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激进与保守: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基本线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 次 更新时间:2014-09-19 08: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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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摘要】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每一场激进革命后,比如在戊戌维新、共和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之后总会发生一次反向的保守化运动。革命与保守的往复构成了二十世纪历史演进之大势。当代中国也正处在一轮保守化周期中,本次的激进革命持续时间甚长,革命对传统之破坏最为彻底。因此,本轮保守化也就异常缓慢、艰难,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未成气候。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与保守主义之往复,实为两种革命路径之争锋、转换。保守化并非退步。事实上,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几乎无人反对现代转型,问题在于如何转型。激进革命与保守化转向的区别实在于此。

   【关键词】激进化 保守化 儒家之回归 革命 转型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可以观察到一轮又一轮的激进化。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研究。①笔者在本文中将要论证的命题是:在每一轮激进化之后,总是出现一轮保守化,其基本标志就是儒家之回归。现代中国历史之大势就是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多次往复,当代中国也正处在一轮保守化周期中。

   二十世纪前半期之革命及其保守化

   中国之现代激进革命乃是中国人——主要是比较敏锐的精英——构建国民—民族国家(nation-state building)之重要工具,因而,也就与此事业几乎同时起步。

   甲午战争失败消息传来,士大夫群情激奋,而朦胧地形成构建现代国家之蓝图。此后几年,康有为思想迅速成熟,至戊戌维新前,就已经形成完整的建立现代国家之蓝图。而戊戌维新,以及康氏早期思想,以及谭嗣同思想,均具有相当激进的色彩。如谭嗣同“二千年皆行秦政”之论断,与“冲决网罗”之主张,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全盘反传统之重要依据。清廷镇压湖南起义,梁启超等人也曾准备进行武装暴动。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康、梁经历了一次明显的保守化转向。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康有为就反复把法国革命作为建国失败的案例提出来,警示他的学生和公众,比如1902年《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或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所作的《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由此,康氏一转而成为保守派。

   在康氏影响下,梁启超思想经历了一个保守化转型,在此过程中,黄遵宪也可能对梁启超发挥了重大影响。任公自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而“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②

   这一转向,可从《新民说》前后之巨大变化中看出。早期所写《新民说》各章,梁启超对中国固有道德伦理体系加以猛烈抨击。后期则专门撰写“私德”一章,突出私德对于公德之基础性意义,而养成私德的主要手段,就是传统的儒家教化。③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人共同产生了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自觉,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当康梁酝酿激进变革之时,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这是现代中国保守主义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表述。然而,张之洞的保守主义是儒家源远流长的保守主义之现代表述,而这对当时粗通西学者,是没有说服力的。

   戊戌维新还是激进地发生了,保守主义依然势单力孤。激进变法失败后,康、严、黄、梁开始反思。而他们与张之洞的不同之处在于,既通中学,又知西学,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对西学把握最深者。他们曾热切地引入西学,以西学构建制度。但经过深思,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保守化转向,这是在开放环境中构建现代国家之文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他们意识到,中国之现代立国,只能是中国自身之内生性成长,而不应指望全盘更换、替代。

   这种文化自觉具有重大政治涵义。比如,经由这样的文化上的保守化转向,在政治上,梁启超更为深入地把握了宪政之本质。在与当时更为激进的革命派辩论的过程中,梁启超力主“政治革命”,而反对“种族革命”。

   梁启超的转向清楚地显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保守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的直接关系。宪政主义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于优良政体,因而,对于社会之其他方面,包括价值、种族、文化等,秉持保守态度。也就是说,宪政主义必须是保守主义者。反过来,也只有对文化秉持保守态度,才有可能将不自由的状态归因于政体,致力于政体变革。也就是说,保守主义者最有可能成为宪政主义者。

   由此可见,在康、严、梁等从事现代国家构建之第一代人身上,已经出现了第一轮由激进革命到保守之转向。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波反复:共和革命之保守化。

   晚清革命派鼓吹驱除鞑虏,此即梁任公所说“种族革命”。由此种族革命,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这样,革命派不仅要求改变政体,也要求颠覆持续了数千年的深层的政治传统。种族革命本身也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革命的意味。因此,这个革命比起戊戌维新又激进一步。

   但是,辛亥起事之后,革命派似乎迅速地经历了一次保守化转型。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甚至汪精卫等领袖,就倾向于保守。④章太炎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与孙中山一起排满反清,武昌起义后,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⑤,与立宪派走到一起。此后,章氏多次扮演保守派角色:新文化运动起,他主张读经;后又反对国民党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

   革命派之保守化,乃是势所必然。因为,真正在中央、各省占据优势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派欲稳定局面,必须部分放弃其革命主张,以换取立宪派之支持。由此民国才有可能建立。辛亥革命之此一曲折,让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激进革命派必须经过保守化,立国才有可能。

   第三波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往复,乃是新文化运动与新儒家之兴起。

   总体上,新文化运动为一激进的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运动。正是这一运动,系统地阐发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念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于政治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一股思想和政治力量的“新儒家”初步形成。实际上,欧战爆发,中国思想界就已经开始对西方文明的迷信之幻灭。因此,《新青年》开始鼓动反传统之始,保守主义就已经同步滋长。两者同步成熟,因而随着反传统立场之激进及产生影响,保守主义者也就开始发动反击,由此而爆发了“东西方文化大论战”及“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在前一场论战中,梁漱溟强调中西印文化类型之不同;在后一场论战中,张君劢先生则提出“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中国当下之局势需要“新宋学之复活”⑥。

   这两场争论,催生了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张君劢先生第一个确定了新儒家的基本思想结构:宋明心性之学,德国哲学,民主宪政制度。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就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而蔚成大观。激进反传统派固然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保守主义也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扎下根。

   紧接着发生了国民革命及其保守化,此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第四波往复。

   国民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激进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正是在此运动中,俄罗斯革命思想传入中国,由此,激进革命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观念资源,以及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组织理念。也因此,此后的激进革命相比于此前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就革命领域而言,在文化革命之外,增加了社会革命、经济革命;就革命手段而言,阶级斗争理论赋予大规模使用暴力以合法性。

   1924年国民党完成改组,局部地引入这两个资源,从而掀起一场带有强烈的社会经济革命色彩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之锋芒深深地刺入社会之最基层,触及普通人民之日常生活。最终,国民政府以武力基本实现政治秩序的统一。

   但就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的实质就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分裂。西山会议派清楚地显示了夷夏之大防观念。在其推动下,国民党最终分共逐俄,并开始保守化转型。

   首先,戴季陶试图将孙中山纳入中华道统之中,以构建民国共和之历史与文化正当性。⑦

   其次,似乎也正是在这种观念和政治推动下,蒋介石本人开始保守化转型。蒋本人的儒家倾向更明显表露出来,同时信奉基督教。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试图以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纲目,重建基层社会秩序。此后,融会儒家道德伦理纲目于现代生活中,成为蒋氏基本文化政治纲领,这包括1966年,当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第三,另外两个重要政党也表现了明确的保守主义倾向。中国青年党坚持“国家主义”,国家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君劢。这两大政党都坚持宪政主义的同时,坚持中国文化之主体性。这似乎也正是他们后来与国民党共同参与行宪国民大会的文化因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界之保守化。历史学从历史的角度塑造了“中华民族”概念。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蒙文通等人的思想趋于成熟。在此期间,又爆发了若干次文化论战。与此前不同,现在“全盘西化”论遭遇到更为有效的阻击。

   也就是说,到了四十年代,经历了西学最初的震撼之后,中国主流文化人的精神正在趋向于稳定。本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传统之现代思想体系,一种会同传统、现代的价值体系甚至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逐渐形成的,儒家为主的中国文明可以完成其新生转进。

   不幸的是,这一文明新生转进过程被内战及随后出现的两岸分治打断。分治之后的台湾,政治上经历了威权主义,文化上继续保守倾向。其思想界虽然发生过争论,但新儒家亦有其发展空间。尤其是台湾的民间社会充分保留了传统宗教、习俗,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未遭遇严重破坏。最终,台湾完成民主化之后,人们看到了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共同体,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国文明,在局部地方完成了现代转型。

   在大陆,则呈现出另外一幅景象。

   二十世纪中后期之革命与保守化

   应当说,过去六十年的大陆,同样经历了激进革命与保守化的往复。

   当然,这一次的激进革命之激进程度乃是空前的。执政者建立了一个全权性统治体系,它试图直接动员所有人投入乌托邦事业中。因此,当局运用政权的力量,从所有方面摧毁传统,包括摧毁宗教,摧毁传统价值,摧毁家庭、乡村社区、商人自治等传统社会组织,摧毁私有制,等等;并且连续不断地发动此类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面革命。中国历史上,儒家传统所遭受的破坏,以这次最为深重。

   过去三十年中国大陆社会、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同样是传统的回归。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儒家的复兴,这种复兴首先表现为基层民众对于儒家式生活方式的回归,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儒家传统比较深厚的南方农民,就自发地恢复祭祖、修谱等活动,长老治理的传统也以“老人组”的方式介入村庄治理中。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发生的制度变革一言以蔽之,就是传统的回归。从思想层面上看,八十年代,思想界对于二十世纪持续不断的革命现象进行了反思,而提出“告别革命论”⑧。但是,告别革命之后中国当何为,思想界尚无力触及。

   回答这个问题有待于儒学之复兴。九十年代初,借着“亚洲价值观”之东风,儒家以国学之名重新回到政治台面上。随后,儒学在学院中繁荣,诸多学者投入“港台新儒学”研究中,发展出以心性儒学为对象,以哲学、通常是哲学史形态存在的儒学研究范式。

更进一步,在学院之外,涌现出坚守儒家信念之“儒者”,以蒋庆先生为代表。这些儒者具有更为强烈的文化与政治主体意识和相对于现有制度的立法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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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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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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