重获自由。”钻石是情真意长的永恒象征,也是资产累积的富裕指标。钻石以其超乎寻常的价值,伪托生活及生命无价的追求。它惹起我们“重获自由”的迷思,只因为我们甘愿被它套牢。钻石成了商品拜物异教的法器,资本主义淬炼出的舍利子。而朱天心笔下年华老去(!)的新人类在洞悉“钻石学”一切后,仍嘿嘿然的全副武装,“打劫”来“属于”她的一个结晶体。在珠宝帝国第凡内公司的台北前哨里,最精致的消费文明与最寒碜的消费欲望相互撞击了。朱天心由此中再次看到了文明的“不堪”,但却衍生了前此少见的黑色幽默。

《匈牙利之水》的形式已近中篇。小说写两个偶然在小酒馆相遇的中年男子,凭着嗅觉(香水、香料)及听觉(李香兰的(上海之夜》),重启记忆之门,进而沉浸于往日时光。证诸小说中眷村生活点滴,我们几乎可把(匈牙利之水》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并读。只是这一回朱天心更为强调不请自来的感官直觉,如何像触媒一样,引起我们记忆的震颤。麝香薄荷香茅樟脑,丁香豆蒄芦荟玫瑰,在氤氲的芬芳中,我们“闻”出了已被遗忘的过去。而嗅觉又刺激出听觉、味觉及触觉的快感,造成一种象征主义式感官交错(synesthesia)的效果。《匈牙利之水》会使我们想起普鲁斯特到徐四金这一系列作家的美学观。但如果普鲁斯特借助直觉重新构筑他那精致的似水年华,朱天心可能反其道而行。她看到了,——或是闻到了,礼乐退化为生物本能的讯号,文明逐渐荒凉的必然。当香味散去,歌声已远,回忆最终要变成遗忘——完完全全的遗忘。

这使我想起十四世纪日本散文家吉田兼好《徒然草》中的一段描写。当我们的至亲好友去世,我们哭之葬之,纪之念之。佳节忌日,我们访视墓园,盘桓良久,不忍离去。但时光流逝,我们的思念之情逐渐无从捉摸。墓木已拱,我们自己也垂垂老去。当怀念别人的人自己也成被怀念的对象,遗忘的骨牌效应已经展开。千百年后,回忆者及被回忆者共化乌有,古墓竟已早转为良田。

由此我们来到《古都》。无论就题材及气派来说,这篇作品都可视为朱天心近十年来创作的重要盘整。朱天心以往小说不乏各种记忆的仪式。在《去年在马伦巴》中的垃圾资讯/杂货,《春风蝴蝶之事》及《我的朋友阿里萨》中的书信自白,还有新作《匈牙利之水》的香味与歌声,都成为朱重现时移事往的媒介。但是是在中篇《古都》中,我们得见朱最大胆的尝试。在这个小说里,朱终于把她要叫停历史、唤回时间的欲想空间化。历史不再是线性发展——无论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循环或是交杂,而是呈断层、块状的存在。历史成为一种地理,回忆正如考古。

《古都》的故事看似简单,一位已届中年的女性叙述者,远赴京都与当年的老同学相会。两人曾经亲如姊妹“同志”,出了校门却各奔东西。不意旅美多年的同学突然天外传真,叙述者因此立即整装上路。她要等的同学终未出现,而同时漫步京都却勾起了层层往事。故事并不就此打住。叙事者比预定日期早回台北,阴错阳差被当成了日本观光客。她将错就错,拿着日文台北导游手册,重新逛起她熟得不能再熟的城市。

我们的女叙述者穿街入巷,行行复行行。她脚下的台北像是个幽灵城市,叠映着过去与现在的重重痕迹。艋舺还是万华,本町还是重庆南路,末广町、寿町、新起町、西门町。政治的、商业的、人文的、自然的地理/历史,随着叙事者的脚步不断移动穿梭,汇为一处。但台北这座“古都”为什么让多数久居于此的市民,都了无以往的记忆呢?朱天心一再引用《桃花源记》的典故。好一个后现代的“晋太元中”,伪观光客潜入台北桃花源,发现居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福气,还是堕落?

朱天心的爱走路,从《击壤歌》中的小虾漫步西门町、中山北路,乃至远征剑潭、士林已可得见。到了《古都》,她把走路的能耐与她的历史忧思合为一处,一步一脚印,真正出入在台北历史/地理之间。熟悉新马理论的评者可以再搬出班雅明的“游荡者”(flaneur)来比附朱天心的伪观光客。游荡者隐身于巴黎街头千百过客间,既冷眼旁观,又不由自主的陷入人潮,形成一种都会景观,也预言都会现代性的来临。朱天心的伪观光客其实是体制内的中产阶级,却时发非制式的思古之幽情。她不坐咖啡馆、不逛名店街,“老是若有所思、若有所求的拖着一个大吸铁,踽踽独行于城市和荒野,更行过漫长人生的每一路段和角落……而所汲汲吸求到的珍宝往往之于其他大多数人简直如敝屣垃圾”(《威尼斯之死》)。走着走着,她转进了狭仄的巷弄,晋江街一四五号的门板,浦城街二二巷一号樟树大王椰,长春路二四九号雀榕趴在墙头……每一处门庭透露多少岁月风华,人情沧桑。走着走着,她从最繁华的所在看到最寒凉的废墟:西门町原来是狐鬼流窜的乱葬岗,二二八革命圣地现在是黑美人酒家。与其说她是游荡者,更不如说她是个傅柯(Foucault)定义下的考古者。在有限的都会空间内,她幽灵般穿刺于断层之间,看出罅痕裂缝,看出断井颓垣。台北日新月异,即便有一点古迹的影子,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是透过一位伪外乡人/外国人的眼睛,台北变得古意盎然了。

与台北相对的是京都,那平安朝以降的日本古都。相较于台北的怪力乱神,日新又新,京都的一景一物,赫然像是天长地久一般。多次行旅京都的女叙事者简直对其亲爱熟悉到了狎呢程度,真个是直把他乡作此乡了。但也就是这个精致优雅的文化,曾经侵入了美丽之岛,肆行了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而在另一个时空里,京都虚心接受了唐宋的文化移植,从此开辟规模。台北的人在为一个外来政权鼓噪不休时,面对另一个前外来政权代为传留的文化遗产,突然都变得美丽与哀愁了。凭着一册新版日治旧台北观光地图,台北人企图找回殖民“史前”的记忆。这一笔殖民与后殖民主义的账,文化批判论加后殖民论学者应该可以盘算一下。

我更有兴趣的是《古都》所引起的文学对话及其联想。顾名思义,《古都》的灵感来自川端晚年的名作《古都》。朱天心一向喜欢引用国际文学作品移花接木,另抒新机;前述《威尼斯之死》就是个好例子。但是《古都》承接川端遗风,疑幻疑真,野心则要大得多。在川端原作里,双胞胎姊妹干重子及苗子自小被分开。千重子长于养父之家,因缘际会遇到苗子,由此展开一段认亲故事。但川端更要描写的,是故事所在京都的四时变化、礼俗节庆。相对人事浮沉,古都的种种仪式沉淀出一种深沉韵律,历久弥新,千重子及苗子相会一宿后,终于悄然分别。

朱应会体念川端笔下淡淡的“物之哀感”吧?美好的事物分裂、成长、衰老,与其奢盼永恒,那霎时的光华或更令人余味无尽。千重子与苗子在小雪的清晨告别,了无痕迹;分离就是完了,全书倏然作结。回到《古都》,叙事者与当年亲到如“同性恋”般的好友重逢,自然使我们想到川端原作的姊妹相会。但是不然,叙事者根本就没等到人。今之尾生,即使信守承诺,抱柱而亡,哪里有人领情?而叙述者自己也不比千重子,独在异乡为异客,她对京都文化再欢喜赞叹,终究只是旁观者罢了。

但我以为朱天心志不仅于此。千重子与苗子一母双生,命运各殊,才应真正让人着迷。两人这么像,又这么不像,谁真谁假,把爱慕她们的人都弄糊涂了。朱天心有意把握由此而生的二元假象(duplicity)及幻影(simu-lacrum)的要意,推而广之,思考一座城市的双重或多重身世,一种文化的分歧传承。在异国京都典雅的街上,朱的叙事者居然联想到家乡台北;在摩登的都会中,她恍然置身古代世界。而她自己呢?到底是外来客,还是在地人?所有的欲望、记忆,与身份重重掩映,让人难分彼此,所谓事物的真理、历史的因缘都成了众生法相的投影,一场半梦半醒的迷魅。别的不说,朱天心的《古都》本身就是川端《古都》的再生与挪移。德勒兹(Deleuz)谈重复(repetition)的美学,谓一类切切复制原本真迹,建立真伪秩序;另一类却以播散为章法,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对应,终于引起始原模式本身真伪的疑惑。朱天心将台北桃花源移到古都,将现在看成过去,其意或在于此?

更重要的是,《古都》是朱天心对自己文学来时路的一次巡礼。她以往作品的重要场景,从重庆南路到西门町,从中山北路到淡水镇,又被她结实的走了一遍。事实上《古都》本身就像一座古迹,潜在层层文本,有待又一批有心人的挖掘。小虾与同学间的眉目传情,二十年后成了异乡空候;“三三”末期的《淡水最后列车》,如今有了淡水快速捷运;《新党十九日》的时代啊,哪晓得会起来这许许多多的众声喧哗;《去年在马伦巴》的荒谬,又怎比得上今日台北的一夕数变?见佛《佛灭》,但有信仰的强人一个接一个散播他们的希望与快乐。台北街头,朱天心窥见各代亡灵四下窜流。好死歹活,各凭天命,江山无梦,呜呼哀哉。

于是朱天心的叙事者走向太平町,行经六馆街、陈天来宅、辜显荣宅、建昌千秋贵德街、波丽路江山楼。她来到环河路的水门堤外,那个过去朱天心曾比为扬子江的淡水河。河上不见“方舟”,却可能有浮尸。

朱天心的老灵魂寻寻觅觅,日暮途穷,终陷于堤外沼泽之地。桃花源远矣,但见时间的逐客,历史的遗民徘徊“江”畔。“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再记得,不再想起,修路幽蔽,道远忽兮。

“这是哪里?……你放声大哭。”——恰如三岁时盟盟丢掉手中视若珍宝而旁人不屑一顾的树叶一样。老灵魂这回真是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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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1999年0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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