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重新理解50-6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与左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8-01-20 11: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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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一、作为启蒙的虚无

   陈映真早期创作中,受到最多关注的无疑是《我的弟弟康雄》。康雄这个“少年虚无者”,铭刻了 1950 年代末、1960年代初台湾知识青年一种挣扎于困顿中的精神状态。陈映真自认此一时期的作品是“忧悒、哀伤、苍白而苦闷”[2],而与他一同度过这段“惨绿”时期的小伙伴尉天骢说,当是时,“陈映真的虚无是一种启蒙”。[3]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作品虽然弥漫乌托邦的梦想,但退化自于安那其的理想主义,却也可以使他们在迷茫中感受到一股新锐的力量;特别对于上世纪五〇、六〇年代之交的那些仍然困守在颓废中,自我感伤、相濡以沫、互相取暖的一群来说,也在无形中为之开启了更大的思考、追寻的空间。[4]

   善哉斯言。从那之后,心有不甘探寻出路的青年,对康雄的钟情,尽管总不免投射着一种小布尔乔亚的顾影自怜,却不能不说,这个并不丰满的康雄形象,打开了一个为 1950 年代白色恐怖所截断的、青年反叛者的精神谱系。

   但陈映真早期作品的影响力,主要是在台北小小的文艺圈子,特别是醉心于“现代文学”的探索的文艺青年中;康雄和《故乡》《家》《苹果树》中这一系列“稚气的背德者”/“少年虚无者”,也很快随着陈映真读书、思想的成长和虽则“幼稚”到底迈出去的“行动”,而淡化至于扬弃了。[5] 将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青年的“虚无”更明确地对应于个体经验和社会现实,并在更普遍范围的青年中“风靡”的,是王尚义。1963年 8月,26 岁的王尚义因肝癌死在他读了七年、刚刚毕业的台大医学院,家人和朋友们从他生前留下的文字中选编了《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由文星书店出版。这本包括了存在主义哲学、现代文学论述和少量创作的小书——包括他过世前几个月发表的《野鸽子的黄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版再版,据说达“100版”[6]。他的文字最初引发青年的共鸣,当是在他的创作和对存在主义、西方现代文学的论述中,如此深切而灵气地织入了台湾青年的现实感受;同时,也是他短暂而困顿的生命中,追寻知识、爱和意义的执着,所以有“这一代的勇士”之称。与陈映真一生丰厚复杂的创作和实践及其在两岸社会政治起伏中的位置,而获得迄今仍不断深入也充满争议的研究不同,生命停格在 26岁的王尚义和他80万言的文字,被系上“失落的一代、苦闷、虚无”的标签广为流传, 也随着这些词语的脱历史化,为之所拘囿。[7]  虽然王尚义至今常常在知名人物的回忆中出现,但关于他的学理论说,却基本是匮乏的。[8]  或可以说,王尚义其人其作,是(不只)一代人戚戚于心、与战后台湾历史的展开有很深关系、而实际并未阐明的生命印记。

   王尚义生于 1936 年的河南汜水,比陈映真大一岁。两人虽有共同的朋友,却似乎并无接触。[9]或许,1950年代末已怀揣朦胧的左翼情感的陈映真,对王尚义、李敖等为《文星》杂志——这一试图延续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脉络的杂志——所延揽和看重的“台大才子”们,并无结交的意愿。

   不过,为了进入那段历史中的一些重要层面,需要搁置左右或自由主义的划界,才能与当日青年摸索、流动、发展、碰撞中的思想和由此激发的波动不安的情感,贴身而行。1960年代之交,无论是对陈映真和他以“中国的、现代的、青年的”为口号、建设“自由中国的现代文艺”的《笔汇》的朋友们,还是王尚义和那些知识探索的幅度广而杂、“对一切抱定怀疑的态度……相信自己跑在时代的前端”的“台大才子”们 [10],左右、“主义”尚未成形,不构成分界。

   1950-60年代的台湾,一方面是对左翼的大肃清和无所不在的情治机关、校园管控带来的低气压社会氛围; 一方面,是在土地改革、美援下逐渐走上轨道的经济发展,似乎终于迎来了战争过后“松散的平静”。[11] 对上一代人来说,即便是抱着流亡、暂居心态的,也可以喘口气了;而对青年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敏感于时代创痛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压抑和文化上的保守、欺瞒与自欺(譬如,将三民主义教条化,“包山包海”从而形同虚设,对 1930年代现代文学传播的禁止,对国共斗争史的掩饰和避讳等),是难以忍受的。

   在这样矛盾、晦涩的时代中,“文学和艺术”成了青年寻找思想出路“孤寂中的光亮”。校园内外办起了各种文艺同仁杂志,当时“单薄”、却终在文学、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痕的,如《文学杂志》《文星》《笔汇》《现代文学》等,纷纷在 1950 年代后期到 1960 年代初出炉。在 1930 年代文学和苏俄文学都逐渐被禁的情况下, 西方现代文学、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艺术成了青年重要的资源——既是战后台湾生存状态的镜像,又得以寄托对官方主导的“反共八股”和“怀乡文学”的不满和反动。这一代青年中的许多人,或随父辈或只身经历了战乱和流亡,或经历了从日本殖民到光复初期家国意识的大变动、民主思潮的一度活跃(1945-49)和冷战之下 的大肃清,被时代逼着早慧的他们开始提笔写作时,不管稚拙或粗糙,已然是有着历史风尘和沧桑感的青春文学,自然而然地用了时而热情,时而忧郁,更多疏离、否定和迷惘的笔法,来表达他们对压抑时代的感受或生存意义的追索。20 多岁的陈映真和王尚义,是其中特别有天分、特别敏感,阅读与思考都超乎寻常的两个。

   正是从“虚无”,从青年对现实的疏离、否定,以及如何疏离的角度,将《我的弟弟康雄》与《野鸽子的黄昏》放在一起,进行历史化的细读,会发现它们有着如此意味深长的互文相关性:这是一个探索 1950年代末、1960 年代初台湾青年的“虚无”的历史构造,重新理解现代主义与左翼之间的张力的契机。

   在“虚无”的外壳中,包裹着什么样的青年对社会现实和时代困境的认知?对特定时代特别容易被感染的人,“虚无”从何而来?将“虚无”赋形的文学写作中,透露了怎样困顿而执着的探索:“虚无”往何处去?

   二、辽远而切近的虚无

   《我的弟弟康雄》以康雄姊姊的口吻叙述:“我”的弟弟康雄,曾经以“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 构筑了他的乌托邦的“少年虚无者”,在他寄居的小镇上的教会圣堂中,仰药自杀了;屈辱地埋葬了弟弟的四个月后,“我”按照父亲的期待嫁到一个富足人家。“我”读完了康雄的日记,自觉了解了弟弟的秘密:这个安那其的信奉者,死于“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我”决定为康雄修建一座豪华的墓园,之后,将安心享受为丈夫所爱抚的膏粱的生活。

   康雄出场就是一个以自己的日记宣称了的“少年虚无者”。对康雄来说,虚无首先是个激进的“追求”。尚未经过戮力实践的人生,虚无源自对现实的不满和意义的追索。小说通过康雄姊姊所阅读的日记片段,透露了康雄虚无 / 反叛的若干指向。首先是对宗教的否定:“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还有对婚姻的否定:“虽然我是个虚无者,我定要看你(姊姊)的婚礼,因为我爱着你……”; 也包含对社会经济现状的批评——“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12]

   这些“虚无”的表征,隐隐然与台湾的社会历史有关,又可以脱离台湾具体时空的脉络得到认识——康雄显然有着某个辽远的身世。

   康雄的父亲说,他的孩子死于“上世纪的虚无者的狂想和嗜死”[13]。这透露了康雄的身世,他确乎来自“上个世纪”:在创造了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这一指称和形象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阿尔卡狄不无骄傲地宣称,他的朋友和导师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个让他贵族自由主义的父辈闻所未闻、大吃一惊的词,指称的是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前后主张民主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虚无”意味着他“是一个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人”,“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14] 少年康雄在批评和不服从之外,初建了他的社会意识:“有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的乌托邦”;然而他毕竟是个稚气的、没有出路、无法坚决,甚至也无法大声宣布他的虚无是一种“主义”的虚无者。

   尉天骢以青少年时期与陈映真同游共读的亲密关系,见证、强调了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到旧俄文学对陈映真早期创作的影响,并提出,这种“承袭五四遗风”,对外来的乌托邦思想的关注,是那时代有着理想主义倾向的青年的共同经验。在旧书摊发现一本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仅凭这样书名便够他们侧目。

   旧俄的无政府主义和一些作家所信奉的:关怀贫穷、反对不公、抗拒专制、卑视奢华、追求简朴的生活法则,也便混合、传承下来成为知识界的美学。他们可以称为左派,但与政党并无关系。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后期,这样的思潮逐渐在台湾散发开来,绝非空穴来风。陈映真作品的出现,正代表这一发展的趋势。[15]

   将 1950 年代后期知识青年这样一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想象,视为“知识界的美学”,大约既点出了某种历史事实,也轻忽了其内在蕴含的力道。陈映真之成为“左派”,便包含了从此开启的对历史和现实的追索。陈映真自我回顾,在高中阶段读了许多旧俄小说“似懂非懂”,却让他对初中时在父亲书房不告而取的《呐喊》,有了“较深的吟味”[16];1958年上大学之后,在牯岭街读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社科书籍,唤起了对遍地红旗的新中国的向往——这些知识和思考上的累积、冲击,让幼时邻家大姐姐的被捕、车站前枪毙匪谍的布告,得到了历史性、结构性的理解。

   在《我的弟弟康雄》中,可以看到陈映真既同情康雄,也需要告别“康雄”。借用康雄姊姊——这个曾经被康雄那些“讲着奇怪但有趣的话”的留着长发的朋友们所吸引,并且爱上一个小画家,却在埋葬了康雄之后即被世俗的富裕安稳“招安”了的“简单的女子”,[17] 透露了被康雄和他的朋友们寄托“乌托邦”的“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对康雄姊姊这样的青年的影响,实则是异常薄弱的。康雄有限的实践(打工以及搬到劳工中居住),包含着旧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和“走向民间”,在台湾的处境就如同康雄的细瘦苍白、眉目清秀,有着没能发育的“一身未熟的肌肉”。

   陈映真之所以没有停留于“美学”意义上的反叛,之后走向更落实的左翼立场,从《我的弟弟康雄》可以看到某种必然性。但那来自旧俄变革时期的文学,眷恋高贵的自由、美与艺术,也同情、向往着(将燃及自身的)民主革命,有着动人的自省的人道主义——实则不只为陈映真早期作品打下烙印,且很深地留在了他身上。旧俄文学对台湾青年的影响,不只发生于1950-60年代,而是更为深远持久的;但或是因为1960年代之交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很快涌入,潮涨潮落之间,没有得到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更多重视。

   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乍看就是存在主义的风潮之作。小说以“我”的回忆展开:“那年春天”,大二学生的“我”,因胃病被“姑母”怜恤,到她乡间的别墅休养。却因与大表妹的恋情,惹恼了视大表妹为掌上明珠、以“外交官”期待其前程的姑母一家。姑母身为教堂执事,以办育幼院知名;教堂的牧师便前来劝诫“我”, 而“我”在他的滔滔大论中,听到了牧羊人出卖羊群的谎言和新兴法利赛人的傲慢。其后,表妹出国,带回一个“博士”。教堂的婚礼上,“我”退到远远的人潮之后,“看表妹被人拥上车,看一缕浓烟在街尾消失”。

与《我的弟弟康雄》依托姊姊的告白 /忏悔、强烈指向青年的内在主体状态不同,《野鸽子的黄昏》透过“我”的回忆,在“脱俗”的自然风景与恋情描写之外,更突出对现实的荒谬的指认。沉默以对牧师,而内心翻滚着对每一句训诫的轻蔑和驳斥的“我”,颇有加缪《异乡人》中默尔索的气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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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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