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追寻“现代性”之根

——《追寻中国精神丛书》主编琐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3 次 更新时间:2005-08-04 01: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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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1

  

  1999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这是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又是五四运动80周年。翻开历史,那是怎样的一个世纪、怎样的一场运动!

  

  我被这种强烈的历史意念抓住,是在1997年的夏季。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成都锦江畔的一间茶馆品茗聊天,座中有我的挚友、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张鹏先生。我们谈到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风云,谈到了“五四”运动,不禁浮想联翩,感慨良多。大概是出于职业的敏感,他邀我为此设计一套丛书,并约定:1999年出版。

  

  我由此而沉入了对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对历史、对传统的反思。

  

  确实,“五四”不是一天的事件,甚至不是一月、一年、十年的问题,而是百年的问题。“五四”就是一个世纪!而且──我实在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五四”还要跨越我们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

  

  啊,跨世纪的“五四”!

  

  到了北京,我开始了这项工作。其间电话联系,信件往返,诸如此类,自不必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丛书选题的策划,虽是我们二人共同商讨的结果,但许多具有关键性的意向却是张鹏先生提出的,其中不仅表现了编辑职业的敏锐,而且表现了文化反思的卓识。我们可以说是共同确定了丛书的学术立场、文化品位、体例结构、文体风格等等。

  

  接下来是许多具体工作,诸如订计划、拟纲目、找作者、说意图、报选题、签合同……这些工作主要由我来做,因为张鹏先生远在成都,多有不便;但他还是一度为此专程赴京,敲定细节,会见作者。

  

  现在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就是张鹏先生、几位作者和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它们能否令读者满意,或者令读者感兴趣;我只知道:我们确实是努力了的。

  

  借此机会,我想谈谈几个有关的问题。

  

  2

  

  本丛书对历史的文化反思,选了这样几个点:自由,民主,科学,伦理。这种选择,主要出于以下考虑:这几个问题,可以说就是“五四”、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的要点。抓住了它们,也就抓住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要领。

  

  我们知道,五四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就是民主、科学。何以然?只因为:现代中国的最大历史课题,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化”;民主与科学,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双翼,无此双翼,现代民族国家无以腾飞。如果说科学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的体现和保障,那么民主就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的体现和保障。

  

  然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的体现和保障,则是自由。自由精神不仅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是科学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自由精神就没有民主,也没有科学。说到底,科学与民主都不过是现代人类自由意志的工具而已。

  

  但自由又与伦理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在社会关系上,自由问题同时是一个伦理问题。自由涉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社会关系;这是最复杂的一种关系,恰恰是伦理学的课题。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宣扬自由主义时,在其《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把“伦理的觉悟”视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所谓“伦理的觉悟”,“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由此观之,伦理的根本问题还是自由问题。所以,自由精神乃是现代精神之核心与灵魂。

  

  3

  

  我们从自由、民主、科学、伦理四个方面来反思“五四”以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作为一套丛书,几位作者采取什么样的共同学术立场呢?

  

  我们的共同立场是:打通现代与传统。

  

  “五四”最早充分体现了现代精神;但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传统的断裂”。“五四”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缺乏科学传统,缺乏自由传统;中国的传统伦理,缺乏任何现代价值 (这种看法,近来已有改变)。总之,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性格格不入;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彻底绝裂”。而我们的看法正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现代性,重新认识传统;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现代与传统的“对接”。

  

  除此而外,我们几位作者并不在思想观点上强求一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不符合现代学术精神。所以,我们这几位作者已准备好为自己的著作承担责任。

  

  我们唯一的共同立场不过是:充分意识到传统的现代价值。

  

  4

  

  为此,我们的基本方法,是对文化进行“二重分析”。这就是说,对于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文化传统,我们都认定它包含至少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特殊的形而下的历史的层面,它是“器”,是“变易”的;一是一般的形而上的超越的层面,它是“道”,是“不易”的。这种不易之道,便是我们的文化精神的“太极”。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明文化的继承性;然而我们都承认,文化是有继承性的。倘无“继承”的观念,必无“发展”的观念:试想,一切旧东西都要弃若敝屣,一切新东西都要另起炉灶,从头来过,人类如何能进步、如何能发展?必有继承,始有发展。抛弃的只是特定性的历史性的东西,继承的则是普遍性的超越性的东西。

  

  这种“二重分析”当然也是一种“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但却与划分“精华与糟粕”的方法有别。“精华与糟粕”分析法是一种价值分析法,而价值分析涉及到价值尺度的主体问题,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现象会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工作当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分析文化传统时,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往往难以给出确切判定。而“历史层面与超越层面”的分析不是一种“价值分析”,而是一种“事实分析”:它只注意文化传统当中哪些因素不能超越其历史条件,哪些因素可以超越其历史条件。

  

  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文化传统,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是有可以适应于现代化的东西的:我们的文化传统自有其自由的精神、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自有其因时而易、顺天应人的伦理精神。

  

  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去发现、去发掘这些精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5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切现代性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了。近代以来,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以为西方现代的先进的东西,咱家古书里早就有了;咱们古有的宝贝东西甚至比西方的还要好得多,洋鬼子只不过学到了一点皮毛。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们所不取的。

  

  但我们也不赞成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民族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

  

  这里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分析评判传统。

  

  我们的意见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要对文化传统进行“二重分析”。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可以解答现代性的“古已有之”与“古来无之”的矛盾。且以“自由精神”这个问题来说,不论说它“古已有之”还是“古来无之”,都对,也都不对。

  

  要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由精神,那肯定是太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了!例如,他肯定没有读过、至少没有读懂庄子的《逍遥游》。庄子的追求,正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至于老子,则要追求一种相对的生存自由。如果说老子哲学是一种“生存的智慧”,那么庄子哲学就是一种“生命的超越”;两者都是自由的追求,区别在于,老子更重外在的“身”之自由,庄子更重内在的“心”之自由。此二者都属于“忘世的自由”,这是道家自由理念的特征。

  

  而儒家的自由理念,则可以叫做“入世的自由”。过去人们总以为儒家思想是扼杀自由的,所以才有了《狂人日记》,才有了“吃人的礼教”之说。其实这是绝大的误会。孔子所追求的自由,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一方面,他承认、接受、遵守、甚至捍卫现世的规范、“礼”,从而主张“不逾矩”;另外一方面,他追求一种“从心所欲”的境界,在现世的种种礼法规矩中仍然感到自由自在。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外在的社会规范只不过是内在心性的外化形式。此即所谓“我欲仁”、“仁义礼智根于心”。他们所追求的大自由境界,是“与天地参”,“上下与天地同流”;但其实现则仍然是在现世的日常生活中。

  

  但是要说中国古代固有自由精神,也是需要解释一番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具有古代形态的自由理念 ,而非现代形态的自由理念 (“五四”以来,事实上也已有了现代形态的自由理念)。然而这两种自由,我们认为是既有异质性、也有同质性的。也就是说,在形而下的历史性层面上,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形而上的超越性层面上,它们是相通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人对自由的追求的相同的精神向度,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的表现。

  

  所以,理解自由传统的现代价值的钥匙在于:超越性的自由精神的历史性的转换。自由是人的永恒的追求,但它是有条件的;自由的追求是绝对的,而自由的实现则是相对的。

  

  自由问题如此,其它问题亦然。关键在于二重分析、精神传统的现代转换。

  

  6

  

  话说到这里,就牵涉到对“五四”的评价问题了。唉,真是说不尽的“五四”!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可以说,“五四”是空前伟大的一场运动,同时也是空前偏激的一场运动。它的伟大,正由于它的偏激;它的偏激,正成就了它的伟大。伟大出于偏激,偏激造成伟大,这就是历史的逻辑,“矫枉过正”的辩证法。

  

  “五四”之伟大,在于它空前地突显了现代自由精神──作为现代民主与科学之前提的自由精神,作为现代伦理之核心的自由精神。所谓“五四精神”的核心,就是自由精神:“五四”倡导民主,是为了向社会争自由;倡导科学,是为了向自然争自由;“五四”既为个人争自由,更为民族争自由。

  

  “五四”之偏激,则在于它那种同样是空前的反传统立场。“五四”之反传统,可谓直捣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蒂。例如对于儒学,“五四”不仅否定宋明理学,而且彻底否定周孔儒学传统,否定所谓尧舜禹汤文武成周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其实它否定的哪里是儒家一家的道统?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道统啊!

  

  与此相应的,就是“五四”偏激的另一方面表现:全盘西化。这个时期虽也不无维护传统的声音,但是,整个来看,“五四”就是一派“西风压倒东风”。在当时的代表人物心目中,中国文化传统已经糟透了,烂透了,腐朽不堪了!必须全盘西化!

  

  “五四”的这种偏激自有道理,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当时的反动势力,无不以传统文化尤其儒学为安生立命之基。想想袁世凯吧!想想那场“孔教会”的闹剧吧!这就使得当时的进步人士必然以猛烈攻击传统文化尤其攻击孔子儒学相标榜,此所谓“其势不得不然也”。问题是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应该象“五四”先驱那样偏激吗?我想是不应该的了。岁月逝矣,时代变矣,情形殊矣!我们理当对文化传统有了冷静的思考、公允的评析。

  

  7

  

  行文至此,该来具体说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照“传统”的说法,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之所以分为三家,当然在于它们各有其特点。在我看来,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忘世”的,释家则是“出世”的。这些特征,在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伦理精神上都有体现。例如在自由的追求上,儒家追求“入世的自由”,道家追求“忘世的自由”,释家追求“出世的自由”。儒家更具群体关怀,但也自有其个体追求;道家更重个体问题,但也不能说没有群体意识;佛家也是既有“自渡”的个体精神、亦有“普渡”的群体精神的。儒家积极介入、干预现世的生活;道家反是,但也不能说是“消极”的;而释家则更是否定现世的生活,然而仍不能简单视之为“消极”(但凡有追求,就不能说是消极的态度)。儒家是要在在世的人伦常态中实现其价值,道家是要在避世的自然状态中实现其价值,释家是要在超世的智慧境地中实现其价值。它们各有其价值,本身无所谓孰高孰低;它们互补互成,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

  

  既然儒、道、释共成一中华文化传统,它们就必然是互通互入的。儒、道、释各自达到其最高境界时,就浑然打成一片了。最高境界的儒学、道学和佛学是相通的,犹如最高境界的哲学和最高境界的艺术是相通的:它们都是“生命之悟”。难怪冯友兰先生晚年讲,再称他为“儒家”或“新儒家”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面对的乃是浑然一体的中华文化传统。

  

  但传统本身是开放的,流动的。现今许多人有一种错觉,一提“传统”就想到“古代”。我们所谓传统,不仅是指先秦诸子的传统,汉学的传统,玄学的传统,佛学的传统,宋明理学的传统,清代朴学的传统等等,还要包括近代以来的传统,例如“五四”的传统。

  

  “五四”总体上讲是反传统的,但它本身也形成了它自己的“五四传统”。应该说,“五四传统”也是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而且在我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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