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财税改革·破局与突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14-11-23 1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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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了很多问题,包括今天上午讨论的国企改革的问题、货币政策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领域大家比较关心的,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涉及到,就是我们财税制度、财税改革的话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把所有的时间交给这个题目,而且我们为了这个题目的对话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主持人,他就是邱晓华先生,大家非常熟悉,他现在的身份是民生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另外参与我们这场讨论的嘉宾包括: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济学家贾康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先生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教授

   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先生

   现在掌声有请各位嘉宾,一起期待一场精彩的对话。

   主持人邱晓华: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应邀来主持最后一个环节,刚才著名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就是跟他学习学习一下,看能不能主持好。

   全天的论坛接近尾声了,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国家经济的观察、思考和展望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确实不可缺少,就是财政税收这个环节,大家都很关心目前中国的经济处在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也处在这样一个爬坡过坎的困难期,财税政策的走向如何,财税体制的改革又会是怎样的走向,大家都很关心,我想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在座的几位财税专家,不说是国际一流,至少是国内顶尖的财税专家,我想他们一定会从自己专业本身来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这样一个情况,在开始之前我想先由他们每个人结合自己的专业来谈一些问题,但是在他们谈之前我想问他们一个大家可能都很关心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昨天央行宣布降息,我们财税方面有没有降税的空间?中国的税赋是轻是重,我想大家一定关心,先请贾所长和王院长两位先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贾康:晓华提的这个问题肯定也是大家关心的。一般社会上的看法,当然是降税降的越多越好,这几年我们在相关管理部门的说法表述为结构性减税,有一些建议者认为应该是全面减税,大规模、大幅度减税,实际上我们做理性讨论的框架之下,我认为减税是一定要把他的可用空间用足的,这个毫无疑问,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一定要在这方面来把文章做足,以使市场主体更好的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和作用。

   所以第一个概念要回应一下晓华提问,减税的空间还要进一步的发掘和运用。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做的结构性减税的事情有营改增,大概是年度减少9千亿的税赋,数量是比较可观的。再有,对中小微企业一系列的减税措施陆续的推出,比如说小微企业的减少征收的办法,最简单的算一个他的营业额或者流转额,那个起征点已经从原来的5千提到了2万。再有在所得税的角度上,规模比较小的、比较微利的企业,免征所得税的数量界限也往上抬了。

   最新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些行业里、一些领域里,特定的项目上可以推行加速折旧,加速折旧实际上是一个企业所得税的绕让,这都是企业所得税的具体措施。

   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有不少的知识分子,靠写稿取得稿费收入说,过少年我们的稿费是800块钱,800块以上的20%,有优惠打七折,就是14%的所得税征收,稿费的个人所得税。现在爬格子、写稿子可是很苦的苦活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调整一下具体数量界限,能不能把800块钱往上抬呢?当然对这些知识分子、爬格子的人要有一个减税的处理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空间显然是存在的,可能整个社会来说不觉得是特别大的事情,但对于社会特定个群体,对于社会上进一步鼓励大家去写作、要动脑筋,要提供更高质量作品的人来说显然是有意义的,所以这是结构性减税有空间的回应。比较直率的说,光说结构性减税就解决问题,这可能就会陷入误区,重要对于企业、对于市场主体来说,真正形成明显压力的负担不是正税了,是税外,税外过多过滥的收费罚款,甚至是权力环节的变现索贿,这不是简单的减税解决的问题,一定要配套改革,从经济概念,推到行政、政治、社会通盘全面改革的概念,才能全盘解决的问题了。

   另外还有一点,我一直说中国要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建立现代社会,打造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税制,就不能光讲减税,有些还有结构性征税,宣传上不用这样的概念,我们的资源税现在已经明确的12月1日从量变从价,不是减税,虽然要结合清理整顿其他的收费,起点上行业的负担,现在说法是基本上没有大变化,基本不变,以后的机制可是从价,价格越走高税赋是跟着走的,不是结构性的减税,带有增税的内在内容。这个增税是要理顺比价关系,进一步推进改革,使我们整个产业链上的税赋,作为依法的价格形成因子,这个改革显然有它特定的意义,但不是真正的减税。我们现在必须贯彻三中全会说的加快改革立法,不论这个立法走多长时间,大方向我认为已经锁定,这个改革一旦有法律依据要推行,不是减税,大家必须在这方面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可以一起来推进这方面的税制,但是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主持人邱晓华:就是说今后既有结构性减税的空间,但是也有结构性加税。

   贾康:结构性加税宣传上说就说税制改革,但是咱们做研究愿意把这个话说穿了,减税、加税都要合理。

   主持人邱晓华:王院长说说,有没有减税的空间,还有大家期盼的减轻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这种呼声还是很强烈的,你怎么看?

   王雍君: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减税空间的问题,即使我们有减税的空间还要问第二个问题,我们真有必要减税吗?当然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空间还有没有,我认为有,中国油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政府,数量最多的公务员队伍,我们政府公共支出占全部GDP的比重高达45%,几乎是世界第一,从这个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减税的空间很大,但这个空间取悦于我们政府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朝着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方向前进,如果我们的公共支出能够压缩在合理的规模上,如果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能够压缩到精尖的水平上,我们减税的空间还很大。

   就算现在我们政府的规模不变,我们政府每天在银行账户上还有很多的财政资金沉淀,既然有那么多的钱没有花出去,至少说明我们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减税空间。当然我们还必须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即使有这么大的空间,我们的减税就是合理的吗?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减税跟我们的政府支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对经济的干预。我们现在要估算一下政府减税减了那么多,我现在不能确切的知道究竟有多少,我估计数千亿是没有问题吧,我们要问,这些减免的税是纳税人的钱,谁在享受好处,减税政策真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吗?哪些减税政策效果不佳,哪些减税政策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过吗?还有我们减税的行业分布,我们减税合理吗?减税的问题不仅仅是空间问题,我们必须要追问,我们怎样减税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关注不多。

   主持人邱晓华:也就是说减税还是要跟我们要达到的目的相结合,是不是?

   王雍君:是,我们必须明确问题,就像政府的公共支出一样,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就不能花这个钱,另外,减税也必须有足够的透明度,减在多少,减在哪些行业,哪些公司受益等等,这些难道我们不应该透明吗。

   主持人邱晓华:刘教授,现在社会上都希望减轻税赋,昨天央行降息了,大家都关心财税有没有一样的给大家提供惊喜,有没有减税这样的可能性?

   刘剑文:关于减税,我想不管是企业也好、是个人也好,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减税的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其实可以从两个纬度考量它,一个纬度,我们要减税还是要强调法治化的问题,就是应该依据法定的条件和法定的程序去减。

   第二点,我们减完以后我觉得一个政策出来以后应该评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给外商有很多税收优惠减免,我们是不是进行了评估,出来以后效果怎么样。

   第二点,与其更多关心减免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财政支出角度考虑,让这个财政支出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公开,这个其实可以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和今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么一个《决定》里面,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够把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能够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让我们的企业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

   但是减税问题有没有一个度,现在也没有一个去评价,究竟这个度在什么地方,对一个企业来讲他税赋的轻和重标准是什么,这可能还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进一步的论证,所以我的看法还是应该强调一个法治化的问题。

   主持人邱晓华:高院长,您什么看法呢?

   高培勇:我历来十分主张减税的,但是这种减税是结构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减税必须伴随减支,如果不减政府支出去减税的话其结果就是增加赤字。比如就明年的情况讲,我们的赤字有多大的空间允许你减税,要算算账,今年是财政赤字13500亿,明年要积极财政政策,肯定是要扩张的,扩张就表现在一定要在13500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多少呢?我们最高限就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3%,今年的GDP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大概算下来,晓华兄,应该是60多万亿多少,明年如果按照7%测算大概64万亿左右,64万亿的3%就是1万9千亿,这个空间就锁定了,1万35到1万9千亿这是我们可能增加的赤字空间,这个赤字空间包括很多,包括要增加的投资,包括要增发的地方债,地方债明年开始自还了,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减税,所以这是一个大框子,要锁定在这个范围之内。

   其二,就要考虑了,减减到哪儿去,就好象人一样,减身体当中臃肿的部位,这个臃肿的部位究竟在哪儿?有几个方面我想大家应该我们共同讲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减企业税,为什么要减企业税呢?因为中国税收的90%甚至更多都是企业贡献的,中国的税收负担和其他国家税收负担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的宏观税赋约等于企业税赋,不减企业税,如果说绕开企业去实施减税的话,减不到点上,所以这是其一。其二,要减间接税。因为中国税收的70%以上都是隐含在价值中征收的,这也是中国税制相对于其他国家税制的一个突出差异。第三,要减税还要考虑到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贾所长在讲,还要考虑到了税收之外的其他收费方面的负担。我们目前中国的税收,去年是13万亿,今年应该是14万亿多一点,可是与此同时14万亿当中的40%不在财政支出的考虑之内,有政府预算支出,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还有什么国有资本金预算等等,这些预算不减单纯说税收,其重点也没有突出出来。所以围绕这几个方面去实施减税,有重点选择性的减税,我觉得是必须的。

   主持人邱晓华:四位专家有共性的一面就是减税特别是结构性减税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贾所长强调,既要看到减税的一面,也要看到增税的一面。我们王院长是强调,减税要透明,要根据目的。我们的刘教授认为,做任何事要依法,不愧是我们的法学教授。我们的高院长讲的是,减税要区别对待,重点不同。

   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过去我也听说过经常讲,财政状况各级政府感受不一样,中央财政叫做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以下的财政哭爹喊娘,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制订了新的财政体制改革的方案,在如何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方面又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我想请教四位专家,你们认为在今后改革当中如何来改变这种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状况,你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和建议?

贾康:晓华提的就是一个总体思路和设计的问题了,展开说是不可能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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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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