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解读鲁迅:勇猛坚韧的革命战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8 次 更新时间:2014-10-13 00: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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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 (进入专栏)  

  

   中国从鲁迅去世到现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几乎都要从鲁迅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在现代文学中,鲁迅是一个绝对的战略高地。研究现代文化及现代中国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绕过鲁迅。正因为鲁迅是现代文学的精神代表,所以对鲁迅地位的冲击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然而,反对者的攻击却从来都没能动摇过鲁迅的地位。今天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批判,大部分都是继承鲁迅的思想。正是鲁迅对现实的远见,对历史的贯通,使他在今日获得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你未必知道的鲁迅

  

   鲁迅生于1881年,浙江绍兴人。本名周豫才,后来改成周树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采用“鲁迅”这个笔名。年少时,鲁迅经历了家道中落的过程。13岁那年,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鲁迅的祖父因参与考场作弊事件被判“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为尽量延迟缓刑,必须花钱打通环节。年复一年,家中濒临破产。身为长子的他,必须撑起家庭重担。由于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他看透了世态炎凉,所以才有了鲁迅那句著名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晚清,鲁迅这种出身的青年最大的出路就是科举考试。其实鲁迅几兄弟参加过科举,但成绩不佳。鲁迅后来离开家乡,先后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在南京他阅读了许多新书刊,这些报纸和译著改变了鲁迅的思想。他当时很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也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后来鲁迅考取官费留学生,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鲁迅在日本最初学医是为了救国,因为他始终关注的是国民性。据许寿裳回忆,鲁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缺少爱与诚,这正是中国文化晚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由此鲁迅开始不认同清政府,在东京留学时,他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在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鲁迅一生性格和命运的重要事件,那就是婚姻。他奉母亲之命回国,与一位名叫朱安的旧式女性结婚。鲁迅给朋友写信说,这一次回家是给母亲娶妇,而不是给自己。据有关回忆资料,鲁迅坚持不跟朱安同居,并且在第三天就返回了日本。今天有人攻击鲁迅,认为他对朱安女士始乱终弃。其实鲁迅这样做,是为朱安和母亲着想,而自己静受痛苦,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牺牲精神。他曾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古代并没有“爱情”这个词,而鲁迅这一代人恰恰是刚刚接受爱情这个观念。鲁迅的婚姻道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一代人恰好生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时代还不能提供实现新思想和新追求的机会。所以我们评价前人,应该有一个历史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

   鲁迅1909年从日本回到中国,暂时在杭州任教。两年之后,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鲁迅所在的杭州和绍兴都是革命激烈的地方,革命思想旺盛。鲁迅对任何革命都有深刻的怀疑。绍兴革命后,他对革命党非常不满:表面上是中华民国,但官员还是原来的人,只是换了个招牌而已。由此鲁迅看到了辛亥革命改天换地的背后,新瓶装旧酒的另一面。

   稍后鲁迅离开家乡,在教育部里担任一个中层官僚佥事。后来政府由南京迁到北京,鲁迅就跟随到了北京。从此鲁迅在北京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鲁迅的业余时间主要用来做学问,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和小说,包括拓片、碑刻,此外还研究佛教,在很多领域都具有了大学问家的水平。但就在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开始了。那时鲁迅已近40岁,他本来是一个旁观者,但历史不允许他旁观。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到了钱玄同找他的故事。当时新文化运动虽然造势成功,但是还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新文学的作品,所以他们找鲁迅约稿。

  

   二、呐喊时期

  

   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狂人日记》问世,可谓出手不凡,成为现代文学的一流经典。《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由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一连写就十几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呐喊》里的第二篇小说《孔乙己》也是吃人的主题。孔乙己是一个被科举制度吞噬的知识分子,但他的悲剧不完全来自于科举制度的迫害,周围人对孔乙己欺侮、排挤的态度才是吃掉孔乙己最直接的原因。《孔乙己》这篇小说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通篇没有一个“可怜”这样的词出现,小说写得不动声色。这主要因为它选了一个非常棒的视角,孔乙己的悲剧是从一个相对淳朴的酒店小伙计的眼来写的。比如由咸亨酒店的老板来写,开篇就是:“那家伙还欠十九个钱呢”,小说的调子马上就不一样了。从这个小伙子的眼中才能看出孔乙己的可怜。这个人活着使别人快活,但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在《孔乙己》里我们看到鲁迅最博大的爱心。

   第三篇小说《药》,自然也是一个吃人的故事。如果说《孔乙己》不讲求技巧,那么《药》则是太讲技巧了。《药》这个小说从技法上讲精彩绝伦:题目上“药”的双关,线索上的明暗交错,人物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声音。过去评价《药》,往往认为这是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认为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等等。就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这种批判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就历史的真相而言,往往是先起事再发动群众,甚至革命都失败了,群众还一直没醒过。所以鲁迅的《药》令人震惊的地方正是先觉者与群众的关系。先觉者与群众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立和紧张。先觉者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救助群众,可是群众经常要加害先觉者。知道了先觉者与群众永远对立之后,先觉者应该怎么办?鲁迅在《药》里已向读者阐明,革命者始终要救助群众。鲁迅一生都在救助群众,但他不迎合群众,有时还会责骂群众。

   鲁迅的这个文学创作时期被称为呐喊时期。此时鲁迅不只是写小说,还写了大量的杂文。杂文本来不算文学,是鲁迅几乎靠他一人的力量把杂文变成一种正式的文体。相比于小说,杂文是更便捷的武器。鲁迅的杂文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战斗性,一个是学术性。今天很多人写杂文,都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战斗性,但往往忽略了鲁迅杂文的学术性。正因为鲁迅对事情看得非常全面、辩证,然后单出一剑,所以战斗性特别强。多年的积累和准备,在他这时的杂文中喷薄而出,既能抓住主要问题,又能深入剖析,旁征博引,继而出之以非常精炼的语言。鲁迅早期杂文,比如《我之节烈观》是达到最高水平的。就拿节烈来说,这两个字原本是好字,人应当有节操,应该讲忠烈精神。但是随着社会逐渐发展,问题开始显现,这两个字开始专用在妇女身上,每一桩节烈事件都有妇女的血和泪。在鲁迅看来,节烈这个概念是男性制造出来的,男性希望女性做节妇、烈妇,自己却置身事外。《我之节烈观》是吃人主题在杂文里的表现。鲁迅反对的是吃人的节烈,是只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烈。

   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阿Q正传》。鲁迅主要把阿Q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写,是中国绍兴地区的农民形象,他不仅是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还凝聚了人类的某些普遍的精神特征。阿Q 的精神存在许多侧面,比如欺软怕硬,恃强凌弱,再有就是健忘,特别是选择性健忘,对于自己遭受的屈辱迅速地忘记。鲁迅对于健忘这件事是非常痛恨的,群众的愚昧就在于健忘,不能够从历史中总结教训。与此相关的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幻想中把屈辱和失败都当成光荣,小说里叫“优胜记略”。这个精神胜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鸦片战争后的80年,基本上是一部屈辱史。朝野上下,从朝廷到百姓是如何度过这80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阿Q精神。鲁迅把阿Q写得令人生厌,还写出阿Q非常可怜的一面,阿Q之所以成为阿Q,不就是为了可怜地活下去吗?所以阿Q这样的人有革命愿望,他说造反有趣。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阿Q这样的人什么都不会失去,失去的只有锁链,他应当是革命的力量。但是,鲁迅又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阿Q革了命之后怎么办。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就感慨过,当时好像不曾发生过辛亥革命一样。那么在今天的21世纪,同样遇到这一问题,中国革过命吗?这看似都是文学的问题,但也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所以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认为《阿Q正传》可能是现代文学最了不起的作品。

  

   三、彷徨时期

  

   鲁迅写过《阿Q正传》之后,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落潮阶段。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是他们的话语传播范围并没有多么广。而1921年这一年份却对新文化阵营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应该不知道1921年7月成立了共产党,但他应该察觉到了陈独秀和胡适跟以前有所不同,这就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鲁迅1921年以后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投奔国民党,而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用鲁迅自己的诗句来形容,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就由呐喊时期进入了彷徨时期。

   在彷徨时期,鲁迅仍然坚持他呐喊时期的那些斗争,但鲁迅的生活也出现了严重的不顺利之事,即他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事件。兄弟失和后,鲁迅显得更加沉闷,加重了彷徨的色彩。鲁迅笔下《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尤其应当重视。他曾经是社会改革的战士,却处处碰钉子,受人嘲笑。后来因为穷困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用小说中的话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比如以前最憎恶溜须拍马,现在就巴结逢迎;以前对孩子很好,可孩子反而拿着芦叶喊杀,现在他拿糖逗孩子,或是骂他们,小孩反而对他很恭顺了。魏连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成功,内心却承受巨大痛苦,最终在这样的境况下死去了。魏连殳身上有很多鲁迅的影子,比如小说开头,祖母去世,他回到家乡去奔丧。按照风俗,老人去世,子孙一定要大哭才叫孝子。在大家等着看他哭时,他没有哭,这是违背封建礼教的,可到了大家都要走散的时候,他却突然哭起来了,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嚎叫,叫声里夹杂着惨伤和愤怒。这正是一个孤独的战士的形象。魏连殳很能代表鲁迅在彷徨时期的心理。

   另一篇小说《在酒楼上》,主人公是吕纬甫,也非常重要。魏连殳和吕纬甫这两个人,都可以看成是鲁迅的某种写照。北京的生活阴沉、灰暗,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文化战斗。他经历了很多政治事件,如“三一八”惨案。“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完胜,而几年之后,到了“三一八”则是学生完败。不但学生当场喋血在政府门前,死伤众多,媒体还要污蔑他们是暴徒。因此鲁迅曾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最恨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侵略者,因为在鲁迅看来那就是明摆着的坏人,无需过分揭露。他最恨的是披着学者外衣的阴险人物。

   1926年前后,南方已经有了革命政府,北京的政府则越来越保守,文化界特别是教育界也越来越保守,不适合像鲁迅这样的人继续做学问。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就是一个叫许广平的女学生出现在鲁迅的生活中。鲁迅和许广平的事情在当时受到不少非议,因此鲁迅选择南行,经上海到达厦门,在厦门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授。后来鲁迅离开厦门,前往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在广州他看见了革命,同时也看到了革命的缺点和混乱。彷徨时期,鲁迅在思想上进一步成熟,对于年轻时的进化论有所反省。年轻时,他认为,新的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这是他对未来的希望。所以他一辈子对青年都很好。其实很多青年人就是利用他这一点,鲁迅明察秋毫,不是不知道。鲁迅说,我在生命的路上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你喝了我的血,走掉就罢了,我也不求你感谢,你不要再来打我、杀我。在坚持人道主义立场的同时,他开始对青年有所分别,对其中一部分人也予以反击。后来他又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晚年就在上海定居。

    在上海期间,鲁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再一次迸发出来。他后期写作以杂文为主,杂文在他手上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文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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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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