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想念父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83 次 更新时间:2011-11-20 14: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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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 (进入专栏)  

  

  仿佛意识到是在梦里,父亲发来了电子邮件,让我给他保存一份什么档案。

  我想可能是做梦,搞错了吧?就去查是不是父亲来信了。哦,果然猜对了,父亲寄来了一些发黄发紫的他的个人档案,要我好好保存。

  我想父亲真够相信我的,这般重要的东西,怎么就放心让邮局给递送呢?他大概是太想我了吧。于是便到厨房,对正在做饭的母亲说,您回哈尔滨看看我爸去吧,他一个人,又那么大岁数了,生活很不方便哪。

  母亲说,我才不回去呢,那老东西,脾气那么倔,什么都跟我拧着来。他不就乐意一个人么?我不回去,我在你这儿多好啊。

  我说,回去看看吧,他都80多岁了吧。

  母亲说,可不是嘛,他死的那年70,今年可不80多了嘛。

  啊?父亲死了吗?我冷不丁浑身一惊。只见满头白发的父亲,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

  是的,父亲早已死去十多年了。那么我现在,这还是在做梦呀。父亲死的时候,哪里有什么电子邮件,连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子信箱呢。

  这回梦醒了,但是睁不开眼睛,因为眼睛里早已充盈了泪水。

  我半梦半醒地掀开被子,呆呆地坐起来,听见外面刷刷的雨声。撩起窗帷,已经是暮色沉沉。东京秋天的暮雨,下得正急。

  这几天工作非常累,每天只睡5个小时。今天下课回来,便想小睡一会儿,晚上好继续工作。明天报名了一个旅游团去看红叶,放松放松疲惫的身心。

  然而这个梦,再次提醒我,该写那篇文章了吧?该写下那四个无数次涌上心头的字了吧:想念父亲。

  是的,这个题目,我多少次在心里念叨着。在路上,在车里,在烈日下,在风雨中。但是总不知道如何下笔,有时都快要写了,随即便陷入了那个“想念”里去,写文章变成了回忆往事的检票口。日语把“检票口”叫做“改札口”,那意思很有趣,颇像我们写文章,持着一个“札”进去之后,“札”的性质就“改”了。今天这一回,我估计八成还是开了个头,终于什么也写不成的。

  父亲叫孔宪之,生于1925年,属牛,属得其所,一辈子是个牛脾气。他有个姐姐,就是我的姑母孔宪秀,比他大4岁,88岁才去世,我身在日本,不能前往,可能这也是我梦见父亲的一个征兆吧。

  天下孔姓分60支,我属于最正宗的“圣人支圣人户”。我的58代祖是衍圣公,名叫孔公鉴。我就是孔公鉴三弟孔公镗这一支的孔子第73代后人。我的祖父孔昭礼,是家族里的长子,下面有3个弟弟。大概各家的事务都归他总理吧,我的祖父就被称为“甩手掌柜的”。根据父亲和堂叔们的谈论,我判断祖父的生活水准,起码是个富农。因为家里有车马,有买卖,还有雇工。祖父不用亲自劳动,兜里经常有零花钱给侄子们。整个家族里都很尊重他的威严,即使晚年,祖父到哈尔滨住在我们家的那几年,堂叔们仍然对他毕恭毕敬。

  可是我家祖孙三代填表的时候,出身栏却一向填的是“贫农”。当年父亲在淮海战场上入党,组织上问他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搞不清楚那个成分的“标准”,说是地主富农似乎不好,要说是贫下中农吧,又觉得有点丢脸。把家里说得越穷越好,穷得连耗子都饿死了,那是文革时的极左毛病;把家里吹得越富越好,富得耗子都跟姨太太睡在一张席梦思上,那是野蛮发展观时代的极右毛病。父亲拿不准家里的阶级成分,就摸着石头过河说:“是中农”。

  不过这个成分可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组织上是要写信调查或者派人外调的。那个外调的同志到我们山东老家一看,我祖父光棍一个,出无车,食无鱼,地不过两亩,房只有一间,院里不见鸡鸭犬,墙上挂满地瓜干。这位同志回去就吼道:“老孔,你家算什么中农啊?你家也配中农?你家比我家差多了。改过来,贫农!”就这样,我家的成分被“改札”为贫农了。

  父亲每次讲到这一段,有些惭愧,又带着点得意。那惭愧是缘于被人家揭穿了虚荣心,“明明家里穷,装什么中产阶级啊!”而那得意,则是因为此后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惠。贫下中农成分为主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产阶级”,他们政治上受尊重,生活上很安逸,大锅饭,铁饭碗,衣食住行无忧,生老病死有靠。所以,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家底的也是这批人,逐渐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警惕性,养育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也是这批人。

  父亲出身贫农,又是山东老八路,三野的解放军,后来是工人老大哥,再加上有文化,那种政治上的自豪简直是牛气冲天。但就是这种自豪,使得他不求上进,贪图安逸,在吃吃喝喝与骂骂咧咧中享受完了他的后半生。从大多数人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遗憾。但我想从他自己的角度看,也未必不是一种幸福。革命胜利了,老子就要享受它几十年的革命胜利果实,父亲不正是用自己的后半生实践了这一理论吗?尽管他所享受的,不过是普通的酒肉和普通的闲适。但是一个基层的工人,能够跟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几十年沉浸在这种生活里,强大的国家,平等的社会,稳定的收入,纯朴的人情,你就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平民百姓的幸福时代。

  可是我一直有个疑问,祖父的那些车马、那些买卖,都弄到哪儿去了?怎么偏巧在解放前夕,他成了一个贫农呢?70年代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乡亲们衣食无忧,精神面貌也愉快乐观,但是村子里还没普遍通电,多数人都不穿内裤,平时也很少吃肉,看得出大家都是穷人出身。只有我祖父,吃穿都讲究,出入有威仪,咳嗽一下都带着金玉之声,上厕所系腰带都是舞台动作。他在哈尔滨我们家里,整天眯着眼睛,拿着一柄小木梳,梳理他那部花白的长髯。梳好了,睁开一对忽然间变得很大的眼睛,就去下馆子。我父亲几次跟他吵架,都是因为发现他自己吃独食,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怎么看我爷爷,都不像是个“贫下中农”啊。

  后来把我们家族的材料联成一片,慢慢想明白了。祖父兄弟4个,还有远远近近堂兄弟一群,本来都归他管。可是后来分了支,特别是其中很多家“闯了关东”。在黑龙江的富锦县,盘踞着我们家相当大的势力。大人们说到“富锦”,就像说家里的一个买卖似的,他们会说“我到富锦住几天”,“到富锦那边要点钱”什么的。在哈尔滨和鹤岗,也有零星的几家亲戚。不论谁家,都似乎跟我祖父发生过金钱方面的来往。而且我的祖母很年轻就去世了,父亲又当兵在外,祖父对侄子们是比对我父亲更加疼爱的。到底是他自己有意散了财,还是大家一起“帮助”他散了财,都无所谓了。反正解放后,我祖父也一直过得很幸福。他是一个有威严、会享受的“贫下中农”,女婿是枣庄煤矿的矿长,儿子是老八路,每月给他寄10块钱,晚年还到哈尔滨这么洋气的大城市住了几年。因为害怕火葬,又回到山东。去世之后,子孙千里奔丧,披麻戴孝,完全按照封建礼教将他土葬入殓,可以说是一生无悔啊。

  我祖父喜欢新社会,说新社会“喜气”,但也偶尔怀念旧社会。他经常听了什么广播后,操着一口苍老的鲁南话,深深感叹说:“毛主席,了不起啊!”但偶尔又加上一句:“就是火葬这个事儿,瞎胡闹——中央有奸臣哪!”每次中央或者黑龙江什么路线斗争胜利了,打倒了某个政治人物,或者会议代表的排名发生了变化,爷爷都很高兴地要喝酒,以为跟他作对的那个奸臣被揪出来了,火葬很快就要取消了。可是过了一段,仍然不见动静。爷爷就瞪着父亲说:“这个奸臣,还是木(没)揪出来呀!”父亲虽然也一脑袋封建思想,但在火葬这个问题上,还是受党教育多年,能够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他烦躁地对爷爷说:“你就是迷信!土葬火葬不都一样嘛?人关键是活着的时候,多吃点肉,多喝点酒,死啦就死啦,土葬你也木(没)什么吃,火葬你也木(没)什么吃呀!”爷爷一拍桌子:“畜牲!”

  他们父子俩很少能聊到一块儿,因为立场相距甚大但脾气却同样暴躁也。后来爷爷对我母亲流泪说:“东儿他妈,我不能在哈拉滨老啊,我要是在哈拉滨老,那个畜牲就把我烧成灰儿,冒青烟儿啦。我还是回关里家老吧。”爷爷告别了老刘家和其他邻居们,带着他的私房钱和我母亲又塞给他的几十块钱,回关里了。关于祖父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4岁,所以他从小缺乏母爱。缺乏母爱的典型表现是,平时好像很暴躁,但对人间柔情特别敏感,看了忠臣孝子啊、扶老携幼啊、生离死别啊之类的好人善事就容易落泪。落泪有损英雄形象,于是就尽量回避人间柔情,装出野蛮粗鲁的样子,对什么都大咧咧地吆喝一番。看电视如果遇到柔情蜜意的场面,马上就换频道,嘴里嘟囔着:“妈了巴子,演得什么玩意儿!”其实心里是很想看下去的。我估计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肯定会看那些感情戏,很可能还会咧着嘴呜呜地哭。但我们一出现,他立马就装成个老虎。

  父亲填表“文化程度”一栏,写的是“初中”,其实他念的是私塾。他看不起现代教育,但知道“初中”比“私塾”好听。他自幼学的是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就是一册《朱子格言》和几册四书。父亲认识很多生僻字,比如苶、豸、弁、丼,拿根棍子往地上一写,全楼都不认识,于是个个敬佩:“人家老八路,就是有文化呀!”父亲很得意,经常翻着本《四角号码字典》查来查去。我上小学前就会查四角号码了,“一横二竖三点捺,四叉五插方块六,七角八八九小小,横上一点是零头。”用四角号码查字,不但使我能够迅速记住字的结构,而且使我对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上了北大中文系,见古典文献专业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就是查各种工具书,听到几个同学念念有词地背着:“一横二竖三点捺”,我觉得十分好笑。现代教育看做很高级的东西,其实人在童年就可以掌握,谁说教育是越来越“进步”呢?后来再听他们背“一横二竖三点捺”,我就接着捣乱说:“四关五马六张飞。”

  认字读书的功夫,我很快就超过了父母,但写字却是我的软肋。小时候是“大划拉”,现在是“划拉大”。我父母的字在一般人里,算是写得很好的。母亲的字比较秀丽,带点小资气息;父亲写毛笔字起家,后来改用钢笔,所以他的字工整规矩,藏锋转笔都一丝不苟,如同部队出操。父亲经常骂青年人的字“写得跟狗爬似的”,这个我没法反驳。但是有一次他骂骂咧咧了一阵,见我不理他,忽然放低了声音说:“你那个字儿写得乱七八糟,将来你批文件儿,让下级笑话。”我由此知道,老头子原来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希望他的儿子当官呢。我虽然颇有看不起老头子之处,但对他一生抗上,从不溜须拍马,是暗自敬佩的。也许我早就萌生了这样的潜意识,我要本事比你强十倍,还要比你能抗更大的官。你不过骂的是几个厂长局长,我将来要骂的官,比他们大百倍!

  父亲说话直截了当,并非是他牛脾气天性一味粗鲁。一个原因是我祖母早逝,我祖父又不怎么照看他,自由散漫惯了;另一个原因是多年的部队生活,纵容了他的炮筒子性格。抗战时期,山东是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残酷的地区。村上经常过队伍,很多青年跟着走了。有的跟着国军,有的跟着伪军,有的跟着土匪,父亲不知是觉悟高还是运气好,跟上了八路军。可是八路军也很封建,一听他姓孔,不敢要他。因为山东老家一直信奉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孔子后代不论富人穷人,都是尽量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当兵的。近代以来传统社会解体,人民生活日窘,渐渐地孔姓之人也难守此训,做官经商者日多,但当兵还是一条大忌,往往要下大决心,或者改姓,或者更名的。

  我父亲坚持要“参加革命”,并亮出了自己的硬件——私塾出身,相当于初中文化。八路一听,被雷住了,因为他们指导员才小学毕业。于是从不敢要,到几支队伍抢着要,最后费县县大队用一颗美国花瓣手雷收买了我父亲,给他们当了文书。我问父亲那颗手雷呢?炸死鬼子了吗?父亲说太漂亮了,全县就那么一颗,是刘少奇送的,舍不得扔,后来让一个女八路给偷去了。我想也许不是偷去的吧,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

  父亲讲过很多他们打鬼子反扫荡的故事,但我觉得都没有电影上演的好看——儿子永远觉得媒体比爸爸强。特别是父亲居然没有跟鬼子拼过刺刀,真没劲。多年以后方知,父亲讲的,才是真实的战争。比如半夜突然被鬼子包围了,抄起枪和手榴弹,嗷嗷叫着一边乱打一边就往外冲,等天亮一看,有光着脚的,有光着腚的,有嘴里叼着鬼子耳朵的,有手里拿着鬼子肠子的。我小时候觉得,爸爸这伙八路军,这仗怎么打得这么丑陋?这么恶心?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跟电影上的李向阳、赵勇刚他们比,简直是一群土鳖。可父亲老是爱讲这些,还说什么拼刺刀是拼不过鬼子的,如果没子弹了,就抓一把土往他们脸上扬,然后扑上去就咬。我心想这都是什么损招啊?电影上的八路都是一个人挑翻七八个鬼子,怎么到我爸他们这儿,改成流氓打群架了?

  今天再想父亲所讲的场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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