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1 次 更新时间:2023-03-26 08:25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超大规模国家  

姚中秋  

内容提要: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尧舜禹构建了超大规模的中国,内含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之道,中国文明因此“可大可亲可久”。但在近世的生产力革命及其所引发的世局剧变中,超大规模反而让中国反应迟缓、一度落伍。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锋队政党的独特品质,高度契合于超大规模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凭借先进性和组织性、纪律性、集中统一等组织原则,重建了超大规模国家的全方位一统,进而领导、动员、组织超大规模的人民,自觉地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并已大有所成,超大规模的中国已经跃上全新历史发展阶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超大规模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列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排在第一位的是超大规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放眼世界,自古至今,中国始终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是关于中国的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事实;相应地,中国思想者始终追寻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之道。对这两个事实,学界已有所关注。学界也注意到,到了近世,超大规模似乎成为现代化的劣势:中国未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突破,跟进工业革命的进程也极尽曲折。不过,中国最终还是在极端不利的内外条件下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为什么此前失败而这次成功?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给出答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超大规模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机理略作分析。我们也将看到,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超大规模已经转化为中国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巨大优势。


一、 超大规模国家的形成与其 “可大可亲可久” 之道


作为统一国家诞生之时,中国就是超大规模的,同时形成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整合、治理与发展之道,此后数千年来,历代依循此道而行并弘大此道,保持了文明与国家之“可大可久”———还可以加上 “可亲”,即具有日益亲密的内部凝聚力。


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和西亚两河流域是欧亚大陆上两大农业起源地,也就是人类两大原生文明的起源地,并且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结构性差异。苏美尔文明高度发达的灌溉农业集中于两河下游冲积平原,一个灌溉区就形成一个城邦,但众城邦共有宗教信仰,形成迈克尔·曼所说的“多元权力行动者的文明网络”。此地生态、物产单一而交通便利,故各城邦广泛开展远距离贸易,贸易远征队将其文明向外扩散,形成古印度、古埃及、古爱琴海等地文明。在这个富裕的冲积平原的北方、东方山地生活着牧人,以其强大武力轮番征服平原,建立了一系列“帝国”。帝国是超大规模的,但只能维系短暂时间。最终,这个灌溉区也因为土地严重盐碱化而衰败。


在中国,农业区远为广阔,北方、南方生态不同,形成若干区域性合作网络,即考古学上的“文化区”。苏秉琦总结出六大文化区,从规模上看,每一个都相当于苏美尔的“多元权力行动者的文明网络”。各文化区之间又进行远距离互动,形成张光直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国也就孕育于其中。


约在距今4200年前,气候的长期剧烈变迁(包括大洪水)推动各文化区迁徙、聚合于黄河中游两岸和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形成最早的“中国”。《尚书·尧典》第一章记载这个国家的结构和构造原理:“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可见,最早的中国是由多个族群聚合而成,因而是多元一体、超大规模的;此时也形成了维持超大规模国家一统之有效机制。


首先,中国是一个生产型国家,这是维护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中国可耕地面积广阔,人民基本以农业生产为生计;政府收入主要取自农民,也就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帝舜建立第一政府,任命九位官员,禹排在第一位,负责 “平水土”;后稷排在第二位,负责 “播时百谷”。(《尚书· 舜典》)《诗经》中也有不少诗歌记录了周王视察农业生产的情形。农业生产型国家在两个方面有利于保持超大规模:一方面,人口持续繁衍;另一方面,中原文明持续积累、日趋发达,吸引周边民族尤其是后来的游牧民族,如同“滚雪球”一样持续卷入而被中原文明吸纳,中国反得以持续扩展。相反,在广义西方历史上形成众多“军事-贸易帝国”, 其繁衍人口的能力低下,且呈现为发散型扩展,难以形成稳定的超大规模政治体。


其次,中国宗教以敬天、敬祖为中心,这是维护超大规模的宗教基础。五帝在政治上联合各族群为统一国家,同时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 “绝地天通”,树立起以敬天为中心的宗教。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论语· 阳货》)天不言,故无人格,至大无外,涵摄众神,化解神灵冲突,也就消弭了族群融合的宗教障碍。相反,广义西方各古典文明形成之时均强化了神灵的人格性,神灵难以兼容、相互斗争,构成人间融合之最大障碍,也就难以构建和维持超大规模共同体。


各族群聚合而成中国,因此,“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不仅没有消失、消灭或重要性减低,而且继续存在,甚至重要性还加强了”。族成为最基本的治理单位,其构成原理延伸于国中,国家成为一个有情意的政治共同体,情感也成为国家的凝聚机制。敬天信仰也强化了祖先崇拜:天是生生不已的万物之全体,代际的生生就是天行之呈现,因而具有神圣意味。后人以先人为生命本源,产生爱、敬之情,这就是孝。舜有大孝之德,帝尧君臣遴选其为王位继承人,也就把孝确立为普遍的国民教化之道。“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中庸》)个体层面上的孝意识激发出共同体层面上的文明传承自觉,而文明的历史性延续、积累是保持超大规模之强大动力。


最后,奉行德行中心主义的入世的君子群体作为文明担纲者,这是维护超大规模的能动主体。广义西方各古代文明的担纲者是分裂的:一方是掌握神权的祭司,另一方是掌握暴力的武士(牧人、游牧民), 政、教有分立、对抗之势。在中国,祭司、武士的地位低下,君子居于领导者地位,其权威来源是德行与政治能力,故其行使权力有长期意识,国家政、教也实现了高水平的整合,从而不断强化超大规模之一统。


以上机制让中国保持了超大规模且持续扩展,在三个最为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这些机制又得到强化,国家规模也攀上新台阶。


第一个节点是周朝。夏人居于中原,商人来自东方,周人则来自西方,周人居中而立国,大幅度扩展了疆域。周武王、周公又广泛封建诸侯,制礼作乐,养成华夏君子群体,以礼乐整合天下。至西周后期,人口可能达到千万级别。


第二个节点是秦汉。战国时代各国竞相进行制度变革,推动农业发展、人口繁衍,并扩张疆域。秦国统一,收获这些红利,其疆域从朝鲜半岛北部到岭南, 人口达2000万。更重要的是,秦朝建立统一的皇权官僚郡县制,对国民实现了直接统治。汉武帝又推行复古更化,全面更新了维护超大规模的机制。


其一,形成大一统理念与制度。大一统是一种政治价值观,以一统为政治最高价值。儒家、法家共同塑造了大一统理念,包括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秦汉确定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皇权官僚郡县制,其直接统治塑造了人民的国民意识、国家意识。


其二,坚持生产型国家定位,且更为自觉。法家和儒家基于不同理由主张重农抑商,商鞅自觉采取相关政策,历朝坚持不懈。


其三,形成“一个文教、多种神教、神教统于文教” 的宗教格局。轴心时代各古代文明均有精神突破,但广义西方多由多神教发展为一神教,出世的教义导致政教分立,神教内部又分裂不已,各神教之间更是难以兼容,故其政治结构日益碎片化。孔子之教却是入世的文教,统摄各种神教,有效地维护政治一统。文教又以孝亲忠君为其基本价值,教化人民,强化其国家认同。


其四,形成士人-士大夫群体。此由古典君子发展而来,由文教养成,统摄教化、政治、行政等权力,贯穿国家、社会之间,在各个维度、层面上进行国家整合。


秦汉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之道和大一统维护机制;此后中国虽频繁遭遇内外冲击,但这种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国家重归一统,且每每扩大规模。这样的历史确立了大一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至高地位,一个朝代的“正统”性以其实现国家政治一统为关键指标。


第三个节点是清朝。秦朝统一之时,“中国弧地带”兴起了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长期互动,总体上受中原政教影响越来越大,日益中国化。清朝乾隆年间则在政治上一统之,中国的疆域和人口都达到空前规模。


比较世界各主要文明和政治体,基于大一统的超大规模是中国的最基本事实和最显著特征。在中国以外广阔的欧亚大陆西部、中部,政治体的常态是城邦,间或出现超大规模的征服性帝国,在古代有亚述帝国、波斯帝国、 罗马帝国、 阿拉伯帝国、 奥斯曼帝国,在近世则有大英帝国之类的海洋殖民帝国。然而,所有这些帝国无不灰飞烟灭,唯有超大规模的中国持续存在、扩展,原因在于,中国不仅做到了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更做到了国家在实质上的一统,故能可大、可亲、可久。


二、 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的难题


到了近世,中国遭遇了一次空前的文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没有率先实现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即便在东亚,中国的现代化起步虽不算晚,但进展比较迟缓,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超大规模有关。在大变动时代,既有优势反转成为转型再发展的包袱,这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


直到1800年前后,凭借超大规模所带来的优势——物产多样化、统一大市场等,古代中国的经济绩效在欧亚大陆是最为优秀的,明清中国还是白银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江南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但最终还是英国率先爆发了以化石能源和金属机器生产为中心的工业革命。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大一统和西方的分裂、竞争是造成这一“大分流”的重要原因。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仅及表面,应向前推进一层:西欧的国家间竞争向外部蔓延,转化成各国对美洲和印太地区的竞相征服、殖民,由此形成远距离初级产品贸易体系、带有明显强制性的跨洋分工体系和资本的集中与持续积累机制,航海和远距离战争也制造了强大的技术需求。这些因素辐辏于英国,引发工业革命。简言之,工业革命是“战争资本主义” 的产物。


中国商人虽是印太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角色,但超大规模优势使得政府缺乏外向扩展经济网络的动力——儒家观念也不支持军事上的对外征服。于是到清朝中期,人口繁衍,经济“内卷化”,流民增加,既然不能像西欧那样向外释放压力,必然如前朝那样在内部引发战乱——乾隆末年已爆发白莲教起义,半个世纪后南方又爆发太平天国起义。


后者对晚清现代化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早已进入早期工业化的江南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汉人士绅从满蒙军事贵族手中夺取了军事权力,且拥有广泛的战场便宜行事之权,到战争后期和结束后纷纷出任地方督抚,拥有较大自主权,一路发展为清末民初的军阀政治。工业化需要一个集权的强大政府,日本明治维新正是循此逻辑展开的,晚清却背道而驰,中日两国的现代化也就出现了大分流。


超大规模的中国是儒家文明中心国家,在现代转型中不可能像周边国家那样轻松上阵。仍以日本作为比较对象,日本是儒家文明圈的边缘国家,因而被西方打败之后可以轻易做出新的抉择,即福泽谕吉等人鼓吹的“脱亚入欧”,甩掉儒家文明的包袱,彻底转向西方,推进现代化——在当时,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对中国来说,儒家是政教之根本所在,弥散于文明肌体之中,不可能将其剥离出去。因而,皇帝、士大夫整体上并不反对学习西方,但所有人也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文明连续性,寻求在古今中西之间保持平衡。但平衡点何在?看法不一,先后爆发了洋务派与保守派之争,康有为激进变革派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派之争,新政中的全盘西洋化(包括日本化)与礼教派之争,等等。精英内部犹豫、分裂,也就难以形成坚定的现代化意志。


而这样的延迟也把中国置于日益艰难的外部条件中。中国与欧美列强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因而,19世纪中期,帝国主义虽然进行武力侵略,但只是浅尝辄止,清朝还是可以相对自主地进行决策。满清贵族和士大夫经过比较、反思后认为,中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军事技术落后,财政能力低下,乃决意追求“富强”。中央政府此时也有一定权威,乃筹措资金,推动“洋务运动”,这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所在。不过,日益严重的权力地方化导致中央政府权威逐渐流失,这一模式效果不彰,也就难以为继。


到19世纪末,世界环境对中国的现代化变得明显不利: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之后即转化成列宁所论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他欧美国家感受到压力,全力推进工业化,德、美等国初步完成,日本也初见成效,乃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覆盖全球。这一体系波及中国,引发国人强烈危机感,边缘士人群体起而议政、参政, 另寻现代化的出路。然而此时,中国被日益深入地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一方面,经济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并外围化;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并向外传播,以严复为代表的留学生视之为现代化之秘籍,予以系统翻译介绍,推动新兴精英群体的现代化观念发生了一次明显的自由主义与唯心主义转向:清末民初进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变革,新文化运动则致力于自由主义的观念启蒙——尽管当时的人们尚缺乏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觉。


但自由主义化、资本主义化没有让中国实现富强,恰恰相反,从发生学上看,自由主义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哲学,聚焦于分配问题,倾向于消解权威;从价值上看,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用文明等级论论证了西方列强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教化野蛮民族”的权利,而经济自由主义则用自由贸易论为资本主义机制的世界性扩张开路。因而在中国,自由主义性质的变革带来的结果是:国家权力离散,列强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军事权力不受阻拦地渗透各个领域,被全面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而“外围化”,即半殖民地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与巴黎和会的丑恶使得部分知识分子觉醒,对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希望幻灭;另一方面,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在1919年创建共产国际,尤其是在次年共产国际二大上“转向东方”,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由此,世界体系一分为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就一分为二:一条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条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内部,思想、政治力量因此出现大分化。


在思想领域形成了三种主要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就是三条现代化道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失望,转回中国,结合德国哲学与宋明儒学,创建现代新儒学,这在哲学上固然颇有创见,但在政治上仍基本上在自由主义范围内,从张君劢、梁漱溟到后来的港台新儒家,无不如此;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苏俄,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个变化推动胡适等人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意识形态自觉,更加自觉地依附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新霸主——美国,胡适本人凭借其在美国的学术和财政资源迅速成为自由主义思想领袖和学界霸主,推动主流思想、学术、教育体系的美国化。


在政治上,共产国际同时指导共产党、国民党进行以反帝为主的国民革命,国民党也带上一定先锋队政党品质,得以打败军阀等反动势力。但在买办资本和地主阶级的推动下,蒋氏国民党背叛革命,以蒋宋联姻为标志,转身依附于英美主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由此丧失先锋队政党属性,政治能力急剧衰退,无力领导组织国家的现代化。而后,蒋氏政权对美国的依附日益加深,尤其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政治上仿照美式制度制定宪法、建立政府;在经济上,对美国全面开放市场。这些自由主义性质的变革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国家权力进一步离散化,民族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


可以说,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半个世纪,中国文明陷入空前的全面危机之中。历史上,游牧民族有武力而无政教,佛教有教义而无政治、暴力,西方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却凭借其所主导的等级性世界体系,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渗透、控制、支配: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精英群体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形成了高度的精神依附性,主张“全盘西化”,以启蒙的名义大行其道;据此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如清末的宪政变革和民国的民主化变革,其结果都是解构残存的政教秩序,推动国家在各个方面持续地破碎化,也就没有推动现代化的能动性主体;在经济上,世界性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持续地外围化,传统经济结构崩溃而现代产业无从建立,人民经历了一次绝对贫困化。


当然,在这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超大规模和大一统所塑造的人民的深厚国家认同发挥了作用,中国仍得以维持名义上的统一,并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超大规模给予中国以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此优势有过深入论述;各种大一统机制也赋予中国以较强的自保能力。西方工业化帝国主义在战役层面上可以打败中国,却无从在政治上整体征服中国,中国只是沦为半殖民地,也就得以守护其超大规模。但在国家内部,传统政教解体后的全面去结构化趋势始终未被有效遏制。“政治无办法”,导致“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也就无从实质性地推进现代化。中国要实现富强,进而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换上一条新道。


三、 组织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推进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的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根源:“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的方向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能力,让超大规模的中国重建了全方位的一统,并初步实现了现代化。


对中国而言,真正的古今之变是,中国从东亚儒家文明圈的中心国家,沦落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殖民地。这个支配性体系已穿透中国深处,但中国人对其存在结构、运作机制是懵然无知的。既有的五经、儒学或诸子之学对此当然都是完全无效的;中国又处在体系的边缘,是被支配者,新兴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洞察其体系性剥削和支配机制——事实上,这个新生群体的知识本来就是西方的。从知识角度看,这种绝对的知识匮乏状态不只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践含义就是,中国人仅靠自己,绝无可能找到救亡图存的道路和方法。鸦片战争以来,不乏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努力,却不见成效,甚至走上歧途,比如把自由主义视为富强之策,原因正在于此。


就此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文明有“存亡续绝” 之功:它让中国人认清了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支配性结构和运作逻辑,认清了中国在其中的位置,从而认清了中国的处境,并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剥削机制,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也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列宁主义揭示了现代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支配机制,从而证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绝无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而必须首先进行反帝民族革命,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工业化。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走得通的。


至关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还提供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进而实现现代化的能动主体——先锋队政党。在《进一步,退两步》的最后,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列宁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全面支配,内部已经高度离散化;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唯有依靠“组织的武器”,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重新组织。


中国共产党通过其特有的集中统一的政治机制,重建了超大规模中国的政治一统。在现代政党发展史上,集中制是列宁独创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而成,内部始终存在离散倾向,且习惯于组织地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列宁将其称为政党组织的“手工业方式”。列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致力于把布尔什维克锻造为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列宁既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也强调党在全俄的集中统一。布尔什维克最初采用集中制原则,后来才改为民主集中制。历史证明,这对俄国革命和国家建设都具有根本价值:革命时期,列宁策略性地鼓动各民族自决,但依靠党的集中统一,俄国仍恢复了统一,建立了“苏联”;按苏联宪法,各加盟共和国是有退出权的,但党的集中统一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后来,苏共领导人放弃了党的先锋队性质与集中统一的组织原则,苏联也就迅速解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先锋队政党是构建和维护国家大一统之有效组织武器。


中国共产党全面继承了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即便在进行游击战、分散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党也保持了高度的集中统一。建国之后,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克服了各种隔阂,把国家紧密地整合为一体。梁漱溟在建国之初写作《中国建国之路》,对党的整合能力予以由衷赞叹:“就在国民党失败的地方,共产党成功了。这是一条什么路呢?这就是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这就是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只不过梁漱溟对先锋队政党的性质、组织机制尚欠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政党,区别于一切政党之处就在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统一。由此,党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扫荡了晚清以来形成的包括土匪在内的各种离散性军事力量;广泛吸纳成员,党组织做到了对社会的广泛覆盖、深入穿透——其程度是史无前例、世所罕见的。党就是大一统的根本保障——其保障力度是古代皇权、官僚制度无法比拟的。由此,在政治上反而有很多灵活性,比如宪法规定,人大代表和政府组成人员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党却是集中统一的,这就足以保证国家的政治一统。


中国共产党还锻造了一个新的文教体系,深入塑造人民的国家与文明认同。列宁创建先锋队政党是基于如下判断:“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因而先锋队政党始终把政治教育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群众的思想教育,1982年宪法明确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这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国家,而与传统文教国家保持了显著连续性。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渐积累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文教体系,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两者都是高度理性的、以人为本的、积极向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赋予中国传统价值以现代生命力,中国文化赋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中国形态。两者的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儒家的成人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念相结合,形成个人自强向上、社会崇尚道德的价值观;经过共产主义思想的提升,基于亲亲之情的共同体主义发展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经过阶级论的锤炼,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以天下为一家” 传统观念相结合,形成世界人民大团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共产党锻造的当代文教体系既是高度中国的,也是高度现代的,而且是高度先进的,它教化人民以理性精神、自强精神、人道意识,以及民族自尊、国家认同。由此,人民的团结达到空前高度,这是大一统的精神基础。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现代文教的广泛教化,恢复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大一统,当然也让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实现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运用其作为先进性-领导型政党的各种机制,高效地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


首先,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坚定的现代化意志,尤其是工业化意志。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的变革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把社会化大生产视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世界体系创造的条件使得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信念促使其反过来把工业化作为最根本政治任务,从而形成坚定的工业化意志——其坚定程度是任何其他政党和国家所难以比拟的,据此构建了国家的价值、制度、政策。


其次,干部是现代化的组织主体。士人-士大夫群体崩溃后,中国就处在文明担纲者空缺状态,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主体。斯大林凭借布尔什维克干部组织国家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则由中国式干部组织国家现代化。中国式干部由苏联式干部演化而来,吸纳了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品质,更加重视道德的示范带头作用。干部既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又有高度的主动性、创造性,高效地完成党所确定的阶段性发展任务,有力地推动国家各个领域的现代化。


最后,把群众广泛地动员、组织起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引进了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党进行社会革命,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党兴办各种形式的教育,向民众输出新价值,塑造社会新风尚;党建立各种群众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各种公共事业;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评选各方面的先进人物,激励民众积极上进。凡此种种做法树立了普通民众的政治主体性,将其从私人劳动者转化为公共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整合为一体,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


借助这些机制,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集中统一的现代化的能动性力量和机制,恢复了国家大一统,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从中可见,超大规模与组织的武器相得益彰:数以亿计的人民被组织起来,具有强大的力量;超大规模又使得中国即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也能保有战略回旋余地,等待合适时机。以《易》理言之,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超大规模就是坤阴之质,先锋队政党就是乾阳之力,“乾道变化”,亿万人民“各正性命”,焕发出巨大创造力。


四、结语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模均至关重要。现代化的道路、成败及其所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形态均与规模有莫大关联。中国作为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初步实现现代化,有助于我们认真对待、准确把握规模与现代化之间的多重关系。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在各国间的次第展开,与规模有明显相关性: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人口刚到 1千万,19世纪末德国实现工业化时人口超过4千万,美国实现工业化时人口超过7千万,20世纪中期日本、苏联实现工业化时人口都超过1亿;中国打破了这个相对平稳的曲线,人口规模跳跃到14亿,但总体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事实中蕴含着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实际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从技术和产业角度看,现代生产体系的分工渐趋细密,生产合作网络随之扩展,唯有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空间才可将其容纳。这一逻辑驱动现代产业向更大规模的国家转移。但这只是可能性,从能力角度看,疆域越广阔,人口越繁多,社会必然越加多样而复杂,国家进行整合进而实现工业化和其他领域现代化的难度必然越高。


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在于现代化的能动主体之意志和能力。现代化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需要能动主体发挥领导、组织作用。现代化起步越晚,与先发者的差距越大;国家规模越大,实现现代化的难度越高;两者叠加,需要一个高度自觉且能力强大的思想-政治主体对现代化进程发挥领导、组织、动员、统合作用。在各种现代政治组织中,政党最有可能发挥这种全面作用。因此我们看到,政党在英美等国现代化过程中已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战后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五五体制”下的自民党发挥了主导作用;苏联的工业化完全由苏联共产党组织;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组织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长期发挥领导、组织作用。


就现代化的影响而言,每一个规模更大的国家完成工业化都猛烈地撼动先发国家构建、主导之世界秩序:德国在19世纪末完成工业化之后,立刻开始挑战英法建立、主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结果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崛起,则取代了英国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苏联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又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争霸。循此逻辑我们必须承认,超大规模的中国完成现代化,必然对世界格局构成极大冲击——事实上,今日世界早已进入“中国时刻”。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中国文明土壤中定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世界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中国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先锋队政党的道德先进性决定了中国不会重复此前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争霸策略。但现代化的道路之争则是避免不了的,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式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与全球支配地位。苏联曾对其发起第一次冲击而失败,随之有 “第三波民主化” 的反冲击;中国典范必然引领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中国式政党中心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从而改变世界历史的前行方向。


就现代化的可持续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完全有可能避免重蹈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覆辙。后一类国家受其价值、制度驱动,总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后,通过帝国主义构建全球支配体系,通过资本主义机制进行世界规模的剥削;资本由此获取超经济利润,国家内部却趋于“去现代化”,首先是经济的去工业化、金融化——这带来社会的贫富分化、群体间关系趋于紧张,然后是政治的极化、国民精神的非理性化。在今日美国等西方国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从现代向蒙昧退化。中国式现代化则完全有可能避免这一败坏趋势:超大规模意味着,始终存在巨大的内生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自觉地抑制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中国文明和马克思主义都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而开启一个永续发展的过程。“可大可亲可久”,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深度相契之处。


总结言之,凭借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五帝前赴后继构建了超大规模的中国,并形成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体的治理之道,此后持续更新。凭借超大规模,古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相对卓越的绩效,保持了明显的文明连续性。清朝以大一统文教国家形态把“中国弧地带”纳入政治版图,标志着中国文明古代时期之圆满结束。在近世生产力革命及其所引发的世局剧变中,超大规模固然让中国反应迟缓、一度落伍,但也让中国在政治、文明上绵延不绝。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品质高度契合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凭借其先进性和组织性、纪律性、集中统一等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重建了超大规模国家的全方位一统,又领导、动员、组织超大规模的人民,高度自觉地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并已大有所成。由此,中国文明跃上全新历史阶段,并且凭借其超大规模,推动世界历史跃入全新发展态势。


文献来源:姚中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载于《天府新论》,2023年第2期。(本文略有改动,文献引用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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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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