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代恒: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3 次 更新时间:2014-12-16 19: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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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代恒  

   社区矫正区别于狱内矫正,它是一种非监禁的刑法执行方法、制度,该方法、制度的实施对促进罪犯的改造,促使其重新接轨社会,节约公共资源都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此,西方的社区矫正工作已然得到了极大发展,我国也正由试点逐渐的铺开,但是在矫正试点工作中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需要重视,同时社会各方面也在积极寻找对策以完善此制度,下面笔者尝试对此论题进行简要阐述。

   一、对社区矫正的认识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具有“社区服刑”的性质,因为虽然是在监所外,由政府机构及社会力量辅助执行,但它毕竟是监所这一罪行执行场所的延伸。它所涉及的主要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就目前社区矫正试点推广情况结合相关规定来看,它指的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而不是监狱、看守所内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负责,并由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进行协助,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教育、改造或矫治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最早在西方国家推行,这种刑事执法模式的理念发端于19世纪末近代学派的行刑社会化思想,即采用非监禁刑罚措施和对罪犯人格的教育改造,以弥补监狱刑罚的缺陷和不足。一般来说,社区矫正与监所服刑或其他执行方式相比具有以下特性:第一,刑事制裁性是其首要特征。社区矫正首先是对罪犯罪行的一种执行措施,即由审判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判处、决定采取的一种刑事制裁措施,是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法律后果。第二,非监禁性。非监禁性是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自由刑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指不将社区矫正的对象收押到监狱、看守所等刑罚机构中执行刑罚的特性。第三,社区参与性或群众性。这一特性是区分非监禁刑与社区矫正的重要特征,它体现的是矫正对象与社区群众的社会生活密切结合的特性。只有社区群众切实参与,对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犯罪人进行监督和帮助,而不由审判机关或其他机关一次性执行完毕,才能与罚金刑等其他非监禁刑相区别。同时,犯罪人既要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群众活动,又要广泛利用社区资源主动接受教育、改造,  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才是社区矫正的应有之意。第四,惩罚缓和性。社区矫正措施体现了对犯罪人的轻型惩罚,与监禁刑或自由刑相比,它不是一种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的刑罚措施,相反,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教育改造性、人性社会化。除此之外,也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认为社区矫正还具有内容复杂性、性质多重性、手段多样性、专门性等特征。现代社会已对刑罚的目的基本达成共识,即注重对犯罪人思想行为的教育改造及人格的完善而不是惩罚报复犯罪人,是将社会人格不完善、不能正常进行社会生活的犯罪人再社会化。因此,我国大力推广社区矫正制度就是为了顺应国际上的做法,以制度的缓和性、人道性来孵化“新人”,这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过去中国的刑罚制度中虽然包含了社区矫正的有关内容,例如,管制、缓刑、假释等,但是没有使用“社区矫正”这一名称,只是自2003年以来才进行了相应的试点工作,与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在制度上、力度上、范围上,都有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例如,在适用范围上,国外社区矫正的方式主要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电子监控等,其适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而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对象来看,实际上包括三类服刑人员,第一类是罪行虽然比较严重,但是经过改造证明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服刑人员,例如,被假释的服刑人员;第二类是罪行比较轻微的罪犯,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的服刑人员;第三类是有特殊情况,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显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适用范围偏窄。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在许多国家中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大大超过监禁人数,有学者甚至认为刑罚制度已经从以监禁刑为主的阶段进入了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因此,与国外的情况相比,中国现行刑罚体制中还没有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积极效果。 另一方面,虽然最近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全面铺开,但是其基本面并没有深入到基层群众心里,出于经费、制度尚不完善、群众认识不足等各方面原因,社区矫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凸显出不少问题,有传统的为西方国家所存在的,也有现代的产生于我国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中的。故作者希望在此提出这些问题,以便说明目前这一制度实施的困难。

   (一)立法的 “怠慢”及司法行政机关的“无措”。2003年试点开始工作至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逐渐成片、成体系的发展开来。据可靠统计,截至2011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88万余人,累计解除矫正48.2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40万人,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社区矫正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结合一系列的制度相配套实施,如社区矫正工作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尤其需要一部上位法,但是目前国家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应立法,仅有的一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于2012年3月1日实施,由最高法与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其效力较低,它没有为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正身”,也没有严格的执行程序供遵照,在风险评估这一前期调查评估环节也存在立法疏漏,由2012年3月1日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可知,我国对针对调查评估的结论意见未作出是何种证据提供给相应机关使用,以及相应机关是否应当采用等相关规定。实践中,委托机关常常以“有利的采用,不利的则不用”原则任意决定评估结论意见的采用与否,因此,规范的调查缺失,人力、物力、财力与规范程序协调不够,是司法资源的运用不当。于是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经常抱怨“开会座谈屡诉怨,矫正立法恐久远”。

   除此之外,在强制措施的执行上也存在很大困难,“省厅只管发文件,落到基层没法干”是基层司法所的真实写照。因为在此之前我国的社区矫正都是根据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具体则由各公安派出所或管片区的民警负责,在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协助下开展工作,但是缺乏具体落实的专门执行机构和人员,只能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严格把关, 如严格相关材料的转接手续,严格检查判决书、裁定书及决定书、出狱所证明等,并将矫正对象列入重点人口管理范围,另外,严格入户登记,建立监控档案等方面。这与现代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如除狱警、公安之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人员是相悖的。《办法》虽然规定要建立以司法行政机关领导的执行队伍体系,以保障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但其具体实施机关(也即负责机关)是基层司法所及基层自治单位,其工作人员抱有“终日翘首盼转警,希望能有执法权”的心态,他们没有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力,这对于监督管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罪犯就比较困难。

   (二)群众缺乏认同,社区矫正略显“出师不利“。以笔者愚见,若参照西方社区矫正的制度标准及现代公认的看法,执行主体应是不同于监内执行的执行主体的,应是自愿投入犯罪预防工作的人和非政府组织。从社区矫正制度的本意上讲,政府只能是一个组织者、监督者,而不应是具体的执行者,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自古以来就是政府身体力行,因此由基层司法所参与的矫正工作小组也就成了最底层的执行者。但《办法》实施之前的执行主体或者是公安机关,或者是抽调的狱警及司法助理员,这就与社区矫正制度的本意相悖。故要把执行主体变为自愿投入犯罪预防工作的人和非政府组织,这就需要具备一个前提:社区矫正要取得社区群众的认同。而实际工作中社区群众认同度并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期的同犯罪斗争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将罪犯视为阶级敌人并加以妖魔化、丑恶化。在普通群众的眼中,罪犯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是洪水猛兽,因而将这些罪犯放到社区内和他们一起生活,群众缺乏安全感,认为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另一原因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刚刚推行,还没有严格法律上的依据,若得不到地方政府领导重视,工作就很难开展,况且现在很多领导都不了解社区矫正为何物,更不用说进行推广宣传,普通群众自然就不甚清楚了。因此,群众难免会产生排斥心理。

   (三)矫正对象存心理障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面临重大考验。从实际的情况看,矫正对象包括各种类型的人,有年轻人和老年人、产妇、罪行严重者或轻微者等,他们一般会存在下面几种类型的心理障碍:第一类是羞耻型的,由于是初犯或轻微犯,被判处缓刑,他们在心理上敏感、自卑、恐交际、怕谈话、惧训斥、忧工作无着落,自我封闭。他们感到没脸面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耻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工劳动,同时惧怕因司法机关定期的家访而打乱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第二类是放纵型的,他们虽在狱所中受过各方面的管教,但心灵上还没有真正悔过自新,不怕“二进宫”,抱有“破罐子破摔“的心理。第三类是情感波动型的,矫正期限长短不一,部分缓刑的矫正期较短,而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会很长。某些矫正对象心理很容易因此感到没底、失落,对生活缺乏信心,压抑、恐慌、反复无常,很容易重新违法犯罪。另外,还有些保外就医的变态强奸犯、抢劫犯,会被群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们的对抗情绪会更加强烈,社区矫正工作也会更加难做。

   (四)经费短缺、任务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造成较大牵掣。司法行政机关是《办法》规定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实践中,很多地方基层司法所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和教育设施,甚至在组织罪犯进行学习时的一些书面材料的准备因为资金的缺乏都成了负担。基层司法所、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政府或自治单位并没有额外的工资及工作补助,协助执行组织和志愿者也就更没有经费补助了,这严重打击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并直接导致了一些工作制度没办法落实。另外,在社区从事人民调解、法律宣传、安置帮教等司法行政工作的人员,一般都是身兼数职,工作繁杂,任务较重,以现有的人力、物力来承担社区矫正这项全新的工作难度很大。

   (五)配套保障制度缺乏,矫正制度“独木难支“。现行社区矫正主管工作主要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到各区县的司法所来进行,笔者认为,其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在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教育,同时还要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上的帮助。但现实情况是,当地群众对矫正对象的排斥和歧视缺少疏导机制,矫正对象的家庭和本人的某些有危害性的情绪没有相应的安抚措施,而且某些家庭条件困难但符合办理城市最底生活水平保障条件的矫正对象并没有或很少获得应有的待遇,另外,某些矫正对象因为有前科或者此前并没有一技之长导致其回归社会后难以获得就业机会等等。这些都是缺乏完善的后续配套制度所致,因此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从制度上加以落实。同时,在对待矫正对象的各个期间的保障问题上也需要慎重,否则容易引起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出现鼓励犯罪的情形。但是,总的来说,仅矫正制度是难以达到使受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的。

(六)社会人力资源闲置,社区矫正专业人员缺口大。现行情况下,司法行政人员能力参差不齐,在从事矫正工作时也需要培训,而且还面临工作强度大、经费无保障或保障程度低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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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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