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渎神与缺席 ——评张志扬新作《幽僻处可有人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9 次 更新时间:2014-11-26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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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胜 (进入专栏)  

【编者按】本文系学者、作家赵越胜为学者张志扬新作《幽僻处可有人行?》所写评论,该书即将由世纪文景出版。赵越胜现居法国,近作包括《燃灯者》、《问道者》等。张志扬现任教于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以下文章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载,有删节。

“我要到处赞颂美,不管我在哪里看到它”

——巴乌斯托夫斯基

傍晚,站在退潮的海滩上,海浪轻轻涌来,打湿我的脚,弯腰想抓住它,它却卷着浪花匆匆逃逸,逃回海洋深处。与志扬相交的往事,就像这海浪,涌上来,濡湿我的记忆,又逃走,隐身在时光的黑洞里。与志扬相识已三十五年,眼前的这些文字像闪烁的光斑,在记忆的黑洞里标识着路径,凭借它们,可以打捞出往昔的痕迹。这些熟悉的文字,有些曾激起我们热烈的讨论,我珍爱它们,更珍爱围绕它们的那些争执。有些却埋藏着我们心底的伤痛,因为萌萌当年曾在电话中把它们读给我听,而今音犹在耳,人却宵壤相隔。“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想试着抓牢这些大江边的记忆,再不让它们逃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工作。那时,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经历了文革十年,全民“兽性大发”,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痛定思痛,考虑起“人性”问题。突破口首选马克思著作中的人道主义内容,马克思本人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异化”概念尤为人关注。当时借调到哲学所美学室工作的高尔泰先生交给我一篇文章《异化辩异》,我在《动态》上编发了这篇文章。这是当时国内对异化问题最早的讨论。文章刊发后不久,我收到一篇文稿,寄自武汉,署名墨哲兰。作者依据马克思《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力驳高尔泰先生对“异化”概念的诠释。文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很熟悉马克思的《手稿》,对异化概念也有很深入的理解,论及《手稿》的结构如数家珍。作者的文字也颇有个性,行文铿锵有力,甚为雄辩。我还注意到作者使用了一种薄薄的绿格稿纸,落笔力透纸背,稿纸几乎被笔锋划破。我很快编发了这篇文章,并给作者写了信,希望能够把讨论深入下去。

作者回我热情洋溢的信,同他文章的犀利相比,信写得平实朴厚。我才知道,作者真名张志扬,墨哲兰是笔名。随后就是频繁的通信,先是谈稿件,谈编务,后来开始谈思想。虽素昧平生,却宛若老友,思虑多所契合,有相见恨晚之慨。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信中,志扬写道:“你对一个素昧平生的远方的陌生人,仅凭着人的信念,就对我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感受着同样的呼吸和脉搏,你一点也不曾怀疑这样的文字会有狡诈和欺骗,因为事实上 人 才是我们的国际歌”。志扬在“人的信念”四个字下面加注黑圈,以示突出。我知道,那时,他是从彻底人本学的立场考虑问题。他断言:“我必须在横逆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以便挺身为一自由人”。在民族痛遭横逆惨祸之后,还有什么字眼比“自由人”更能燃起心火?可是尽管在信中谈得契合,我却全然不知志扬是个什么样的人,多大年纪,学什么出身,家庭背景如何?

记得是一九八二年暮春的一个下午,有人敲炒豆胡同老宅的门,我起身应门,眼前是三位生人,两男一女。女子生得秀丽,微笑时露着浅浅的酒窝,两个男人,一位身材敦实,面孔黝黑,像刚从大田收工回村的农民。另一位高身量儿,宽肩窄腰,面白皙,黑发中分,一副艺术家范儿。那女子怯生生问“赵越胜是住这儿么”?我忙答在下便是,诸位找我何事。后面那位汉子忙开口:“我是武汉张志扬”,声音深厚,有胸腔共鸣,是个男中音。我大惊,与志扬通信几年了,他从未透露过要来北京找我的意思,人却突然就在眼前了。慌忙让进屋坐下,志扬给我介绍那女子是鲁萌,男子是她丈夫肖帆,已不记得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志扬不大开口,静静坐在一边,始终微笑着,满脸喜悦和满足。我仿佛主要在听萌萌讲故事。从她口中,知道武汉有一群追寻着真理与艺术的人。她提到武大哲学系的邓晓芒、武汉艺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肖帆时不时插上几句补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到处有这样的“团伙”,几个爱读书、勤思考的青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却无由以鸣,只能独自蛰伏黑暗,内心何其渴求寻找同道,以证“吾道不孤”。当时嘉映黑山沪小屋的定期讨论会,正是北京弄哲学的学子“团伙”。我大约向他们介绍了北京的朋友们的情况,因为志扬走后不久的来信中,就急切地说:“很想见见你的朋友们,别忘了把你们的聚会简单叙述一下”。

四个人坐在那里,谈话的却是三人。志扬很少开口,我们偶尔交换一下眼神,一切尽在不言中,似乎在尽情享受故友重逢的喜悦。其实我们只是初次见面,却仿佛失散多年。与志扬相交长了,才知道他的笔比口顺畅,每次交谈,他总是长时间沉默着,脸上甚至会出现痛苦的表情,象火山在地下积蓄着能量,然后突然开口,沉郁的男中音带着威严,表述也极有力量。后来才知道,这是因抗拒长时间的提审而养成的习惯,以至这“沉默的权利”竟成为他苦思的一个哲学命题。这种在“六面墙”中砥砺出的坚毅,成为他的护身符,因为“只有它才能建立起与墙毫不相干的纯属自我的空间”。

志扬走了,虽折柔条过千尺,心中却仍怅怅。但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说:“康德是个惯于自我节制的人,所以他有权讥讽柏拉图的理性像一只在真实中鼓翼奋飞的鸽子。生活的抑制,或确切地说,这充满抑制的生活,也使我的想像力特别有力,以至这样短促的北京之行,我原不打算去见你,想故意与自己的期待心情作对,还是按捺不住,去了,挑起了这样强的愿望,使匆匆归途满载遗憾”。志扬遗憾时间匆匆,我们没有更深入地交谈。其实我自己也常有这种感觉。几个好友朝夕相处了几日,分手后,脑中却一片空白,不知这几天不停顿的谈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后来习惯了这种感觉,像品尝窖藏多年的好酒,那陶醉的感觉是慢慢上来的,来得缓慢才来得扎实。未承想几个月后就有了和志扬畅谈的机会。

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定于当年九月中在庐山召开。我奉命先赴武汉为北京与会者准备往九江的船票。行程一定便急告志扬,他回信说去接我,约会地点在大东门。火车到站时刚下了一场暴雨,到处泥泞。出站一眼看见志扬站在门口,见到我,他急步跃过几洼积水就到了面前,扯过我的背包就往外走,说“回家去,嫂子在家等呢”。那时,他刚搬到水果湖湖北省社科院宿舍,一座六层红砖楼房。刚完工,水泥灰浆味新鲜刺鼻。推门进屋,小门厅权作饭厅,一张圆桌摆满菜肴,香气扑鼻。还未回过神来,里间走出一个娇美女子,生得小巧秀丽,看上去很年轻。我一时恍惚,想志扬的女儿已这么大了,志扬却忙介绍说这是你嫂子慧超。我暗惊,想志扬除了读书弄哲学,还有金屋藏娇的本事。慧超嫂亦是不多话的人,只款款问声路上累吧,又说志扬一早就等不及,提前好几个钟头就去车站了。志扬又从厨房扶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婆婆,双手湿湿的,显见正在厨房里忙,不用说,这便是志扬的母亲。伯母开口说了些什么,大约是湖北方言,我是一句没懂,只见老人手指饭桌,要大家入座。门又开了,是北京见过的萌萌,和我打过招呼就和伯母用湖北话说个不停。我横竖听不懂,坐下吃饭便是。首先放到面前的是一碗排骨汤,萌萌介绍说武汉的排骨汤特点就是浓厚、油腻。果然碗面上几乎全让油盖住,入口仿佛在喝油。而这正是武汉人待客的正宗,情谊正如这汤,浓得化不开。伯母坐在我身旁,眼睛不离我的碗,见我喝得不畅,又说几句,虽不懂,但能觉出语调的热切。这热切让我端碗大啖,汤入口,似柔软的固体在嗓间蠕动,缓缓地滑下。见汤尽碗空,伯母满意地起身,又摸摸索索地回厨房操持了。

志扬是独子,伯母极宠爱他,爱屋及乌,这宠爱也扩展到我身上。凡我到武汉,老人家总是呵护有加,我虽从来没听懂她对我说什么,但原本爱的传递就不靠语言。它融化于伯母日常的操持与呵护。温情与柔爱构成生存世界,日常操持又构成温情与爱。这牵挂甚至漂洋过海。一九九五年底,志扬来巴黎,带来一只酒红色的布老虎,是伯母亲手给盈盈做的吉祥物。做工虽不甚精细,但朴拙可爱,粗针大线绣在虎身上的花纹不大规整,见出伯母的巧手因年事已高而不听使唤。伯母临终前的情况,志扬从未向我提及,但我在书中读到他逐日记载的老人临终前的行状。这记述如绵绵秋雨,洒落在我心上,唤起往日记忆,清澈又凄凉。伯母几次对志扬说:“我没用了,做不动了”,看到这话,我不禁热泪长流。在伯母心中,她的生存意义就在一个“做”字上。其实这个“做”就是伯母一生的奉献,惟无己者视奉献为有“用”,但以“无用之用”视之,则无论伯母“做”与“不做”,她那深厚广被之爱已是生存本身的意义。愿伯母在天之灵永享安宁。

在武汉偷闲几日,志扬要带我见识武汉三镇。早晨八点志扬就来旅馆招呼我出行。在路边小摊上饱吃一顿江米醪糟煮汤圆。志扬带我“拜码头”,见了武汉各路英雄好汉,尚扬送我一只他手捏的汉俑,憨态可掬。在尚扬家里,亲眼见到武汉“团伙”中的那些“热血青年”,为一件作品,一种感觉,一个想法争论得面红耳赤。中午时分,尚扬要操持做饭,志扬却执意拉我走,用我听不懂的湖北话和尚扬讨论了一阵,尚扬便不再坚持。在武汉“团伙”中,志扬似有一种天然权威,不大说话,却“不怒自威”。随着志扬东转西绕进了一条小巷,志扬让我稍等,他闪进一座小楼,一会儿下来了,笑眯眯地说要带我去吃“四季美”汤包,说是武汉名吃。说话间,到了一条繁华大街,“四季美”的大招牌赫然醒目。入店坐下,志扬便问我要吃多少。像我这种抗长活出身的,张口就要半斤,想是不多。志扬却踌躇了一下,说先来三两吧。我想这玩意儿很金贵吗?汤包端上来我明白了,所谓“汤包”就是包子馅泡在一汪油中,吃一个包子几乎就是喝一大口油汁。别说半斤,二两就糊住了。志扬坐在边上始终不动筷子,见我吃不动了,才吃了两只,然后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吃不了三两。很久以后,萌萌才告诉我,那天他带我离开尚扬家才想起身上一分钱没有,急中生智去了肖帆那里,让我等在楼下,上楼找肖帆借了五块钱,后来他告诉肖帆,请我吃汤包花了两块五。

长江边上的天气乍晴乍雨,早起出门,跟着志扬登龟蛇两山时,阳光灿烂,山脚下长江浩荡,金波粼粼,只是再不见孤帆远影。烟雾迷蒙中,武钢巨大的身影隐现。和志扬沿大桥过江,两人大发怀古幽情,诵起“昔人已乘黄鹤去”时,志扬说正有人建议重修黄鹤楼,但愿不要成真,否则心中残存的那点儿远古的想像就彻底打碎了。下桥时天气大变,江风裹着水滴打在脸上,乘轮渡返回汉口时,江面上疾风劲吹,浑浊的江水波澜大兴。下船行百余米,志扬指着不远处陋巷中一片密集的棚屋,说那边就是民权路,他就成长于路上的黄皮街。志扬后来在书中写道:“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故乡和童年.......只有一条破旧的小街,挨着河边。它的居民至少半数是挑码头的苦力“。志扬的父母是再朴实、温厚不过的底层民众,但志扬的父亲早年却做过码头上洪帮的“头佬”,想来是条行侠仗义、扶弱济贫的好汉。红朝初立,当了码头工会主席,时间不长,似是得了什么预感,辞职藏匿起来,算是躲过了血雨腥风。以志扬的出身,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让他耽迷于哲思和唯美的天地。但两位老人天性中的善良意愿,就是滋养智慧与美的厚壤。正如康德所说:“善良意愿之为善,并不因它意欲促成和实现什么,而仅因为它就是善本身,它天生就有自身的尊贵”。何况神意任性地播撒美与智的种子,这些种子大半死于枯涸的心田,但它也会偶然落入丰土沃壤,碰巧由雨露滋润,就生根、成长。《诗》云:“瞻彼淇澳,箓竹猗猗,有婓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志扬这位江边上长大的孩子,就是这样自我磨砺而成的斐然君子。

志扬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无数个黄昏,流水一样逝去,但命运却挑中那个黄昏。这天,暮色降临时,他听到操场对面小食堂里飘来一支提琴奏出的旋律,美得动人心魂,不知何曲,姑且名之“无名”。“无名天地之始”,正是这“无名”为志扬“敞开”了音乐天地。透过黄昏橙黄的光,他依稀看到有个天国,他要进入这天国,明知路上布满荆棘。为了买一把练习用琴,志扬拿出全部业余时间来打工挣钱,拖瓜,送煤,一架板车竟成了进入天国的华辇。他告诉我,最吃力的活是拉砂石,板车在码头装满砂石,拉到堆场,路上要爬个大坡,双手紧持把,肩上套上纤索,一个坡上下,肩膀头勒出血印。就这样干,硬是攒出钱,买了一把“工农兵”牌小提琴。我知道这琴,基本上调不准音,琴声刺耳,我称它是“三合板琴箱”。但志扬视之若“斯特拉地瓦利”,每天收工回家就吱吱呀呀地拉,硬是拉完了整本《开塞》。后来志扬拜了个老师,每周一堂课,每月八元学费。老师教他的是基本功,上弓、下弓、臂平、腕松。他不知道志扬的音乐感受早就和大卫 奥依斯特拉赫、列昂 柯岗一道儿了。工作的繁重,让志扬无余力挣出这八元学费,有时交晚了,老师就给脸色看。于是,退学,满心的失败感,久久不能释然。其实志扬不知他早就进了音乐天国,他是不循路径,直入门墙,一弓一世界,一曲一天堂啊!我不能想像志扬那笨拙的手指如何挣扎着在纤细的琴弦上跑动。那不是他拉琴,是琴拉他,是音乐的精魂拉他飞升,直入美幻的天国。与他的学琴生涯告别时,老师冷冷地扔过一句话:“你问了几次的那支曲子叫 耶路撒冷 ”。

志扬去音乐辞典里查,没查到这曲子。我猜莫不是那支被称作“金色耶路撒冷”的犹太古曲?这曲子后来作了电影《辛德勒名单》的主题曲,帕尔曼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过它,拉得满场唏嘘,一支咏叹犹太人苦难命运的曲子。志扬似和这曲子有命定之缘,曲中所悲歌的迫害和苦难竟成了他命运交响曲的前奏。

返家途中,电车行经一处建筑,高高的灰色围墙,上面有电网。志扬在我耳边轻轻说:“这是武汉警备区的看守所,我在里面坐了七年单身牢房”。话带着克制的平静,脸色却大变。他在《墙》中写过这段经历。让我惊异的是,他把狱卒的残酷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放在一起,同时感受凶残与凄美。士兵的皮带抽打在他的右脸上,“后颈和右耳火灼样的热辣,刀刮般的撕裂”。这种遭遇引起他思索的确是“真正惊人的美,会有一颗期求极高的心灵。它向生活要的东西太多,这是它天赋的权利”。而“丑,是生活忍受痛苦和不平的被扭曲的印记。它正是爱的阳光理应普照的遗弃之地,因而也是美的自我完成”。他把毒打他的士兵看作一个反思的对象:“你看我抚摸我的伤口时,还在忧虑,他们经受得住这种暴行的腐蚀与毒化吗?”

初读志扬的文章,感觉他的文字极有力度和韧性。即使是论述问题也带有辩论的味道。这辩论并无对象,仿佛是自己左右互博。待知道了他的经历,才明白他的很多思索来自冰冷坚硬的“六面墙”中。他一旦与人辩驳,无论是和高尔泰先生还是和朱光潜先生,都有点抓住不放,不依不饶的感觉。爱德蒙·威尔逊曾评论马克思与人辩论,“一路鞭打到底,丝毫不肯放手”,志扬于此庶几近之。这固然因为志扬是从读马克思入手,又通过马克思浸染了黑格尔的风格,但更重要的是七年单身囚禁的经历。面对光秃秃的水泥墙,除了在思想上和论敌厮杀之外,又能怎样呢?甚至还要以自己为对手,拼命鞭打,遍体鳞伤亦在所不惜。别人的思索来自书房,志扬的思索来自牢房,因此,当他从牢房进入世俗的学术圈时,他从不得意于一孔之见,相反他永远怀疑自己思索的意义,甚至常常惶恐,他在信中谈到这种惶恐,“写到后来,竟出现了这样可怕的冷漠,我几乎要对我写的每一个字问 什么意思 ”?在提审室里,他不开口,那时他充实,得意于享有沉默的权利。而当他能开口,却感觉空虚,焦虑于思想的意义在流失。

“犯人就不是人,是狗”,这是狱吏给志扬上的第一堂课。那时他还没读胡塞尔,更不熟悉现象学。但他却体会到“时间的悬置是真正的还原,吃饭、拉屎、睡觉”。丰盈精致的生命被还原为简单的生物反应,人性被还原成基本的动物性。在此际遇中,什么东西能呈现人的尊严?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犯人转监时塞给志扬两本书,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卢森贝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这两本书救了他,使他“从胡塞尔回到笛卡尔”。狱卒的提审、毒打、单身囚禁似乎只关涉他的“动物性”一面,他的精神却漫游在精神的国土。他反复读这些书,书中的文字仿佛被他咀嚼烂了,和血吞下。就这样,因“我思故我在”的确证,他保持了人之为人的尊严。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首读志扬的稿子,觉得那一行行文字像罗马军(微博)团列阵,士兵们呼喊着投出的标枪。

茨威格写过《象棋的故事》,讲一个被单身囚禁的B博士,如何因一本棋谱得救又几乎疯狂的故事。志扬在牢里得到的那部《巴黎手稿》就如同B博士冒死偷来的那本棋谱,B博士不过住了几个月的单身牢房,而志扬一住就是七年。看志扬批驳高尔泰先生的文字,能想起B博士出狱后,在船上与象棋冠军对弈的场景。B博士拿起棋子就发抖不能自已,志扬文字中也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情和快感。其实,志扬是个多么温和朴厚的人啊。志扬给我看过他给慧超嫂画的肖像,那是他在狱中用钢笔画的,娴淑静美的慧超竟被画得头发如钢丝般竖起,脸部肌肉扭曲,双眼流出恐惧。这显然是志扬把自己当时的感觉投射到慧超身上,才有如此变形。七年单身囚禁,要多么坚强的神经,人才不会疯掉!之后,志扬思道求学,永远摆脱不掉这个背景。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志扬给我信说:“哲学界的一些朋友越来越重视语言问题,其中少数人对 不可言说性 极为关注。可他们是在做学问中做出来的,而我是在生活中倍受它的折磨而为求解脱才去不得不做的”。“不可言说性”在志扬那里首先不是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生存问题。提审员凶神恶煞地向他“逼供”,他首先想到的是捍卫沉默的权利。如果沉默是葆有生存的基本条件,这背后一定有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随后志扬明白了:“我再也无法逃匿了,踏上思之途,而思在超越,它太险恶,太艰难,是无期的苦役”。它们难以言说,因为词语怎能正确地传达沉默的形态与活力”。

志扬思考不可言说性,八十年代中期关注维特根斯坦。但他思考的源头却不是纯语言哲学的问题,倒不如说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把他引向生存论的深处。他的独特经历使沉默自然地成为思考对象,它契合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不可言说者,只能沉默”。此何以故?斯坦纳以为:“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 不可言说 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有生命”。如果说斯坦纳是从欧洲现代史的角度赋予“沉默”以文本学的意义,志扬却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角度,通过把“沉默”转换为“缺席”而赋予沉默以人本学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作为道德和自由承载者的个体如何生存、选择?志扬试图通过申彰个人“缺席”的权利,避免个体的撕裂,使个体仍有可能在“基本善”的范畴内,葆有整全。“所谓缺席,就是不参入认同共识,不接受认同共识的根据及其价值判断,为了新视野的开拓,为了与神共居的空间”。

但是,“缺席”在什么意义上不是逃避呢?如果“你被强行置入一个既定的封闭环境中不得不接受非此即彼的拷问,要么承担责任,要么放弃责任,你必须在价值的好坏、善恶、美丑之间作二择一的取舍。这时你能对生活、对社会要求缺席的权利吗?”志扬的这一问,颇似“苏菲的抉择”。但在我看来,决心“缺席”已经做出了选择,它内含着理性的“天命”,独立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同时,它也意味着个人是伦理责任的承担者。在这个问题上,从康德到萨特,所论虽异,实质同一。缺席于众声,便选择了独见,缺席于迎合,便选择了批判。后来,志扬更明确地界定缺席的权利,把它限制为“ 缺席 的权利是知无的有者的自保能力,它并不一般地抗拒有,而只是抗拒有的无限僭越的垄断”。这个黑格尔式的表述有点绕,但我理解他是把“缺席的权利”当作造就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必要条件。我宁愿把它当作知识人的品性。如阮步兵咏怀诗所言:“云间有玄鹤,抗首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

我喜爱志扬书中的一段话:“亲人友人所给予的理解和爱,像生活的常青树环抱着灰色的理论,为了让密纳发的猫头鹰在夜幕垂降中唱起森林之歌......

但有一只猫头鹰飞出了森林,它听到土拨鼠的声音,田野上一片寂静。

凭借大地的守护,土拨鼠像是另一世界的使者,松动板结的大地之光。

我喜欢猫头鹰,但我是土拨鼠”。

志扬总提起东湖,说那里景色奇佳,颇值一游,又说,他的许多想法是在东湖边散步时有的。但杂事繁多,直到上庐山的前一天傍晚,才被志扬拉到东湖。九月下旬,秋声初起,湖边荷田已不见盛夏的热烈,秋风(微博)暗剪荷衣,败叶褴褛。湖边几不见游人,一岸晚树婆娑。在我记忆中,东湖并不是个公园,而是一片清旷辽远的水面。暮霭中,珞伽山映衬在这空阔无际的沧浪上,似虚似幻。山上武大的老校舍飞檐斗拱,琉璃瓦白绿相间,海市蜃楼般隐现云间。岸边沙石小路纤秀蜿曲,湖上薄雾乍起,飘渺侵路。沿途信步,若登云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嘉宾,竟真是个“四美俱、二难并”的时刻。

在武汉这几日,与志扬谈的深入、细致,也看了他的一些手稿,发现以往对志扬思考方向的认识有些偏。他固然从马克思反溯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自己亦自诩为“青年黑格尔派”,心中最牵挂的却是美学。他告我他出狱后下功夫啃的书是黑格尔的《美学》。这个外表冷峻,文字犀利的汉子,内里却是一腔柔情,对美感觉敏锐细腻。艺术领域的各个门类,他几乎都关注,尤对电影格外用心。他青年时曾梦想作个电影人,六十年代初就动手改编电影脚本,寄给专业人士,也得到过正面回应。但那是个什么年头儿啊,志扬的梦像达利的画《荷马的殊荣》,一派变形的荒诞。

命运的坎坷,未曾消磨志扬的向往,甚至在监狱里,他也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挖掘审美的意义。他从巴乌斯托夫斯基那里得了一个誓言“我要到处颂扬美,无论在哪里遇见它!”男人若爱美到了极致,常常要靠哲学来救赎,这几乎是宿命。他在艺术品面前,甚至在艺术化的生活中感受着激情,为一幅画、一支曲、一阕诗心魂震荡、匍伏颠倒,泄露出内心的柔弱。他不甘于此,他要把握住这种在感觉上彻入骨髓,在知性上却无法道明的东西,惟有依靠理论形式,用言说的逻辑,概念的盔甲把奔逸之美纳入论说的结构。他们凭此交流美,也扼杀美,甚至拉斯金论绘画,勋伯格评音乐,尽管已是此中翘楚,也让人觉隔靴搔痒。这种两难困境,证实着济慈的哀叹“美是难”。

沿湖畔曲径缓行,与志扬谈得酣畅,记得志扬讲到朋友之间诵读自己所作的好处,说萌萌特别重视这个方法,她写诗总要在朋友间先读过。我知道萌萌的这个习惯,她常在电话中给我读一段她得意的文字,或是她自己的或是志扬的。其实我们先人本就颇精唱和,“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求的就是知音。欧洲文艺沙龙中,为朋友朗读、与朋友切磋更是常事。志扬说他曾朗诵过自己改编的电影剧本。我想志扬那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起来一定极有味道。说起改编剧本,志扬就提起《死于威尼斯》。依他的看法,剧本和小说差得很远,演员的表现并不出色,只是电影音乐美得不得了,似乎整部电影全靠音乐支撑着。

志扬似乎不知道这电影音乐就是马勒c小调第五交响乐第四乐章《柔板》。八十年代初,马勒的音乐在中国尚未普及,熟悉的人不多。我便给志扬介绍了马勒其人其乐,志扬听得入神,说这音乐凄迷美艳,让人想不到是交响乐中的乐章,拿来配托马斯 曼的作品实在是天作之合。话头转到音乐,我不觉说得兴奋。其实音乐也是志扬心中至纯至柔的一隅。志扬问我,马勒这个乐章婉转缠绵,柔肠百绕,他的整部作品又如何收束?志扬担心一部作品当止不止会使整体结构漫漶不清。我为马勒辩护,说他的渲染并不空疏,实在是内心感受太丰富,想说的太多。但整体上,他的作品是严谨整饬的。我说他也善写Lieder,每一曲皆如珍珠般精美圆润,其典雅、收束绝不在舒伯特之下,并随口哼唱了几句《悼亡儿》。志扬突然停步,似被这几句歌调击中,脸色因激动而显赪红,仿佛青涩少年偶遇暗恋的女子,颇有些手足无措,说我不知道这些歌,我们唱的都是苏俄歌曲,你回去后一定要寄些马勒的音乐来,话说得急,竟有些口吃。我被他打动了。只有真正懂美的人才会从几句歌调中感觉到一个新世界。随后两人不再说话,言语已随马勒音乐的余音远去,静默中只听脚下沙石作响。

天色向晚,万顷琉璃上薄雾氤氲,湖畔亭中有人吹萧,呜呜咽咽。聆听片刻,箫声愈发凄切,不忍久留。

翌日上午,我们登船往九江,志扬来码头送行,上船后,我见志扬仍在栈桥上未走,江风鼓荡,志扬衣衫飘举,长发散乱,不知怎地,心中涌上元九的诗句:“江花何处最断肠,半落江流半在空”。

待下山回京,志扬的信已在家中等候,信中只有一句话:“大地、暗夜,只有脚步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扬是个为思索而生的人。但是命运多舛,他一直未能进入他所喜爱的领域,因为家庭原因,他莫名其妙地入了农机系。但这未必是坏事,哲学又岂是学出来的。数数古今中外大哲巨硕,有几个是“哲学系”出身?正因此,志扬常有出人意料的思考角度。他在给我的信中记述了嘉映和他的一次谈话,提到嘉映正苦于寻找自己的语言。他问我:“我的语言表达是不是太 自我 了?”我并不这样看,但也注意到他的语言风格同一般陈辞滥调的哲学论文不同,句子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能觉出他的殚思竭虑。所以他的文字拙奥、厚重,有些沉郁,能看出早年受马克思黑格尔表达方式的影响。但是也会突然间笔势嶙峋、桀骜不驯。与人辩论,不耐婉转陈辞,单刀直入,不依不饶。志扬完全不会讲“官话”,为文就要像古人,求那段“精神命脉骨髓”,所以他常说“写得苦”。在写作《感觉的悖论》时,有一段思路不通,他写信给我说:“使我困扰的不是像沼泽一样可以灭顶的日常琐事的贪婪分割,而是苦于我偏偏要说一些我怎么也说不出的东西。你要是看到我怎样地在纸上爬行,你会发抖的”。就这样,他不退缩,苦思苦写,竟至紧张到头痛发作,苦不堪言。他祈求能有一天头不再痛,“那就是天国了”。刘勰所谓“杨雄辍翰而惊梦,桓潭疾感于苦思”,在志扬那里是感同身受。不过,说到底,要文章中能有自己的那段“精神命脉”,写得苦怕不能免。贾长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境界,不正是我们的追求吗?

心里明白这是志扬的宿命,却也说些不关痛痒的话劝慰他。说想不通就扔下不管,读书为文抱着欣赏游戏的态度会救治写作的紧张。一次,我以诗的原始性和超越性为题,和他讨论“放松”在欣赏和创造中的作用。志扬回复我:“你保持着,甚至小心呵护着诗的原始性和超越性,而我的诗却混和着世俗的冷与尘。我有滂沱之时,挟泥沙而俱下。但是,我的坠落,沉淀还恋着我的天空、我的云彩、我的蓝色。这是我的召唤,我的希望,你不理解我的过程怎么能理解你的归宿?你理解,只是沉默着”。是的,我理解,只是心痛他执拗的耕耘。于是再回复他,让他小心七年单身囚禁留下的惯性变成一种自虐的执著。志扬马上回复说:“我知道我自己的命运,就像一个宿命论者,我顶多只是在巨大的存在面前显示虚无的否定力量,而把界限外的虚无留给勇敢的索取者”。

和志扬相比,我工作太不努力,每次交谈,志扬总会做记录,他存有许多讨论的笔录。他总督促我尽快把谈话中的思想整理成文,把对话中的火花留下来,而那时,我年轻,不知珍惜,不在乎灵感来去倏忽,将之随意抛撒。有时纯因志扬的“勒索”才写下片言只语,却不知丰饶的心田不加耕耘亦会变得贫瘠,杂草蔓生。志扬的宽厚总原谅我的轻慢。一次我揶揄志扬思诗与哲学,总不脱黑格尔式的涩与拙。志扬婉转地反驳我:“我不能说清我们相处交谈的感受,如果硬要找一种表达,我就说,你的生命时间绵延着人类优秀的文化,我的生命时间却满是芜杂的经历,因此,你面临的是向土地的回复,而我一生却在向天空拼命挣扎,像勿忘我草”。对我“游戏于艺”的态度,他尖锐地说:“你早就应该走出你直观的对象性了。理解就是超越,你这个超越的理解者,难道被自己超越的理解惊呆了吗?”但是这些争执不能冲淡彼此所见相合的快乐。我译海德格尔的《诗人哲学家》寄给志扬,他几乎是句句点评,有褒扬,有异议。他最喜诗中两句:“林中树兮不相识,若挺立兮枝相扶”,说“唯独立而相承,多么真实的格言”。我寄文章《诗的智慧》给他,他回信,兴奋不能自己,“我读着,下一句竟猜到了”。那种不解自明,忘形尔汝的感觉,至今思之仍令人心动。

志扬切入思想的路径是人本学,这是拜马克思《巴黎手稿》所赐。后来,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宽广,思考日益深入,但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块基石。他后来关注海德格尔,也依然是受存在哲学之人本主义倾向的吸引,虽然这个人本主义表现为存在论。他早期反思理性与自由,试图深入理解马克思从异化角度探讨人性,人的自由的丧失。这仍是人本学的基本视角,所以我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受惠者。他的哲学思考、艺术评论、社会反思,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九十年代初,他专门撰文《启蒙思想中死去与活着的》,试图厘清自己的思路,对启蒙做一番省思。他以为“用 人 忘记 个人 是中西文化第一次启蒙的通病”,似乎可以脱离启蒙思想来理解人本主义。其实,他提问题的方式仍守着传统启蒙主义的立场。只是在志扬那里,这个启蒙完全是内向的。志扬从来不以教育者的身份启“他人”之蒙,而只是坚持勇敢、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这本是严格意义上的康德的启蒙观。后来,他受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影响,试图重思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相信,他逃不脱启蒙的光照。因为他早就明白,“启蒙应合理地理解为一个不断重现的解蔽过程”。他理解“福柯指出启蒙或启蒙哲学,不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志扬用自己的说得更好:“ 启蒙 不是许诺 有 或 无 ,而是承担。首先承担的就是没有许诺中的个人真实性”。这个提法回到启蒙的核心价值:“个体的自由”。

志扬知道,参与造神、信神,神崇的大多是读书人,现在叫“知识分子”,古时叫“士”。志扬说:“士者,仕途之人也,或在,或准在,或想在,以 修齐治平 为宗旨。即便到老白身,士的心态也仍然是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既然文以载道,士亦载道,少不了从政心理”。这就指出了大多数中国读书人的通病。他们从不“缺席”于社会统治。“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读书与做官,考场与官场纠缠一体,难分难解。九州之上至高者都是帝王,《书》中所赞“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是帝王,人间之神。从而崇神与崇权乃一体之两面。中国的读书人天生亲近官场,却不大在意那些抽象的精神探索。子路问孔夫子以生死之理,夫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曾子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亦把世人所思局限于身边切近实用之事。因为他们的至高理想是修齐治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结果,睿智如孔夫子见了君主亦不免“君在踧踖如也,舆舆如也”,“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素王见真王,如耗子见了猫。高洁如屈子,所怨所哀,徘徊不去者,亦不过怀王一姓之事。“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反观西方大哲,却另有说法。西塞罗作《论义务》三章,把探求真理列为人的首要义务,他说:“追求真理和探究真理是人类之天性。所以,一旦我们从不可避免的繁忙事务中抽出闲暇,我们就热切地想看到、听到和学到新东西,并且从中引出为幸福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对一切隐秘的或神奇的事物的认识。........不过在这种发现真理的激情之外,还要加上对高贵感的渴望,以便由自由所打造的完好精神不会屈服于任何人”。康德引封塔纳,“我向贵人致意,但我的精神不鞠躬”。他随后解释说,对身份低微的人,如果他身上有我所缺乏的品质,则“我的精神鞠躬”。先哲们所服从的是精神世界的法则,他们或被责为“象牙塔中人”,但社会若没有精神的象牙塔而只有权势的金字塔,就不会有精神生活的尊贵与高扬,亦不会有人的尊贵与高扬。人兽分界,仅此一线。

自由的理性若想挣扎出一条生路,委实困难。尽管人人皆知独立之人格、精神之精神是知识人的本份,但正像志扬所说:“做起来格外难,因为我们太害怕自己的有限性了”。在我们的精神资源中,缺乏献身于纯粹超验之事的冲动,缺乏以自己的有限博取无限之知的勇气,所以我们不向帝王要阳光,不向刀剑要圆形。而在弟欧根尼和阿基米德看来,这却是至重之事,值得用生命换取。纵然如此,志扬仍要挣扎着抵抗那无处不在的“消融之力”。这力量无形中吞噬人的良知和勇气,并向你提供充分的驯服的理由。他说:

“是,我要求缺席的权利,只要

我有能力承担并超越我的要求

所招致的一切后果。”

二零一二年夏,我回国时,志扬和慧超嫂来看望我们。志扬携来《偶在论谱系》一书赠我,扉页上题辞“越胜,这是大哥最后一本西学著作。三十年了,你是见证”。书从质询西方哲学缘起入手,对现代哲学诸巨子皆有论及,大有对自己的哲学探索做一了结的意思。难道志扬真要回到三十年前的构想,“用日记、笔记的形式敞开我的思索”,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想法。一九八五年,他写信给我谈到过这个想法,甚至都起好了题目《虚无与超越》,他说:“不要年月,不要对象,不要线索,兴到笔随,可以谈文史哲,可以悟《坛经》,可以谈诗画、小说、电影,可以反思日常琐事和重大抉择,可以悲切、沉郁,可以欢乐、遐思。凡是一个人,一个沉思者所经历的,或阅读、讨论、闲谈,或授课、聚会参观,皆可用。在无边的散漫中大概可以看到这样的沉思的精神,它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复的过去而前进。我所寻求的作为内在空灵性和外在超越性同一的中介的心灵结构及其形式化功能,也自然潜藏其中而显露其外了。”多么值得期盼的书。可近三十年了,志扬著述甚多,却始终未能写成他心中最锺爱的书。志扬是笔勤之人,他不动手,自有他的理由。他还嫌体验不深,积淀不厚?他要尝遍人生百味,把生命咀嚼透才下笔?生活的体味何尝有够?我们的思索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在世。那“入世操持”、“林中迷途”,那“烦”、“畏”不在在反映我们的生存意志吗?志扬缘何踌躇徘徊?《偶在论谱系》一书似乎给出了一点线索。

这部书称得上是呕心沥血之作。志扬从偶在论入手,试图把他读西方大哲的心路历程做一清算。其中精彩之见迭出,我两次读它,皆有深悟,亦有疑问。志扬劈头就问:“我凭什么相信你”,这是他“脑后反骨”的表现,这“脑后反骨”就是他的批判精神。为了确证自己“相信”或“不相信”的理由,志扬以奏鸣曲式梳理西方存在论的一个个主题。序曲呈示部引出他怀疑的缘起,随后在主题发展的第二乐章,以六个副题的回旋曲式呈现“阴影之谷”。在主题再现的第三乐章,以两部赋格曲倒影式进入,讲述偶在范畴与偶在现象。第四乐章尾声,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向往——中国现代哲学。这是一阕贝多芬式的《命运交响曲》,还是一阕马勒的《复活交响曲》,我不敢断定。

志扬说他的目的在于“针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历来自诩的 光照的清晰 和 奠基的完整 ,揭示出 裂隙 与 深渊 ,以打破西方形而上学的 完整幻像 ”。但我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完整幻象”。要说它的完整性,也仅存在于亚里士多德把它当作智慧看待。只有“智慧”才去探讨“第一原理”和“终极原因”。海德格尔的聪明在于他指出“形而上学史乃存在遗忘史”。而这个存在作为“人”之“在世”,本身就具有先验的整一。因为“在”或“本体”只能通过人的实际生存状态才能表达和理解。说“形而上学史是存在遗忘史”,我们或赞同或反驳,但我们仍在哲学之内说话。而断言“形而上学史”不过是“意识形态史”,我就断然不能赞同了。

志扬反感西方哲学的“强势”,他颇有些愤愤不平地说:“凡西学皆普遍必然,即为世界性、现代性,凡非西学皆特殊偶然即为民族性、传统性”。他断定这是“启蒙以来推行的看法”。这次志扬拔剑,剑指形而上学和启蒙,但荒原之上“拔剑四顾心茫然”。形而上学为了避那意识形态的污名,早已遁逃无踪,只剩启蒙,像唐吉可德面对的风车,耸立荒原。

志扬从“形而上学即意识形态”出发,以为揭露这点即“意味着对启蒙的启蒙”。我在前面已指出,志扬以为启蒙“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对“启蒙的启蒙”应该仍是这种“哲学生活”。但这恰恰证明,启蒙就是那束照亮世界的光亮,挥之不去,避之不离,连志扬的“阴影之谷”也因有这光亮。有光照才有“阴影”,否则世界就是鸿蒙未辟,一片混沌。志扬用以质疑启蒙的概念系统“偶在”、“存有”、“谱系”、“本体”、“界面”,恰是西方哲人发明的构件,用以构成思想大厦。这些哲人或是启蒙的前导,或是启蒙的战士,或是反思启蒙的后进。志扬用来与启蒙作战的利器,已不是先民手中的燧石,而是哲人思想的利剑。他已置身在理性的光照之下,这理性的光照就是启蒙。我们可以反思拷问这光照,但经验告诉我们,受强光照射的眼睛反容易看到黑暗。

志扬以为对“启蒙的启蒙”,是“还原西方的世界性为民族性,即还原西方的诸神为一神”。我却以为在哲学中,“民族性”是最要“彻底悬置”的东西。我甚至以为,只有用中文讨论的哲学,而没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哲学。只要我们面对同一问题,无论你用什么文字表述,所论同一。古人用“坚白”讨论感觉与对象,用“名实”讨论能指与所指,用“理气”讨论实体与规律,而讨论“存在”,不论你用Being、Sein、Etre,所论皆为一事。也因为所论为一,才可能交流、迻译、领会。区别仅在于你论的“好”与“不好”。试想有一本用中文写出的《存在与时间》,这里有什么民族性?可以有中国烹调,但不必有中国哲学。因为烹调生自口腹,哲学却诉诸理性,而理性是人之立世的标记。谈到这点,志扬可能会有些失望,他设想会有“汉语言哲学”,但他以为这“汉语言哲学”就是“中国现代哲学”。我想斗胆劝志扬一声,当思所行于至高处,何来畛域古今之分?理性的秉性本是自由,又何必作茧自缚?恰是朱子诗云:“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况且奥林庇斯山上原本众神纷纭。

志扬以为:“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科学进化论,历史必然性”。这固然不错,但细究起来,问题更多。在我看,启蒙思想的核心是高扬个人理性的自由和力量,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E 卡尔西在其名著《启蒙哲学》中总结得最为精辟:“现在,人们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物而不是遗产。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窖藏起来,而是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经过这样确定的真理,是一切真实的确定性的种子和不可缺少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启蒙思想家所论虽也歧义迭出,却都坚守一个核心价值——“人的尊严与自由”。

他们或推崇社会进步,如霍尔巴赫,或反对科学技术的统治,如卢梭,但极少有人怀疑人的价值和自由。他们推崇理性,因为此乃人的尊贵的标志,但他们又何尝缺乏宽博慈爱之心?以至伏尔泰宣称他之热爱真理并不来自理性的召唤,而来自对苦难的同情。后来的工具理性之滥觞,恰因为那些“精英”背离了启蒙的理想。斯 埃 布隆纳在《重申启蒙》一书中,对此点作了有力的论述:“启蒙思想并不曾机械地将世界等同于时间的流逝或单纯的技术发展。相反,它总是被视为承担着一种对拓展自我意识和发掘判断力的可能的道德承诺”。

启蒙思想家不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正是启蒙思想提倡各民族平等,诸文化形态皆应受到尊重,他们甚至抱有人类大同的理想。伏尔泰作《风俗论》,对中国大唱赞歌,魁奈甚至有心“全盘东化”,作《中国专制政治论》,推崇中华帝国是顺从自然法的楷模,当作普世价值向西方推广。在智性的精神生活中,在自由的哲学思考中,只有智慧的互相吸引,养料的互相汲取。老富兰克林说得好:“请让地上各族各邦,爱自由亦知人权,哲人踏足任何一地,均可宣称 此乃吾土 ”。

我们的哲学之思确属“意志虽已具备,能力尚属阙如”。《天下篇》所言:“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叹的就是这种情形。我们自视甚高,但识见浅陋,哄哄然一堂士子,“虾蟆繁声,无理取闹”,虽有浮文眩世,岂可作金石声?所谓“古人之大体”即是古人思之整全。现今我们的心力已不足识整全,才造成天下道术之大分裂,以志扬的睿智,岂能看不出?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对“道术天下裂”的反思:

这一最终的原始状态,其描述的词语勾连着最古老的东西之文明。

原始、陌生、寂静、黑暗,最后的神运行其上。

这不就是宇宙之初的景象吗?

任何此在之此都来源其中,居有其中。

而此一在乃存有中生发的,作为此种寂静之守护的基地。

尾声

一九九五年底,志扬和萌萌来巴黎看我们了。匆匆两夜,那时盈盈不满周岁,我杂务繁忙,接待他们都有些狼狈。好在志扬不会怪我,像以前一样,他仍不多话,只是看着我的忙乱微笑。晚上带他们游览夜巴黎,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的丽堡咖啡吧小坐。身后是建于十三世纪的圣麦里教堂,面前是超现代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时间之流飘来东方的我们,在这时空交错的地点,“却话巴山夜雨”。

这次志扬他们是去德国参加一位画家的画展。坐在咖啡吧里,他们给我讲述这次画展,但我对现代绘画的心得仅止于蒙马特和蒙帕那斯那一代,对狄克斯、弗洛伊德、马格里特那些人已敬谢不敏,遑论当下的弄潮儿。我静坐着听他们讲述,留下的印象只有昏黄灯光下弥散的咖啡香。萌萌蜷缩在一只舒适的沙发椅上,柔和的灯光映着她秀丽的脸庞。她聚精会神地听我和志扬说话,那表情同十几年前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不论我们讲什么,她都一样欣赏、喜悦、陶醉。有她在,谈话的氛围便温馨而动人。我惊异她仍那样年轻,仿佛时光自她脸上流过却了无痕迹。

巴黎的冬夜清澈幽邃,像萌萌的眼神。窗外昏黄的灯光在木叶尽脱的梧桐树间摇曳。变换的光影不时掠过她的脸,我无意间瞥见她眼角隐隐有泪痕,虽然她一直在微笑。我深心涌上歉疚。与萌萌相识多年,我始终对她过分严厉,我以为,像萌萌这么一个受朋友宠爱的女子,应该有些缺憾才好。所以我对她的批评多于赞扬,甚至说话尖刻,伤过她的心,让她流过泪。那时年轻,相信时间无限,总有机会补偿。但现在,飘零海外,让我时常检讨自己的倨傲,悔恨自己对朋友的轻慢。听她讲了这些年在国内的种种神奇经历,我由衷地赞扬她外柔内韧的性格。她听得高兴,便滔滔不绝地讲她种种构想,总是以“等你回来”开头。她为我们设计了多少美妙的未来啊,其实我只听懂了一个意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谁能想到,那个冬夜的离别,竟是我们的永诀。噢,如此冬夜何!如此冬夜何!

知她患病后,有机会我就给她打电话,鼓励她,给她开心,她也表现出乐观和信心。一次通话中,她突然提出要盈盈为她演奏几支曲子。盈盈乖,知道爸爸的朋友都金贵,便为她准备了柴可夫斯基的《四季》选段和肖邦的夜曲。但萌萌的病情急转直下,竟没得机会为她演奏。直到二零一二年回国,我与志扬在菲子上海的新居相会,盈盈才为志扬演奏了这几支曲子。曲毕,志扬无语,揽盈盈入怀,清泪涟涟。那一刻,我知道萌萌和我们在一起。

2014年9月6日初稿

2014年9月12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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