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忆宾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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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胜 (进入专栏)  

宾雁,你已离开我们独自远行。时隔多日,我却依然沉默。去年为你八十华诞,苏炜来电话邀我写点什么。我答应了,但坐在桌前,却茫然不知如何下笔。近三十年交往的记忆如一道奔溪,从心间流过,想伸手留住它,却仅在纸上洒下点滴印象,而你这个人竟在这些杂乱的记忆中消失了。于是明白,你这个人不是轻易能写的。没有普鲁塔克,吉本式的巨笔,又怎能去描绘那些横空出世的人物。结果竟爽了约。

自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你通话后,心中便有种不祥的预感。从话筒中传来你的声音,以往的浑厚已经变得沙哑,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深深喘气。我急催你不要讲话,只听我说。但你执拗地要说。谈起病情,你一如既往地乐观,甚至谈到出现了腹水时,也仍安慰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要挂断电话,你突然说“最近不要总打电话了, 有事就通个消息”,之后还不忘问起张雪和盈盈。放下电话,我在黑暗中静坐良久。问自己,什么是“有事”?果然通话不到两周时间,你就再次入院,随后就永远离开了这个让人眷恋又厌恶的人世。

像古往今来一切大智慧的先知,你总在关注那些歌德所称的“公开的秘密”。在卡莱尔看来,这些“公开的秘密是那种展示给所有的人,却鲜有人能察觉”的“事物的真实本性 ”。有谁不知这公开的秘密? 只因日常不得不与之相处便视而不见、见而不怪了。你却被它折磨得寝食难安,仿佛命运托付给你这个使命,“做一个公开秘密的揭示者”。而这正是先知的使命。每念此,我都被你的大勇所感动,却在心里悲叹先知的命运。这些勇者很少不是悲剧性的。

如今,你离开我们已过半年。先人所说的“生前身后名”,其实早已于你无碍,只剩下亲人和朋友的思念真实而久远。宾雁,你上路时正是飞雪漫天,而今已是盛夏,万物欣欣。清晨,我行走在林中河畔,你的身影会浮现眼前。还是那条你所熟悉的林中路,我们曾在这条路上漫步倾谈。你在这里时,当是嫩竹初栽,眼下却已亭亭玉立,纤杨细柳亦成浓荫。人说,枝繁叶茂时最宜回忆,我奢想能记下我们近三十年交往的点滴,将这微薄的记忆之光奉献给你。或许它能陪伴你的英魂,度过寂寞的时光。

一、 苦寒的拂晓

北风其凉

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

携手同行

—《北风》

一九七八年,我去社科院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工作。这是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小刊物,目的在于更快地收集和反映全国各地的思想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来的任俊明女士。一天,编辑部在开例会,我的座位正对着门口,忽然门轻轻开了,进来一位身材高大魁伟的男子。他是来找任俊明的,看我们正开会,便轻轻一弯腰,对任说:“我过会儿再来”,就转身出去了。任女士回头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刘宾雁,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刚调到《哲学译丛》编辑部。”熟悉中共建国史的人,对刘宾雁这个名字恐怕不会不知。七六年“四五”运动期间,我曾和父亲争论过中共统治二十余年的是非功过,在谈到反右时,我还提起过他。刘宾雁在我心目中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驱,五七年蒙难,死活不知。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又和我在一个单位上班,让我惊奇又好奇,很想找他聊聊,问他几个藏在心中、长久不得解答的问题。

当时我年少气盛,没想过严格说来我们是两代人了。为了找个和他搭话的由头,我特意去问任女士,他在找什么。任告诉我他在找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资料。我便请资料室刘青华先生帮我收集有关这个主题的目录。青华先生给了我一份东欧国家哲学界的论文目录,我拿上它去《译丛》办公室找宾雁。看到我手里有这么多他感兴趣的文章题目,他极高兴,连连谢我,反复说还是哲学所资料室资料全,让人大开眼界。我问他为何对东欧国家的哲学感兴趣?宾雁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解冻的苗头”。这话的深意我是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解冻”这个词却令我兴奋。

从爱伦堡的《解冻》发表之后,这个词就为渴望自由的心灵所向往。它使我们俩人的对话立即顺畅起来。宾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毛头小子如此坦诚,颇令我意外。想想他这一辈子遭受的苦难吧。在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敌人,伴随他的总是监控、告密、批斗、凌辱。二十几年下来,他竟对人毫无防范之心。我们一直聊着,一起去食堂打饭。通常中午休息时,宾雁会在译丛办公室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铺块毯子就在这桌上小睡片刻。但那天宾雁没有睡午觉。自那时起,我们常常一起下班,骑车沿南北小街回家,一路交流各种政治信息,谈论最近读的书,想的问题,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到东四十条分手,我往左拐回锣鼓巷,宾雁往右拐回三里屯。冬天刮西北风时,看他费力地逆风而行,努力躬着身子蹬车,寒风吹散他已经花白的头发,骑出几十米必定回过头来再招招手。我心中感动,认定这是个今生今世的朋友。其实我比宾雁小近三十岁,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正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首先吸引我的是阿多尔诺的音乐哲学,因为觉得他对十二音体系的论述太政治化而转读马尔库塞的美学心理学批判。看到宾雁对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有兴趣,我便把马尔库塞的成名作《苏联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他。宾雁读书极快,几天后就把书还给我,说这书很有价值,应该翻译出来。并对我说,其实他最感兴趣的是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的思想,读了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他一再提醒我应该去读马尔科维奇。我不熟悉这个人,宾雁告诉我,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七八年初,异化问题在国内哲学界还很少有人关注,宾雁却已经注意到这个概念对瓦解现存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异化是确立人道主义的基本概念。宾雁思想之敏锐,视野之开阔,让我吃惊。有趣的是,宾雁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时,用的是“新左派”这个词,给我印象极深。宾雁是做事认真的人,几天以后,他就复印了一篇马尔科维奇的长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要我读,说他正考虑编一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想收入这篇文章,要我读完之后把它译出来。真巧,我从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读社会批判理论,宾雁从东方的南斯拉夫实践派读社会批判理论,竟是殊途同归。现在回想在七十年代末,“社会批判”这个概念为何如此吸引我们?更确切地说,为何宾雁会对之如此着迷?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以后现代社会为批判对象的。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马尔库塞所使用的 Establishment(现存权势集团)完全可以拿来指称专制集团。所谓“单维人”的概念也可指极权社会中受压抑的个人。特别是无压抑文明的概念,对于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国人更有感召力。宾雁关注南斯拉夫实践派,也有几个特别的着眼点。一是以人民名义行使统治权的党政集团,怎样异化为全社会的压迫者。二是马克思的人道理想怎样引出了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三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论述怎样变质成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它敉平人的创造性思维,使人丧失人性。这些问题令宾雁思索。因为他曾把青春献给这些理想,却眼见它们成为当权者的谎言,而那些真正信奉和实践这些理想的儿女反遭吞噬。当时我认为对共产政权的决定性批判已经由两部旷世杰作所完成,理论上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文学上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但宾雁不同意,他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极坏的转折,他的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是使马克思理论彻底变质的关键。宾雁多次强调,这套理论在中国未得彻底清算之前,马克思学说中有生命的东西就不可能成长。这真是宾雁的洞见。

七八、七九年,思想界一些有头脑的人正积极地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口。当然,他们的努力仍跳不出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但一些人希望能够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发掘出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批判毛式意识形态的根据。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异化概念就成了这个突破口。宾雁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事有凑巧,当时高尔泰先生刚借调到社科院美学研究室,我常和他在一起聊天,书法,绘画,美学,文学,海阔天空。高先生曾把他为女儿手绘的一大本连环画《大怖龙的故事》拿给我看。作品从人物构图到色彩运用,无不超逸高绝。一次我偶然向他提起《哲学动态》正想组织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说,他曾在六十年代写过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可以拿给我看看。几天后高先生来编辑部找我,拉我到走廊无人处,小心翼翼掏出一摞稿纸,稿纸的边缘已经发黄破损,似有水渍在上。高先生说这稿子文革时,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过劫难。我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文章题目叫《异化辨异》。当晚拜读,其中某些说法我虽不尽赞同,但文章有理有据,很有价值。后得任俊明女士首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国内刊物上讨论异化问题的文章,高先生这篇可谓滥觞。杂志出刊后,我立即送了一份给宾雁。

之后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从武汉寄来的署名墨哲兰的文章《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范畴》,文中对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辩驳。作者对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数家珍,行文极有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辩的高人。我将手稿给宾雁看,告诉他讨论已经开始。宾雁很兴奋,还特别问我文章的作者墨哲兰是什么人,问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宾雁这一问,我才给墨哲兰去信,三来两往,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文革期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手中只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志扬读它如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读棋谱,真是“烂熟于胸”。也正是有了宾雁这一问,才有我和志扬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谊。

当时社科院院部有个刊物叫《未定稿》,负责人是李银河的父亲林伟。宾雁常去他那里看各种资料,总拉上我一起去。银河的父亲温和开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给我们看,说“能用就拿去发表,活跃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门,从那里可以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许多人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不管是《国内哲学动态》还是《未定稿》,都不是公开刊物,那些鲜活敏锐、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内部发行”,而且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公开的刊物上,永远是枯燥无味的废话套话。宾雁每次看稿回来,都感慨万千,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都让这个制度压死了”。

宾雁关心的问题范围极广,从哲学理论到现代文艺思潮,从政治学到美学心理学,从宗教到国际共运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有意思,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我吃惊于宾雁的学养。他读书又多又快,范围也广。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语,英文也好。一天我见他在读一本讲谈社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还通日文。

宾雁讨论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总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也可能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干扰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会围绕这个主题反复诘问。例如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陈腐命题,宾雁会锲而不舍地追问,“难道这个理想是全无价值的吗?难道为追求这个理想献身的人都是上当受骗?”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么多残暴龌龊、伤天害理的勾当是借这个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宾雁。从我们相识到他逝世,其间虽有相当的变化,但这个矛盾时而潜隐,时而彰显,总是挥之不去。宾雁对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论述有相当共鸣。但是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了,也就是说宾雁所热衷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学性和人道主义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不容于当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在宾雁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为了探求这个理想,他一头扎进南斯拉夫哲学界的文献中,寻找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宾雁花了很大精力编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他在为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人和人道主义。在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的话》中,宾雁写道:“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占据什么位置?是像苏联历史上那样,把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摆在第一位而较少考虑人的利益,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把这一切放到遥远的未来呢,还是应该自始就关心人的问题?”南斯拉夫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苏联历来的哲学思想中被视为抽象物而排除于哲学之外的‘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

宾雁写这篇《编者的话》大约是在七八年底,虽然发表时已是七九年三月。当时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政治变动的苗头。许多文革受难者刚醒过来低头看自己血淋淋的伤痕,而宾雁已经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大声疾呼人的问题,真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还不仅是这些,宾雁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人的异化问题。在苏联式的国家集权主义体制下,工人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主体,而实际上国家和以工人阶级名义进行统治的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客体”。宾雁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异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它经过列宁的改造而走向其理论初衷的反面。由于密谋起义的需要,列宁将政党改造成密谋集团,拥戴一个被称为领袖的绝对独裁者。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有铁的纪律,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集团。它无需任何授权,也不需要合法化过程。它不对被统治者负责,不对社会负责,而只服从那个领袖集团,即党的领导层,最终只对唯一的独裁者负责。在这个阴谋集团打造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个人自由的空间,政治组织成为残酷的迫害机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完成以后,统治集团愈来愈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秘密警察监控来实行它的统治。这就是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这个现实,宾雁有清醒的认识。

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选编过程中,宾雁很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表达自己的理论追求,又要照顾文集能够顺利出版,在选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取舍。一天下午,我去《哲学译丛》,想约他下班一起回家,见他坐在那里很伤脑筋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文集的内容不好定,有些文章不想收,但怕人家说不全面。”他指着一条划着红线的篇目,说这篇文章没意思,谈的是列宁的创造性,基本上是老一套。可文集中要是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都不收,恐怕会通不过。书出版后,见到里面收了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宾雁亲自译了文集中的五篇文章,《论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读这五篇文章,能感到宾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马克思主义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枷锁,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义源头;把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神文化之流。

宾雁当时约我译马尔科维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种努力。这篇文章的主旨正是宾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论所想象的历史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学所假设的可能性中,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际选择最符合当代人类的要求。”宾雁同意马尔科维奇的结论。宾雁几次对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译出来。我怕自己译不好,辜负了宾雁的信任,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养极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译。译稿交给宾雁,他很满意。

宾雁自己译的文章都用哲学所的标准500字稿纸誊清。他给我看过他亲手誊清的稿子,稿面干干净净,硬朗而不失秀丽的小字,铺展在绿格线内,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宾雁在这本文集中用了两个笔名,一个是刘子安,这是他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另一个是金大白。一次他颇有些得意地让我猜这个笔名的含义,还没容我猜,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问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档案馆没开放,多少谎言藏在那里?这些档案一日不公开,就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宾雁争辩道:“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说那你应该改个笔名,叫“钟大白”。宾雁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年真是个有意义的年头。黑夜似乎已到尽头,但仍然阴霾惨布,晨曦已然微露,但拂晓依旧苦寒。宾雁一方面专注于捕捉各种解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又为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们约好在院里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故障,没有热水,我提议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于是我们径直奔东四十条口上的松竹园浴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热水池只有两三个人。热雾弥漫中,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面纱。人泡在热水中,全身松弛,像喝了酒,说话的欲望特强。我忍不住向宾雁透露,我当时正为一位新相识的姑娘神魂颠倒。男人之间的这种私密性谈话难免返诸自身。聊到深处,宾雁就动情地谈起了他和朱洪的恋爱史。他和朱洪相识相恋于俄罗斯,那时他是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朱洪是《中国少年报》的筹办人。宾雁说一见到朱洪,就觉得她有屠格涅夫笔下女性的那种气质,温柔中含着内在的坚韧。他动情地谈起朱洪和他在一起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这种磨难常人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在这种磨难中坚持着的日常生活。接着他就向我“坦白”了他的“软弱”。

文革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每天都在中国少年报的红楼里打扫卫生。一天他在打扫四楼的平台,那天天空蓝得神奇。几个月来每天的批判凌辱让他疲惫厌倦之极,他走到平台边上,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冲动,心想只要跨前一步,就可以不再看周围群魔乱舞,不再听耳边狂徒喧嚣,彻底解脱这无止无休的折磨。这种解脱因此格外诱人。从四楼平台向东望去是宾雁的家,他站在平台上努力远眺,眼前似乎出现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晒台上晾衣服,手中拿着小雁的一件小花衣服。为了把衣服晾得平展,双臂正上下甩动,那姿态平静又优雅。这个幻觉那样真切地出现,宾雁一下子泪水涌出,突然有了抗拒软弱和诱惑的力量,从此他再未有过轻生的念头。宾雁给我讲述这一幕时,声音安详平静,但让人能感到平静之下的情感巨涛。这是一种怎样的对比啊,一面如维米尔笔下的人物,在代尔夫安详平和的家园中栖居,一面如多雷为《神曲》所绘的插图,众生在炼狱中煎熬。这两个画面叠加在现实中国的土地上,惨烈而荒谬。我们中国人就在这惨烈与荒谬中生生死死。

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发了个有关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指着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和老刘有关的文件,你拿去给他看看”。父亲对宾雁是十分敬重的。父亲说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赞成的,他当时负责的部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在共产党内,父亲是罕见的能宽容异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谓党性约束的一面,但对我的反叛思想、“异端邪说”却能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在他面前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允许我抨击中共祸国殃民的种种作为。虽然和我激烈争论,但不压制,不禁止。父亲知道我和宾雁的交往后,嘱我找个时间请老刘到家里吃饭。宾雁来了,和父亲相谈甚洽。送他出门时,宾雁说“共产党里有好人”。这其实是他始终不变的看法。

我拿起这份红头文件蹬车直奔宾雁家,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文件里有对定错了的右派给予甄别之类的内容。想到宾雁也许会因此脱离苦海,我心里有点激动。初秋时分,天清气爽,出门正值华灯初上。我兴冲冲赶到三里屯,敲开宾雁家的门,说,我带来了有关右派平反的文件。宾雁大喜,但读完却若有所失地说:“照这个文件,我是没希望的。”边说边把文件递给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记下来”。朱洪拿文件进了另一间屋子,宾雁就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说全国五六十万右派,只要剩下几个不平反,他也会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说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但也有些沮丧。告辞回家,来时的兴致一扫而光。而后宾雁终获平反,这实在有赖“共产党里的好人”胡耀邦。知道宾雁平反后,我去他家祝贺,朱洪一开门就告诉我,今天许多人祝贺,宾雁喝多了。见宾雁坐在扶手椅上,看我来强撑着要站起来,神志还大致清醒,说今天高兴,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得有点多。我见他不胜酒力的样子,连忙告辞回家。骑车在路上,想着宾雁这个人受的半辈子苦,而今天终有一乐,不知为何竟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宾雁后来的遭际仿佛证明了我那晚上心中的悲伤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预感。右派平反在宾雁竟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临近七八年底,各种社会思潮涌动起来,西单民主墙渐成气候,宾雁对此极为关注。自十一月中旬开始,隔三差五,宾雁一定拉我去民主墙看看。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不停地抄录,魁伟的身材在人群拥挤中格外显眼。见他那种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动。宾雁又“旧习不改”地乐观起来。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一个外国记者传来消息,他见到了邓小平,邓说“民主墙好”。电话中就能觉出他抑制不住的兴奋。他约我第二天一起去民主墙,说很可能这两天就有重要消息。当时邓正在借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对付华国锋、汪东兴,而邓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转型的希望。宾雁对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评价很高,但对魏直接针对邓的言论有些担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约找到宾雁,一起去了民主墙。那天有贵州来的诗人在朗诵诗歌,词句铿锵。民主墙前人头攒动,一霎眼的功夫宾雁就不见了踪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经在本上记了不少东西,问他找到些什么宝贝,说都是伸冤、上访的材料。这就是宾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

我们离开民主墙时已近黄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已是夕阳西下。沿长安街东行,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宾雁突然兴奋地高声说:“越胜,我看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自己的热血去浇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动,宾雁啊,难道你忘记那架嗜血的机器仍踞伏在旁?难道三十年的苦难竟没有在你心上留下丝毫阴影?难道冷漠易变又健忘的大众真会听懂你的心声?难道上苍竟会眷顾这苦难的中华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为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眼前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轻,却比孩童更纯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过去了。宾雁选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也大致完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帮《中国青年报》做些事情,这是他准备重归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宾雁在所里找我,把我叫到《哲学译丛》编辑部办公室,给我看他写的一份内参,事关一个叫曹天予的人。这份内参显然是宾雁动了感情写的,详细讲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了他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最后呼吁青年报来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我问这人是谁,他又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个长篇报道,题目似乎叫《带着镣铐攀登的人》,是写一个女青年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的事迹。主人公叫曹南薇。宾雁说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许多成就和这个哥哥是分不开的。那是个阴冷的日子,窗外一片灰暗,宾雁一边语气激动地给我讲天予的事情,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似乎这个青年若不是他的至亲,至少也和他有极深的关系。其实他们素不相识。我与宾雁有了这一年多的交往,渐渐明白他这人是时刻准备着要把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见别人有难,若不能一援其手,他会寝食难安。天生斯人,福耶?祸耶? 话入正题,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天予。那时天予还带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监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来北京考研究生。但这条路上障碍重重,宾雁也束手无策。大概宾雁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一用。我当时的女友在科学界很有些能说上话的熟人,宾雁认为她也是个愿意帮人的热心人,或许能为天予想想办法。果然,宾雁的这些设想在改变天予命运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七九年春,我准备报考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宾雁也经常不在所里,他的记者老本行开始召唤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不多了。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回编辑部,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牛皮纸袋,上面是宾雁的笔迹。打开是两本书,一本是淡蓝色封面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凝聚了宾雁的理论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宾雁等人为之获罪的几篇报告文学,书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块留白。在这黑白之间,一支殷红的玫瑰奋然出土,枝干扭曲,惨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块血痕,记载着民族的苦难与耻辱。宾雁在扉页上有长篇题赠,我只记得一句话:“越胜,送给你,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黑暗的年代。”

二、再入炼狱

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

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

七九年九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宾雁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报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论。从此,宾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树汉语言说地位的斗争。中共建党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内,汉语已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暴力。随着中共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华民族却因失语而无家可归。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为在语言暴力之下,作一个揭示苦难的言说者,意味着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后,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宾雁开始奔波在白山黑水之间。我在日记中曾记过这样一笔:“宾雁来电话,说明日赴沈阳,眼前似见他颠沛于途,身后落叶缤纷。”这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离开哲学所,他有些遗憾,反复说他对理论问题很有兴趣,有许多问题想研究,还有那么多的书要读,叮嘱我要定期把《哲学动态》寄给他,因为他想了解理论界的动态。最后互道珍重,我半开玩笑地说:别人当记者不过是个职业,你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这是自找”。

八一年底,现代西方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作为会务人员赴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两拨青年学人相逢了。苏国勋是高我一级的学长,我叫他苏大哥。友渔是我同门师哥,做事象他的专业“分析哲学”,一板一眼。北凌是哲学所科研处的领导,虽不是学问中人,但心性相投,也和我们混在一起。嘉映和正琳是北大外哲所的人,两人风格迥异。嘉映的辩论风格是雌伏的,从厚厚的眼镜后面紧盯着你,突然发问,穷追不舍;而正琳则是雄扬的,分析问题天马行空,角度独到,令人拍案。我是见才心喜,更何况八十年代初,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时代,碰到心灵相通,学养相俦的友朋,真是喜不自禁。白天大会听我们上辈学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会后在宿舍里竟夜长谈。文章砥砺,机锋相搏,思辩互见,妙语迭出,每有精思迸溅,恨不能呼人唤酒,浮一大白。后来据嘉映回忆,和正琳两人十天睡觉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乘车返回北京,又是一路的长谈。除了哲学之外,话题更广涉历史、文学、政治各个人文学科。入夜,旅客们熟睡,唯有我们这个卧铺车厢中轻声细语不断。车厢外、旷野中孤灯摇曳,昏暗的车厢内苏大哥、嘉映、正琳手中几点黄亮的烟头,那明暗极象荷兰画派常用的色调,映在我心中,二十多年不褪。

分手后,接到嘉映的信,说这几个人不是轻易就有的,散了可惜,应当有个聚会的机会。于是商定,每月初在嘉映的黑山沪住处开一次讨论会。选定主题,推人做中心发言,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这就开始了持续几年的黑山沪聚会。最早,参加者有嘉映、嘉曜、正琳、胡平、友渔,苏大哥和我,阿坚也常到会,后来甘阳、庆节、国平也来参加。由于每次讨论的主题结合主讲者自己的研究专题,而且讨论相当深入,嘉映觉得这样说过就丢了太可惜,我就提议每次主讲人都把主题发言整理成文,由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于是就有了嘉映的论海德格尔,正琳的谈新黑格尔主义,友渔谈分析哲学,和我对马尔库塞的讨论……。

宾雁是个爱朋友的人,也很愿意结交新人。在他繁忙的记者工作之余,偶有闲暇和我“通个消息”,我自然满怀欢喜地向他介绍了新结识的朋友。宾雁很有兴趣地听我的介绍,说什么时候能安排个时间大家见一见。但由于他超乎想象的忙,这一面要等到几年之后了。我对他说没时间见面也没关系,在我寄给他的《国内哲学动态》上能看到我们讨论的成果。当时我也不过是告诉宾雁这个信息,想他忙,和各地的贪官污吏正斗得紧,不会有时间关注这些太抽象枯燥的东西。谁知,他竟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嘉映的谈海德格尔的文章,对里面谈的内容挺有兴趣。电话中我们还对“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等等提法讨论了一番。我说嘉映文章写得很精到,他说会再仔细看看。以他那时的工作节奏,真不知他哪儿来的时间,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还关心当年采访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宾雁的努力,天予到了北京,后来和林春相识相爱。这本是个人私事,偏偏关心林春这个“好孩子”的叔叔阿姨太多,反对他们恋爱的人不在少数。结果有些好心人找到宾雁,想让他出面干涉。大概他那里听到的消息都对天予不利,好像天予和林春谈恋爱有点大逆不道。因为天予到北京后曾经住在我家,宾雁就打电话找我,口气很急,听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他松了口气,说“如果人家是自由恋爱,外人还是不要管。都是大人了,而且天予受过那么多苦。”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天予林春谈恋爱这件事,和天予受过多少苦本没有什么关系。可在宾雁那里,凡是受过苦难的人似乎都有了特权。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自己。

八十年代,是宾雁记者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年代。他踏遍中华大地,见证与言说着无权者的苦难。他自己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无时不在风口浪尖上。他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强权,担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像卡斯特里奥面对加尔文,索尔仁尼琴面对苏联共产党。前者被卡斯特里奥自嘲为“苍蝇撼大象”,后者被索尔仁尼琴称作“牛犊顶橡树”。宾雁也自承了“笨人刘老大”的名号。

八二年的春节到了,我心里惦记,想去看看他。于是电话都没打,就直奔他家。宾雁住三楼,我刚上楼,就见楼梯上站着几个人,个个风尘仆仆。心里奇怪,大过年的,他们站在这儿干什么?敲敲门,是朱洪开门,她身后门厅里还站着两个人。我以为是家里的客人,她说都是找宾雁有事的,并告诉我宾雁生病了,发着烧。我侧身绕过门厅中的两个人,进了他那间客厅兼书房的大屋。见宾雁斜倚在沙发上,身上披了件大衣,手里拿着笔记本,正在纪录,对面小沙发上有一位妇女给他讲着什么。我才明白他的家已经成了上访接待站。大概是因为生病,宾雁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朝我轻轻点点头,继续全神贯注听那位妇女含着泪诉冤情。我站在那里倒显得碍事,便拜个年就告辞了。朱洪送我到门口,我们相视一笑,她也是一脸无奈。去宾雁家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知道,这样的日子在宾雁家是司空见惯。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天予同意了,林春却因为某些考虑而婉拒,让我有些遗憾。

当时三联书店负责人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对编委会的工作帮助很大。沈先生开玩笑说自己是文化商人,但是他确实慧眼独到,看到了由青年学者自组编委会编辑大型丛书的生命力。我记得编委会的代表甘阳、国勋、依依、王炜和我,曾在在三联书店与沈先生董秀玉女士见面,谈合作的事。沈公明确表示,丛书的大政方针完全由编委会自己决定,三联书店只提供出版发行服务。在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下,沈先生的这种做法开了先河。八六年气氛宽松,宾雁很高兴,我们见面打电话的机会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向他谈起甘阳的设想和编委会的工作。他觉得一代新人已经开始成气候了,特别是有了组织形式。我曾把甘阳计划出的书单寄给他,他希望我给他几本已经出了的书。我和甘阳商量,甘阳说“统统给,凡是出了的书都给老刘一份”。我记得大约寄了十几种书给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亲二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安然去世。我给宾雁打电话想告诉他这个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当晚他就从外地来了电话,除了劝我节哀之外,特地嘱我代他和朱洪给父亲送一个花圈,以表达他的哀悼。追悼会那天,宾雁送的花圈摆在中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试图集会,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当夜,北大学生冒雪从中关村走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静坐到天亮,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一位北大的朋友当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学生队伍中,情绪激动地给我讲了经过。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开除宾雁的党籍。我听后悲愤难抑。对我来说,宾雁在不在共产党里并不重要,而是这种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愤怒。我急给宾雁打电话,家里没人。夜里辗转难眠,披衣起来,给宾雁写了一封信,随信还寄给他一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帮他在这大逼迫来临之际挺住,不要受太大的伤害。多年来我从没问过宾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国平的书,他也从未向我提起。但在读他的自传时,发现他把这封信全文收录在书中,并写道:“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担了痛苦。当许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

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 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面颊的皱纹淌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落泪。

那时他已知道外省与他交过手的那些歹人极欲乘他遭难之际落井下石,要以诽谤罪送他上法庭,他心里在作入狱的准备。不记得如何分的手,只记得一路上想着怎样在法律界找几个能帮上宾雁的人。第二天刘东在前门外珠市口丰泽园请客,大约有十几个人聚会。我到饭店后情绪极坏,国平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昨天去看了宾雁,稍讲了些情况,搅得大家败了兴。饭没吃完我就走了,事后才知国平心里郁闷,喝得大醉。阿坚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上,指着路人大叫“你们都醉了!”

春天到了,编委会的工作进展顺利,出书已渐成规模。甘阳提议请宾雁来聚一聚。我去接宾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胜饭店吃了一顿饭。编委会的同仁来了十几个人,苏大哥,小枫,一休哥王焱,王炜等都到了。饭吃得非常高兴,甘阳和宾雁谈了很多,把他对编委会未来的设想讲给宾雁。饭后,大家兴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里喝茶。抛开政治阴影,朋友相聚总是乐趣横生。笑语声中,约林唱起歌来,随后大家请宾雁唱。他站起来用俄文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晚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声音厚厚的,略带点沙哑。众人安静地听着,渐渐有人应和。歌声飘出我的家,散落在黄昏的晚风中。

三、他乡的日子

多么寂静,周围多么空旷

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

象大家一样,你也会消失,我的朋友

为何心中又泛起波浪?

—《夜》别雷

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经历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即使不是目的明确的逃离,心中也会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宾雁联系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国,我们一年多未通消息。在这样大的动荡之后再通上话,双方都有无限感慨。我知道六四之后,宾雁曾来过巴黎,他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共暴行,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在国外的访问便成了无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在出来的人中,你是我最挂念的一个”,还为我在国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申请研究基金时,宾雁的推荐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声音亲切悦耳。她告诉我,是宾雁让她来找我的,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就是巴黎七大东亚语言系的谭雪梅女士,后来我一直叫她谭老师,我们因为宾雁的介绍成了十几年的朋友。九零年八月间,我又接到宾雁的电话,说他要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会到巴黎来看我。于是,我们在巴黎相逢了。

宾雁住在圣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麦迪逊旅馆,旁边的小街是狄德罗曾经住过的房子。旅馆门前小广场上是狄德罗手持书笔的青铜雕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早晨,我去旅馆找宾雁,他正坐在餐厅吃早餐。见我来,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开始问我近来的情况。人到了国外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问的大多是生活上的问题。谈到国内的事情,他问了军涛被捕的细节,我对此所知不多,无法给他更多的消息。但他还是问军涛有无生命危险。我说因为国外的关注,大约不会有立刻的危险。宾雁却担心人在牢里,万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烦了,说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宾雁突然谈起回国的问题,说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杀人和社会结了血仇,很难永远靠暴力压制,几年之内会有大变,他就可以回去了。让我吃惊的是,他那么相信人民的觉醒,相信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变革必然发生。我本来对此不太乐观,但他的情绪还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励我,说人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会,有时间多读读书。我提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面记录了许多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流亡巴黎的往事。宾雁对爱伦堡的书很熟悉,他当时还提起几个人的名字,记得有别雷、巴尔蒙特……。下午宾雁又来电话,约好去高行健家吃饭,高先生当时住在巴士底广场附近。晚饭后,他展示了他画的几幅水墨画,有一幅画给我印象很深,画面上部是浓重的墨块,下部似乎是变形的人体,扭曲挣扎着,像“六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情,很压抑。

宾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们每天都见面。一次我们坐在狄德罗雕像下的长椅上,谈起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对此宾雁相当悲观。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流亡者大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自己国家,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基督教文化。那些俄罗斯流亡者,从来就浸淫在欧洲文化之中。象赫尔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教育。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银时代的文学家,又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哲学家。他们离开俄罗斯,但文化血缘没断,只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思想上艺术上还可能有新发展。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首先语言不通,其次出国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产党教育,从思维方式到为人处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问他假如别尔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他随后的思想发展会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吗?宾雁想了一想说,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看得很重,即使他不离开苏联,也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是早晚的事。

他还说到自己的反抗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由来。那时候,哈尔滨文化气氛中俄国味比中国味浓,宾雁自幼就读俄国文学,后来倾向社会主义,其实是受俄国文学影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直到别尔嘉耶夫这批思想家。这个想法在后来几年中愈来愈清晰。

我问他自己会写什么新东西,他说,现在离开中国了,下笔也难。要换个角度写东西,还要再想想,等一等。他鼓励我,说你本来就是书斋中人,在哪儿不是读书思考?当然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我告诉他研究基金因他的推荐已经申请到了,生活暂时没有问题。

宾雁临走的那天,巴黎的天空特别蓝,夏天慵懒的气息弥散在路旁一个个咖啡吧里。我去旅馆接宾雁,送他去巴黎东站上火车。这次他去德国开会,会议组织者给他买的是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机票,他是特意自己买了火车票来巴黎看我的,还要回德国去赶飞机。这份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正像施韦泽说的“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人们所给与的东西而活着。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显得了不起,而是非常朴实的。”上火车前,宾雁突然拿出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一些美元。他淡淡地说,“这些美元我到了德国就没用了,留给你吧。”似乎我拿了这钱倒是帮了他的忙。我知道这不过是他照顾我自尊的一种笨拙的托辞,不愿意让我觉得受人恩惠而内疚。他在德国只住一夜就回美国,哪有美元没有用了这回事。这就是宾雁,一条伟岸的汉子,却心细如丝。我坚决推辞了,但我答应需要时会向他开口。他要我保证真有困难时一定告诉他,才怅怅地把信封收起。后来在遭逢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时,我果然张口了,得到了宾雁和朱洪的帮助。

宾雁上车了,最后从车门向我招招手,就消失了。法国的列车不开车窗,我看不见他坐在哪里,只呆站着,直到列车驶出我的视线。不敢流泪的我也觉得喉头哽咽。

九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想到能同生活在美国的老朋友见面心里挺高兴。飞机先达纽约,嘉映接我回家。给宾雁打了电话,和他提起会议是在芝加哥开,我会住在甘阳那里。宾雁便提到甘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民主运动到民主政治》,问我看了没有。他说同意甘阳的观点,中国人该放弃把什么都搞成运动这种习惯了。电话中约好从芝加哥回来到他那里去“好好谈谈”。在芝加哥见到甘阳,把宾雁的话告诉他,甘阳有点吃惊,说“老刘看东西还这么仔细”。从芝加哥回到纽约,嘉映送我去普林斯顿。当时嘉曜、苏炜、晓康等人都住得不远,离宾雁家几分钟车程。那天约好,嘉映和我到了宾雁家,见他精神很好,活力四射。一会儿晓康也来了,说大家正好凑在一起好好谈谈。宾雁过来坐在沙发上,和我面对面,手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要做记录。我笑他是职业习惯,和人谈话非纪录不可。他就随手把本子放在茶几上再没动它。但是那天人来人往挺乱,谈话始终没能集中深入。

晚上我住在宾雁家,睡在他的书房里,那里书报资料之多,真可谓“铺天盖地”。我睡的那张长沙发,头顶着书,脚蹬着书。晚饭后,宾雁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书,要送给我。他一边在扉页上写着题赠,一边说这部书的前言是他写的。我拿过书来看,是《哈维尔选集》。 他说为了写这个前言,把哈维尔的东西读了两遍,像《无权者的权力》,他竟然读了三遍,觉得觅到了知音。宾雁写道:“哈维尔未必了解中国人接受精神奴役的过程,但他从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现实引出的结论,对于中国人也是适用的。几十年的特殊统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权威,不是通过说教,而是唤起人们去自省,在反对邪恶的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这就必须使人们看到:你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你本人堕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赞成哈维尔所说“在所有包围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宾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课,提出要警惕人心中的“小毛泽东”。他向争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个人道德要求,认为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化。我把它当作宾雁的政治遗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宾雁说要来欧洲访问一段时间,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几天的空闲,并说可以来巴黎,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这几年我们远隔重洋,虽然经常通话,但在电话里很难深入对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倘能面对面促膝交谈,该是何等的快乐。七月初宾雁和朱洪到了巴黎。接他们到家,朱洪就有点感冒发烧,赶紧找出药给她服下,让她先去休息。宾雁却兴奋得很,在花园里,房子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仔细问我们的日常生活,话题像他这个人,朴实平常。晚饭后,我怕他路上累了,坚持让他先休息,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我的“藏书”。在海外谈何“藏书”,不过是各处搜集和请人从国内带来的千把册常读的经典著作罢了。宾雁巡视一番,说还不错,总还有些书读。又得意地说他现在的书比我九一年去时多了不止两三倍。他虽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发愁书没地方放。又讲了许多普林斯顿旧书店的好处,一本新书刚上市卖30 美元,一年之后在旧书店3美元就可淘到,让我听得好羡慕。他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别尔加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就抽下来随手翻着,说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就谈到过这个人。那是八、九年前了,而且也不过是提到而已,他居然还记得。

这次宾雁来巴黎,我和雪有个心愿,让他好好放松一下。除了和一些好朋友见见面,基本上在家休息和外出游览。即使谈话,我也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但宾雁时不时仍会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对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很有兴趣,我们给他介绍了社会党在劳工、企业、税收、福利、医疗保险、教育、社会救济等问题上的政策。宾雁对此很感慨,说法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特意问起法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法共《人道报》曾是中共的重点批判对象。我们告诉他法共在政府中也有代表,现在的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左翼联合政府。宾雁说其实左派也有不同的层次,基本政治倾向一致,具体政策可以有分歧,争论、斗争都可以。法共能加入政府,说明它是认同这一点的。我说,它在法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得票率也在下降。宾雁说这表明有替代政治力量出现,对选民的吸引力更大。在民主制度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安排,暴力革命当然不可能发生。看来恩格斯晚期思想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化。那时候共产党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调整自己的理论。看得出来这几年他仍然关注着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流变。

知道宾雁是爱喝一口的人,这次为了他的到来,我准备了很好的法国红葡萄酒,可惜他喝不惯。一天饭间,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有白的没有,来点怎么样”,又有点抱歉地说“多好的洋酒我也喝不出味道,还是老白干儿有劲儿”。初夏是法国最美的季节,选个好天,我们陪宾雁和朱洪去卢瓦河游览,那里古城堡密布,记载着法兰西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宾雁兴致勃勃听雪给他介绍卢瓦河城堡的历史和人物掌故。中午我们在香堡的森林中野餐,阳光透过浓叶洒下,四周静寂,偶有飞鸟啁啾,伴着我们的笑谈。宾雁那样轻松、快乐。下午到雪侬堡,沿着宽阔的皇家大道漫步,高大的梧桐树搭就天棚,浓荫匝地。宾雁站在城堡旁边的意大利花园里,望着精美的城堡凌空飞架于舍尔河上,连说“太美了,太美了,美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构思。”园中有棵百年老松,枝叶盘虬。盈盈爬到树上,坐在一支横斜的树干上,宾雁倚在树干旁。朱洪连忙抓拍了几张相,说“一老一小和一棵大树在一起,特有意思”。傍晚时分,赶到安布瓦兹堡,这是伟大的达芬奇埋骨之地。当年弗朗索瓦一世接达芬奇到法国来住,他随身携带了“蒙娜丽莎”。这座城堡旁,是克洛绿舍庄园,达芬奇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这里生活、工作。庄园里到处挂有达芬奇手记里一些哲理性很强的名言。宾雁一句句读过去,有些遗憾地说“可惜没带笔记本,能记下来就好了”。我们笑他的 “职业病”又犯了。

两天后,我们又驱车向诺曼底进发,想沿着印象派画家的足迹游览诺曼底。到鲁昂时已近中午。先去老市场,那是圣女贞德上火刑架的地方,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两次审判,宣布将圣女贞德处以火刑。那些曾受恩于贞德的教士、法官都沉默不语,听任神学院的博士们判决这个异端分子。法郎士写道:“他们在神的女儿受难前夕抛弃了她。”烧死贞德的地方依旧留存着,有一块标牌指明“中世纪的土地”,另有一块标牌标示出火刑架的所在地。对面是贞德的雕像,洁白的形体略显变形地修长,像莫吉尔扬尼的女人体,双手紧握,放在胸前,略扬起头,像呼喊,又像祈祷。宾雁仔细看了贞德受难之地,随后进了火刑架旁的教堂,一座相当现代化的教堂。教堂深处立着一座圣女贞德的铜像。铜像前枝杈形的烛台上燃烧着支支白烛,远望去,仿佛贞德仍在火刑架上受刑。我向宾雁介绍这座教堂的独特建筑风格,但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贞德像。我猜想这个受难者的形象会在他心中引起波澜,便悄悄走开,留他一人在空旷的教堂里沉思。

本以为有充裕的时间在返回巴黎时参观莫奈花园,谁知在饭店吃饭耽误了时间,等我们参观完莫奈经常摹画的卢昂大教堂,时间已晚。我们赶到莫奈故居时,已经止票。我有些恼火,怨自己没掌握好时间。宾雁朱洪却安慰我,说看看外面也不错。走到莫奈画睡莲的池塘墙外,看到有块半米多高的石头,宾雁居然一步跨上去,站在石头上向花园里张望,连声招呼朱洪,说“快上来,什么都看得见。”结果我们在旁边扶着这老两口,站在石头上“参观”了莫奈花园。返家的路上,问宾雁还有一座加亚城堡废墟,要不要去登,宾雁游兴未尽,连声说“去,去”。这城堡是狮心王理查统治诺曼底时所建,现在仅剩嶙峋的残迹雄踞峭壁,俯瞰塞纳河水攸攸西去。宾雁一口气登上城堡废墟,叉着腰站立在巉岩之上,夕阳泼洒在身上,天风流荡在发间,远望像座雕塑,让你不敢相信眼前是位75 岁的老人。

离别的时候到了,七月十三日,宾雁伉俪要回瑞典。早饭后,宾雁提议去散步,参观一下我居住的这个千年小城。我家对面是莫罗将军的故居。这位莱茵军团的统帅,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者,因不见容于拿破仑而流亡北美。在拿破仑称帝后,他以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俄奥联军与自己的祖国作战,死于沙皇亚历山大军中。宾雁听我讲着莫罗的故事,沿着城堡围墙缓步而行。走到依薇河旁,他提议要嘿喽儿着盈盈走。大概只有北京人懂得这话的意思,就是让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盈盈已经四岁了,总有二十多斤重,宾雁竟一直嘿喽儿着她从依薇河边走到118 号公路桥下,足足有200 多米。汗水渗出额头,我再三叫他停下来,他一直不肯。朱洪抢拍了几张照片,那该是多么珍贵的记忆。下午送宾雁走,竟没有分别的伤感,看他那样充满活力,当然相信很快就能再见。两天以后接到朱洪电话得知,她拿着相机下楼去冲洗胶片,被人一把抢走相机。她说不可惜相机,可惜那些胶片,多少珍贵的影像竟永远消失。但我想,这不正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记忆深刻心中吗?

宾雁回美国后,我们依然常通话。他写《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直指中共是否定个人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的农民起义军。里面的种种提法我大致是同意的。国内“新左”蜂起时,我们也交换过意见。我知道他对“新左”们的一些提法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在七八、七九年就把南斯拉夫实践派称为“新左派”,在他心目中,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反抗苏式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才是“新左派”。对那些在警察国家中批判后极权、后现代的“先知”们,他兴趣不大。不过,他的确花了些时间去读吉登斯的著作,认为他的许多提法新颖有趣,但也有些失望,因为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建议他去和林春讨论吉登斯的思想,但后来他生了病,我想他没有精力了。

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是去年二三月间,那已经是人们为他举办八十华诞庆祝会之后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那天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将开始新一轮的化疗。随后,他突然问我对王蒙的文学现代化路子有何看法。我说凡是对消解共产党语言专制有益的文学形式,我一概认为有意义。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觉得文学如果不面对社会现实,就好像开车碰见了出车祸的人,你不下车救,开车从边上过去了。我做不到。然后自嘲地说,我这是老掉牙的提法了。后来他又提起旧话,说许多人批评王蒙油滑,但他们忘了“六四”前慰问戒严部队,各部委头头都去了,王蒙当时是文化部长,但他住进医院,没去。“六四”开枪以后,王蒙辞了职。宾雁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辞职,共产党的部长也没有辞职的传统,王蒙是个有底线的人。后来有消息说王蒙讲过攻击宾雁的话,不知宾雁那天问我是不是和这个传闻有关。若真有关,那就更见宾雁的胸怀。

宾雁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我恨不能天天打电话了解病情,或说些给他宽心的话。但我不敢,只能每天祈盼着癌症的发展能够有所控制。雪几次催我去美国看看宾雁,但我知道这只会给他增加负担。下定决心打一次电话,也就是问问他的病情,甚至都不想让宾雁来接电话。但宾雁差不多每次都要拿过话筒来说几句。因怕他累,我总匆匆挂断电话,但听不见他的声音又怅然若失。去年十二月深夜,谭老师突然来电话,说宾雁已去,我如受雷击,明知这一天会来,但不愿听到这消息。连忙给朱洪打电话,巧在朱洪正好从医院回家拿衣物。她那样克制着自己,说“宾雁情况很不好,真的很不好”。接着留下医院的电话,让我过一小时以后再往医院打。原先只是报了病危,我又自欺地燃起一线希望。然而,数小时后, 宾雁真的永远永远地去了。他对人说的最后的话中有一句是:“将来我们回忆起这些,多么有意思!”

宾雁离世之后,朱洪寄来一张他最后时光的照片。那是晚秋时分,木叶摇落,碧草上已铺就一片金黄。宾雁坐在秋阳之下,面容清癯,白发微疏,嘴角挂一丝微笑,神态平静安详。我端详这张照片,突然觉得这神态似曾相识。终于想起,它极象乌东为晚年伏尔泰所作的那尊雕像。区别在于伏尔泰的微笑是嘲讽的,泄露出他那些刻毒的小把戏。宾雁的微笑是宽厚的,显示着他的仁慈与博爱。伏尔泰是一个思想锐利的哲人,一个在高山和泥沼中同样得意的人物。而宾雁却只是在大地上奔走劳作。

他是巡游九州四野的不倦的歌手

他是苦难大地生发养育的自由的灵魂。

宾雁,我知道你是带着遗憾告别人世的,因为当局的卑劣懦弱,你未能安息在故土,而你是如此地深爱那方土地和百姓。我倒想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谈论祖国,却不谈论祖国背后的不义。只有在祖国这个概念成为善与正义的道德载体时,爱它才是正当的。西蒙?薇依甚至认为:“只有在希特勒式的制度中,祖国才成为独一无二的观念”。陈独秀干脆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你知道,伟大的但丁也是长眠于流亡之地的。佛罗伦萨当局曾以认罪为他返乡的条件,但他傲然拒绝了。他说:“如果我不认罪就不能返回的话,那我绝不回去”。他葬于拉文纳,在他的墓碑上刻着:“我但丁葬在此地,是被家乡拒之在外的人”。那战胜汉尼拔,拯救了罗马的大西庇阿,因受了加图不公的指控,愤然去国,在利波纳终其一生。他墓上的铭文高傲地宣示:“我绝不要马革裹尸,回到忘恩负义的祖国”。夏多布里昂赞叹道:“流亡异国只能抹去凡夫俗子的名字,却能使英雄永垂不朽。美德令我们崇仰,当美德背负了苦难,就更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宾雁,倘如此,你是毫无遗憾了。

宾雁,我与你自七八年相识,至今已二十八年。当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躁动不安地注视着世界。与你相识,是我受的最大恩惠。后来读到施韦泽说:“我们每个人都应深深感谢那些点燃火焰的人。如果我们遇到受其所赐的人,就应当向他们叙述,我们如何受其所赐”。但我竟从未对你说过一声谢谢,因为男人的矜持而忽视了感恩。

宾雁,我写完了这篇回忆,为你,为朱洪,也为我自己。不知你可满意?月中,我带着文稿来到布列塔尼海边。就是这里,我们曾经相约要一起来度假的。深夜,面对桌上凌乱的稿子,我想起你,想得心痛。这十几天似与你朝夕相对,伴着涛声与鸥鸣。今晚稿成,我和雪又到海边去了。落日在它消逝前的几分钟里,突然余威大发,撕裂云层,将布列塔尼海岸涂成赭红。海湾对面,夏多布里昂埋骨之处,圣马洛城迎向夕阳的玻璃窗燃烧起来。只一瞬,火焰突然熄灭,一切归于寂静,只剩轻风低语,细浪吻岸。碧海深处,一颗流星闪过,象你,隐入幽邃的历史。此刻,沙翁的名句在脑中浮现:“你并没有消失,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神奇的变幻,化作富丽而珍奇的瑰宝”。

8月24日,草于第纳尔海滨

8月31日,修订于奥赛小城

(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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