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国际金融中心系列研究(上卷)(五)

——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历史与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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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全球城市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交互作用下,世界经济活动出现了在空间上的分散化与经济组织管理的全球一体化发展。商品、资本、信息和人才的全球流动快速增长,打破了主权国家的界限,城市之间的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这使国际大都市作为全球经济活动控制和管理中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大量研究,而世界顶端的全球城市同时也是全球金融中心。因此全球城市理论也就适用于解释金融中心是如何成长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理论的主要学术代表有Friedmann(1982,1986,

   1995) [70][71][72], Sassen

   (1991, 1994a, 1994b,2001) [73][74][75][76],Castells

   (1996)[57]和英国Loughborough大学地理系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团队。

   本章第一节讨论全球城市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Friedmann(1986)

   [70]和Castells(1996) [57]等学者关于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主要论点;第二节系统叙述Sassen全球城市理论;第三节着重讨论英国Loughborough大学学者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理论和实证分析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第一节 全球城市理论的形成

   国内学者周振华(2008)在其《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与中国模式研究》中对全球城市理论文献已作了很好的综述[77]。本节重点讨论全球城市理论形成时期的Friedmann(1982,1986,1995)[70][71]

   [72]和Castells (1996) [57]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Friedmann的世界城市假说

   Friedmann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成果,并在1986

   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这一假说试图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提供有关空间组织方面的理论基础,着重揭示世界城市的等级结构,并对世界城市进行分类。 他的理论被公认为是关于世界城市研究的创建性文献。

   Friedmann(1986)[71]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枢或网络节点,“新的国际分工”是通过‘世界城市’来实现的。这些大都市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作为世界资本积累的‘控制中心’而获得了特殊的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它们是全球资本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地,是国际资本汇集的主要场所和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世界城市集中了指挥和控制世界经济的多种战略性功能,这种全球控制功能直接反映在其生产和就业的结构及活力上。Friedmann(1986)[71]归纳了世界城市的五个特征:(1)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连接点,各区域经济通过世界城市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的汇集地,但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规模、城市规模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世界城市对全球资本汇集的规模小于全球资本规模。(3)世界城市包括范围广泛的城市地带,世界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的互动程度非常高。(4)根据世界城市的经济规模及其所控制的经济实力,可将其进行等级划分,划分为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世界级的世界城市。控制全球资本的能力最终决定世界城市的等级,而它们对技术进步、政治变革等外界冲击的消化能力也对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等级排序有重要影响。(5)世界城市的发展基本上掌握在跨国资本家手里。

   Friedmann(1986)[71]认为,城市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及其在新的地域上的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着城市的功能和结构重组。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将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并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场的指挥者和协调者。因此,世界城市的形成主要推动力在于新的地域上的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体系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经济系统所构成,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表达形式。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区域,其拥有的世界城市的等级越高,反之则越低。

   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的跨国公司总部。世界城市主要充当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其成长由少数快速增长的产业所支撑,如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以及各类商业服务。世界城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其榜样的作用,它不仅是生产与消费的中心,同时也是信息娱乐及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中心,此外,世界城市还是国际、国内劳动力及移民的主要集中地。世界城市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就业机会相对多样化及高层次,因而能吸引大量劳动力和高层次人才。

   Friedmann(1986)[71]提出了衡量世界城市的7项标准: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第三产业的高速增长、主要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其指港口和国际航空港)、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标准。根据这些标准,Friedmann采用“核心-边缘”方法,在世界银行划分的核心经济体(泛指19个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与半外围经济体(包括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的工业化程度较高且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的基础上,划分出主要城市和次要城市,从而构建起世界城市的层级体系。此后,Friedmann(1995)[72]在原先衡量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口迁移目的的指标,并改变了区分核心经济体和边缘经济体的做法,而是按照城市所连接经济区域的大小,重新划分世界城市。其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东京和伦敦。

   Friedmann认为他的‘世界城市’的等级划分因为缺乏数据基础而不太可靠,所依赖的是那些‘偶然性经验结论’(

   Friedmann, 1995) [72]。Beaverstock等人(2000)[78]的评价是,他创建的是一个主观层级分类学。这种层级分类因为其学术价值及其所具有的启发性而被广泛引用。Friedmann(1986) [71]世界城市分类的另一个问题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欧洲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上,欧洲城市体系拥有众多国家首都的特殊情况产生了一种完全不能分级的城市模式。大部分指标反映伦敦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她是否应放在城市层级体系的顶端,她如何与其它城市发生联系,Friedmann并未提供相应的答案。

   二、Castells动态的世界城市理论

   以Castells

   (1989) [57]为代表的学者从信息网络的角度对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网络进行研究。他首次提出信息城市概念。他认为,信息成为所有社会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原材料。经济生产、主流文化、政治军事赖以依存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对信息和知识的收集、储存、处理和生产的基础之上。新技术革命最重要的影响是服务的转变。世界将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而信息城市则是信息社会的体现。他将全球城市看作是地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节点”和网络中心的“最直接的诠释”。

   Castells (1996) [57]认为,世界城市是一个过程,由广泛的社会变迁所构成。他认为,信息技术没有空间特征,信息技术也使得地理摩擦几乎为零。因此世界经济将由“地域空间”(space of place)转向“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信息经济流具有特殊的网络结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作为全球网络的主要节点,世界城市是“那些在全球网络中将高等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与它们的辅助性社会联结起来的地方”。他还指出,世界城市是由那些流经这些城市的信息、知识、资金以及文化习惯等资源的流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那些它们所固有的资源促成。世界城市通过先进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将制造业中心和全球网络市场联系起来,并以此积累并占有起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Castells (1996) [57]从流动空间的角度探讨了世界城市形成的推动力。他认为,通过建立全球性的具有“瞬时”通达性的网络,就可以消除国家疆界的壁垒。这种情况充分体现在以通讯联系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交易中。在这种场合,如何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是在国际资本积累的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并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因此,“世界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之中”。

  

   第二节 Sassen的全球城市理论

   Sassen (1991, 1994a, 1994b,2001) [73][74][75][76]提出“全球城市”概念,并对全球城市的本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是此后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地位。

   Sassen认为,跨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包括资本、劳动力、商品、原材料和游客的跨境流动,存在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过去一个世纪,跨境的经济发展进程从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国家之间,或者发生在通过各个民族国家的联接而成的国家间经济体系之内。但是过去十年由于私有化、放松管制,数字化,各国经济对外国公司的开放,情况已有重大变化。主权国家作为空间地域单位的作用已被全球化程度的加强而分化和减弱;相比较,一些大都市、由二个或多个城市形成跨境地区,以及超越主权国家实体如全球数字化市场和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却得到加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因此,Sassen提出全球城市或全球城市地区这个新概念,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和把握这种新的组织结构。

   一、全球城市概念

   Sassen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交互作用,已使全球经济活动呈现出地域空间上的分散化和组织的全球一体化趋势,这为大城市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性角色。除了历史上曾经长期承担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银行中心的职能,这些大都市现在还承担以下四方面的职能:第一,成为高度集中地组织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第二,成为已经取代传统制造业作为先进支柱产业的金融业以及专业化的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公司的主要栖息地,第三,成为包括创新在内的这些先进产业的生产场所;第四,成为这些先进产业所生产的服务和创新的市场所在地。

这些城市功能的变化已经对国际经济活动和城市的形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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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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