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扫傅斯年先生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5 次 更新时间:2014-10-16 1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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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我们虽然算是小同乡,但我与孟真先生并不熟识,几乎是根本没有来往。原因是年龄有别,辈分不同。我于一九三○年到北京来上大学的时候,进的是清华大学。当时孟真先生已经是学者,是教育家,名满天下了。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不可能有认识的机会。

   我记得,在我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时,不知是清华的哪一个团体组织了一次系列讲座,邀请一些著名的学者发表演说,其中就有孟真先生。时间是在晚上,地点是在三院的一间教室里。孟真先生西装笔挺,革履锃亮。讲演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但是,他那把双手插在西装坎肩的口袋里的独特的姿势,却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在以后一段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中,我同孟真先生互不相知,一没有相知的可能,二没有相知的必要,我们本来就是萍水相逢嘛。

   然而天公却别有一番安排,我在德国待了十年以后,陈寅恪师把我推荐给北京大学。一九四六年夏,我回国住在南京。适值寅恪先生也正在南京,我曾去谒见。他让我带着我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论文,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当时的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我遵命而去,见了面,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告辞出来。我们第二次见面就是这样匆匆。

   二战期间,我被阻欧洲,大后方重庆和昆明等地的情况,我茫无所知。到了南京以后,才开始零零星星地听到大后方学术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情况,涉及面非常广,当然也涉及傅孟真先生。他把山东人特有的直爽的性格--这种性格其他一些省份的人也具有的--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水平。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但是,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而且专揭国民党的疮疤。他被选为地位很高的参政员,是所谓“社会贤达”的代表。他主持正义,直言无讳,被称为“傅大炮”。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在贪赃枉法方面,各有千秋,手段不同,殊途同归。其中以孔祥熙家族名声最坏。那一位“威”名远扬的孔二小姐,更是名动遐迩,用飞机载狗逃难,而置难民于不顾。孟真先生不讲情面,不分场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痛快淋漓地揭露孔家的丑事,引起了人民对孔家的憎恨。孟真先生成为“批孔”的专业户,口碑载道,颂声盈耳。

   孟真先生的轶事很多,我只能根据传说讲上几件。他在南京时,开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待人宽厚,而要求极严。当时有一位广东籍的研究员,此人脾气古怪,双耳重听,形单影只,不大与人往来,但读书颇多,著述极丰。每天到所,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上两千字,便以为完成了任务,可以交卷了,于是悄然离所,打道回府。他所爱极广,隋唐史和黄河史,都有著述,洋洋数十万言。对历史地理特感兴趣,尤嗜对音。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样子连印度天城体字母都不认识。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积木,可以任意挪动。放在前面,与对音不合,就改放在后面。这样产生出来的对音,有时极为荒诞离奇,那就在所难免了。但是,这位老先生自我感觉极为良好,别人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他在所里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说《史记》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不得”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对音,佛教在秦代已输入中国了。实际上,“禁不得”这样的字眼儿在汉代是通用的。老先生不知怎样一时糊涂,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一位颇负盛名的日本汉学家藤田丰八已有此说。老先生不一定看到过。孤明独发,闹出了笑话。不意此时远在美国的孟真先生,听到了这个信息,大为震怒,打电话给所里,要这位老先生检讨,否则就炒鱿鱼。老先生不肯,于是便卷铺盖离开了史语所,老死不明真相。

   但是,孟真先生是异常重视人才的,特别是年轻的优秀人才。他奖励扶掖,不遗余力。他心中有一张年轻有为的学者的名单。对于这一些人,他尽力提供或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安心研究,帮助他们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仍来所里工作。他还尽力延揽著名学者,礼遇有加。他创办的《史语所集刊》在几十年内都是国内外最有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刊物。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是十分光荣的事。这个刊物至今仍在继续刊行,旧的部分有人多方搜求,甚至影印,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所仅见。

   孟真先生有其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有其菩萨慈眉的一面。当年在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大的教师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住在同一所宿舍里。在靛花巷(?)宿舍里,陈寅恪先生住在楼上,一些年纪比较轻的教员和研究员住在楼下。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轻学者在楼下屋子里闲谈。说到得意处,忍不住纵声大笑。他们乐以忘忧,兴会淋漓,忘记了时光的流逝。猛然间,楼上发出手杖捣地板的声音。孟真先生轻声说:“楼上的老先生发火了。”“老先生”指的当然就是寅恪先生。从此就有人说,傅斯年谁都不怕,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中,惟独怕陈寅恪。我想,在这里,这个“怕”字不妥,改为“尊敬”就更好了。

   这一次,我由于一个不期而遇的机会,来到了台北,又听到了一些孟真先生的轶事。原来他离开大陆后,来到台湾,仍然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同时兼任台湾大学的校长。他这一位大炮,大概仍然是炮声隆隆。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对自己的亲信说:“那里(指台大)的事,我们管不了!”可见孟真先生仍然保留着他那一副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他真正继承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

   根据我上面的琐碎的回忆,我对孟真先生是见得少,听得多。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就是我进北大时,他正是代校长,是他把我引进北大来的。据说--又是据说,他代表胡适之先生接管北大。当时日寇侵略者刚刚投降。北大,正确说是“伪北大”教员可以说都是为日本服务的。但是每个人情况又各有不同,有少数人认贼作父,觍颜事仇,丧尽了国格和人格。大多数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二者应该区别对待。孟真先生说,适之先生为人厚道,经不起别人的恳求与劝说,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这个“坏人”必须他做。他于是大刀阔斧,不留情面,把问题严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说,这是为适之先生扫清道路,清除垃圾,还北大一片净土,让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到北大来的。我对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这一次我们三个北大人来到了台湾。台湾有清华分校,为什么独独没有北大分校呢?有人说,傅斯年担任校长的台湾大学就是北大分校。这个说法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三个人中,除我以外,他们俩既没有见过胡适之,也没有见过傅孟真。但是,胡、傅两位毕竟是北大的老校长,我们不远千里而来,为他们二位扫墓,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谨以鲜花一束,放在墓穴上,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我在孟真先生墓前行礼的时候,心里想了很多很多。两岸人民有手足之情,人为地被迫分开了五十多年,难道现在和好统一的时机还没有到吗?本是同根生,见面却如参与商,一定要先到香港才能再飞台湾。这样人为的悲剧难道还不应该结束吗?北大与台大难道还不应该统一起来吗?我希望,我们下一次再来扫孟真先生墓时,这一出人间悲剧能够结束。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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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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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季羡林谈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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