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洪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立法原则的法理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18-12-06 07: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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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洪辉  

   摘要:  通过考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特性可以归纳出科学基于事实的“合规律性”意涵,而从实践活动中可以得出科学基于效用的“合目的性”意涵。科学立法原则在分享上述两个判断的同时,在“合目的性”方面受到价值性制约和规范性制约两重限制。通过“事实和价值”这一区分工具可以重述我国《立法法》中规定的四个立法原则,进而将科学立法原则更为清晰地局限于事实性和工具性范围之内,从而与关涉价值、目的等其他几个立法原则相区别。科学立法原则关注于立法事实的收集加工以及立法目的达致的手段问题,而非立法活动中价值、目的的产出问题。其主要通过实证社会科学中广泛开发的技术来实现,同时受到实证社会科学技术本身局限性的制约,这进一步厘定了科学立法原则的作用边界。

   关键词:  科学立法 立法原则 科学标准 合规律性 合目的性

  

一、现象、问题和方法

  

   如果说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传统代表了经验主义哲学视野下的“进化理性”,其强调制度(包括道德、语言、法律)是以累进的方式,在不断的试错中进化而来的,那么,中国法所具有的制定法特征,就更为倾向一种“建构理性”,其更为注重通过人的理性来对社会制度予以设计把控。[1]我国《立法法》中“科学立法”原则的设立便是这种“建构理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这种建构理性支配下,科学立法观表达了立法者对制定有效、适宜之法律以满足现实规则需求的强烈期许。将视野拉到更为宏大的层面,在国家整体政治框架趋于稳定的当下,在具体的立法实践中,对有效治理的需求使得“科学立法”原则相比其他偏重政治、价值意涵的立法原则更具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本身预示着对科学立法原则予以系统梳理的理论需求。目前理论界尚未对该主题作出有力的理论回应。学界对科学立法原则虽多有探讨,但是整体上讲,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破碎”与“流俗”。

   所谓“破碎”主要指,当前对科学立法原则的研究,成体系的研究少而具体研究较多。关于科学的定义、科学性的标准、立法语言的明晰、规则体系的融贯完备、立法程序的优化、立法权限的划分、地方立法、立法体制,乃至立法效率、法律可执行性、立法人员的素质等诸多问题都已在科学立法的名目下有所展开,但这种研究过于凌乱琐碎,不能上溯其源、提纲挈领。上述问题有些并不属于科学立法这一主题,有些仅仅是一般实践活动科学化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并未从一般实践活动中将立法活动区隔分离出来,并对科学立法原则的独特理论意涵和运作机理予以单独刻画。进一步而言,这种不加反思的研究态度将大量边缘问题甚至无关的问题,随意归诸科学立法原则这一主题之下,最终导致无法形成清晰的研究框架,无法区分科学立法原则的主干命题和枝叶命题、中心命题和外围命题,最终也就使得研究无法聚焦,进而无法产生连续、有品质的作品。

   所谓“流俗”,指的是当前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高,大多数研究流于对一般科学观念的反复叙说,未能直面问题,层层推进。以对立法中科学标准的界定为例,逻辑化、规律性、有序性、客观性、可验证性、体系化、定量化等诸多不同类型的科学定义都含混笼统地引介到了具体分析之中,但对于这些科学性标准针对的对象是否一致、不同标准逻辑上是否统一、有没有内在序列、如何将这些标准在立法实践中落实、在标准的达成方面是否有所限制等等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更少有深入的分析。浮于表面的辞藻遮蔽了本应予以处理的理论问题,看似极具专业性语词的流俗重复,使得诸多研究空洞无物。

   要克服上述两个弊端,就需要对科学立法原则做理论化、系统化、推进式的研究。这就要求研究的展开要有根基,追根溯源,从“理性化”这个现代世界极为重要的特征出发,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科学”的意涵为背景,审视“科学”这一近代最强力的事理说明方式在实践活动中的意义,并从实践活动中分离出具有独特内涵的立法活动。进一步而言,依据立法活动的独特性,区分不同性质立法活动的地位,对核心立法活动的性质、涉及的行为层次予以分解,并对此不同层次行为所涉及之不同科学性问题(如科学性标准、科学性实现的方式以及实现的限度)分别予以考察。这种研究应当聚焦于立法活动展开的“机理”,考察科学性原则的运用边界,通过分离与梳理、归类诸多关联缠绕问题,运用法学理论中的概念分析工具,从而厘清立法科学性原则问题的展开框架。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在于“澄清”,实践本身并不带有明显的反思性特征,但实践却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道理。问题是,未经反思的实践可能并不总是合于其背后的逻辑,甚至可能在简单观念的支配下成为一种盲目,这恰恰是理论工作的意义——在观察实践的基础上,澄清其背后的发生机理,让实践避免自大或者盲目,从而更为自觉地在自身逻辑的支配下予以展开。立法活动尤其如此,其本身涉及价值判断、利益衡量、规则产出等多个面向,其结果又对社会具有整体性的影响,自身的复杂性与结果的重要性,使得其对理论的需求更为迫切。具体到科学立法原则,其理论研究之意义在于,实践立法活动需要将科学立法原则之系统法理基础作为一种自觉的“前见”,为其自身的展开提供一个清晰的指引。

  

二、“科学”的含义与实践活动中的“科学”


   现代社会,科学首先是作为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而存在,它作为一种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体系,已经系统性地渗透到了当代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追溯源头,作为一种现代观念,它最早产生于西方近代早期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抗拒了传统的宗教、目的论宇宙观,促成了机械论宇宙观的建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标杆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模仿的对象,并导致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建立。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取得巨大的现实成就,现代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和想象就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科学”两种意涵基础之上的。当这种科学观念进入一般的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由于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其中的“科学”在分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意涵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出某种独特的理解,这便是作为实践活动之一的立法活动“科学”意涵的基本归宿之处。因此,为了澄清科学立法原则中的科学含义,就需要我们追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一般实践活动对科学的理解。这些理解构成了科学立法原则的“前理解”,只有理清这些背景性的观念,才能在此基础上结合立法活动的特殊性澄清科学在立法工作中的独特意涵。

   (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意涵

   1.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意涵

   虽然当代科学哲学在对“何为科学”问题上产生了诸多极为细致的争论,但总体来说,自然科学发展至今依旧呈现出一些可辨识的主体性特征。识别自然科学的主体性特征,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自然科学与其否定面的不同来加以识别,即当我们知道什么不是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的主体轮廓也就显现出来了。历史上,自然科学首先表现为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对立,并在晚近通过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和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离达成了自身的独立,最终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总结中,自然科学的主体性特征被自觉、清晰地呈现了出来。[2]

   自然科学首先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动。整体上讲,中世纪持有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目的论宇宙观,这种观念下中世纪经院哲学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就研究对象而言,接续柏拉图的传统区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中世纪世界观首先表现为一种“嵌套”结构,人类社会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宇宙不仅仅是物理宇宙,其中充满意义,现实世界应以之为价值皈依,而哲学的目的是探究不断流变之“现实世界”背后的不变的“理念世界”。第二,就研究起点而言,虽然其也注重对理性的逻辑演绎的运用,但是其逻辑演绎的起点是某种权威,它首先“接受一种哲学体系,然后再依据这个体系来论证种种事实应该如何如何”,[3]这种权威主要是基督教教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近代世界开启之后,一个最大的变化便是传统世界观的“脱钳”,即宇宙不再被视为具有意义的存在而被还原为一个仅仅具有因果关系的物理宇宙。这种世界观的变化,表现在自然科学中就是其将研究焦点从“理念世界”集中到了“现象界”,“新的实验方法的本质,是离开完全理性的体系而诉诸无情事实的裁判”,[4]新产生的科学研究,其起点是现象界的自然事实而不再是某一权威著作。就研究方法而言,自然科学自伽利略开始形成了一套“实验”方法,即从对事实的观察、实验出发,建立假说,利用数学工具进行推理论证,发现其事实背后的规律,进行预测,最后加以验证。通过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的变化,对事实的关注和实验的方法成为近代科学最基本的立足点。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再是追寻事实背后的意义,而是去发现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科学研究的结论是否正确也交由事实来加以判断而非诉诸一种“哲学—宗教”体系。

   自然科学发展至18世纪,实证主义哲学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从哲学理论上更为清晰地澄清了自然科学的这种独特性。实证主义哲学主张科学知识是由经验(观察、实验)证实的知识,而形而上学的目的是追求超越经验现象的世界本源、抽象本质或者“第一原理”,但是这些追求都是无法用经验事实加以验证、证实的,所以实证主义哲学认为形而上学应被清理出科学领域之外。[5]逻辑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人,其尝试在更精细的哲学理论中为自然科学奠基,逻辑实证主义不仅重视经验,而且重视逻辑,他们认为科学命题可以分为经验命题和逻辑命题,而所有科学命题都应该是有意义的命题,“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6]即科学命题是否有意义来源于命题是否可以“证实”为真,或者至少原则上可以证实为真。其中逻辑命题就是可以由逻辑所证实的命题,而经验命题就是经验可证实的命题。[7]这样,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逻辑和经验的“可证实性”,虽然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理论不断受到后来理论的挑战,[8]但是将科学的基础建立在经验事实和逻辑基础之上,依然在当代构成了对科学的主流理解。

   2.社会科学中“科学”的意涵

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于对自然科学的模仿,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研究对象的分殊也就进一步产生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不同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针对社会学科的知识基础这一问题,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孔德首先提出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并模仿自然科学建立了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涂尔干则将这种自然主义倾向的实证社会科学的纲领予以明确:主张立足于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运用自然科学方法,针对“社会事实”,找出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以理解、解释、预测社会行为。[9]由孔德提出,经涂尔干加以明确化的社会科学范式,被称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其至今依然是当代社会科学中实证研究的基本范式。虽然社会科学中一直存在人文主义的传统,并与实证主义传统构成了某种理论对立,但是从“科学”性的角度考察社会科学,代表社会科学求真面向的主要还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范式。这种科学主义倾向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主要有以下特点:(1)研究目的为求真,追求社会中的内在变动规律和客观结构;(2)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其认知基础是主客体的分离,认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3)价值中立,主张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应带入任何个人价值、情感或者偏见,须保持研究的客观性;(4)就研究方法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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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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