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潇:当代社会行为方式嬗变的时空关系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 次 更新时间:2019-11-30 14: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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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潇  

   内容提要:社会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与实践中具体的时、空关系不可分离;不同的社会状态各有其时、空结构。社会转型通过其行为的时、空关系变革得以实现,同时也生成新的社会时、空秩序,并派生出相应的时空思维和价值理念。当代社会行为方式发生嬗变,在时、空关系中颠覆了传统社会时间优先的秩序,形成了空间主导的法则。分析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在时空问题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展开社会行为的时空论透视,更新时、空观念,有助于深化生活世界的社会认知。

   关 键 词:社会行为  转型  时空关系  致因  认知

  

   社会行为,即社会组织和各类主体展开的实践活动,其形态表现为广义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行为方式,生成并依循不同的社会时、空关系。当代社会,伴随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技术服务“泛在化”的深入展开,人类活动之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动成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的聚焦点。社会转型及其空间运行方式改观,生成了一种后现代社会行为的新型时空逻辑。它们的崭新法则,不仅体现为全球—地方关系的空间重组,还更深刻地表现在社会活动的时空关系变化中。其中,无论是时间与空间的地位、相互规定机制,还是人们的时空知觉、思维和利用法则,都有了显著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样态。因而当代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影响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参照体系,借助于这个体系,我们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①。由此观之,揭示当代社会行为时空关系嬗变的机制,便成为探讨时空思维及其引发社会认知方式变革的逻辑中枢。

  

   一、社会行为的历史特质及其时空模式

  

   在谈到空间问题的辩证思考时,恩格斯将事物的空间并存性与事物运动的时间继替性联系起来审视。他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②恩格斯的论述给我们一个启示,人类生存空间的各类现象不仅有时间演绎的发生、发展史,而且有空间并存的互依赖、互制约、互作用关系。因而我们必须从社会环境、活动的各类事物之空间演化的历时态和空间互动的共时态这样一种时空秩序的复合性中,去考察事物历史发展的空间性和事物空间样态的时间性,把事物存在的空间样态置于历史的发展中去理解,秉持空间实践、空间思维的历时性视角与方法。这一原则在解释社会行为的空间机制时尤须认真关注。

   对于空间形态变化的物理学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在物体具有很大的相对质量时,可使从它旁边经过的任何其它事物,即使是光线,也改变路径,发生空间弯曲现象。同时,他还揭示当一个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会发生时空变异,出现“钟慢尺缩”现象,物体周围的时间会迅速减慢,空间会迅速缩小。这一相对论法则表明,物质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形式,是依物质的质量分布和运动状态为转移的。当我们把爱因斯坦这种对时、空形态和物质运动状况相关性机制的诠释,变为思考社会生活的时、空问题之方法论参照时,则能在更广泛的情况下获得一种学理启示:必须联系社会行为的实际状况来考察其中的时空问题,形成具体的时空关系理念。

   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又译“亨利·勒菲尔”)曾以他对不同时代社会形态的时空关系考察为据,实证了以上的社会时空思维法则。他写道:“农业时代的时间和空间,伴随着一些独特的东西,比如地理位置、种植与养殖的气候、人的族群等等。工业时代的时间和空间,在过去和现在,都在追求着均质性、统一性和强制的连续性。都市时代的时间和空间则变得不同了,其特征要通过分析才能说明。一些非常不同的网与流互相重叠、互相纠缠着,从公路网到信息流,从产品的买卖到符号的交易。构成性中心的辩证法,引发了一种强大的权力的非常不同的运动。”③列斐伏尔所谈到的社会发展三个时代显示了一个内在的时空法则:“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④。人类行为因生产方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空方式和理念。以种植、圈养业为主的农业社会,时间以动植物生长发育的物候为参照,空间以生命之基的土地为依托。故行为的时空方式和思维逻辑与生产方式一致,打上了农业自然经济的特殊印记。工业生产时代,人类凭借整齐划一的机械技术和快速的运载工具,能够也必然要求如工厂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一般,以连续、匀质、统一的空间行为方式与思维法则展开社会生活。同时,伴随商品交易对封闭社会的破除,世界市场的拓展,资本增殖逻辑的强化,经济活动“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⑤,社会行为中的空间意义及其价值理念迅速提升。到了商业竞争激烈、市场环境复杂、网络纵横、信息鼎沸的当今都市时代,经济交往和社会行为的空间关系则变成虚实相混、内外套嵌、此在和遥在并置、在场和出场错位、泛在和脱域互动等这样一些极为复杂的情况,它们超出了物象、物候时空直观的感性形态,也有异于工业时代机械性的时空演绎,需要进行时间、空间辩证法的逻辑梳理才能理解和把握。这样一来,既形成了社会行为不同的、具体的时空模式,又规定了时空研究及其逻辑思维的历史具体性。这类景观恰如哈维所描述的,“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⑥。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和时空思维是相互规定、相互创造的。空间实践的特点是生成时空思维的经验依据和事实基础,又贯彻时空思维逻辑并使之物化为空间的秩序或各类空间产品的理性灵魂;时空间思维则是空间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和逻辑领引。这种关系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社会行为方式变换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社会生活时、空形式的秩序、位置、权重及其历史演化逻辑地呈现出来。在社会发展史中,当人类生产方式因生产力对环境的作用有限,交通工具一类克服空间距离和困难的手段低下时,“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⑦。物质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狭隘空间关系,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狭隘交往的关系相互生成。两重关系的狭隘性形成复合效应,将人类活动牢牢地禁锢在狭小而稳定的空间中。在以地缘、人缘乃至血缘纽带组织起来的封闭的生活世界中,人们以熟人身份稳便交往,没有多少外来新鲜因素的横向嵌入,缺少广泛的、并行的、复杂的空间互动,子承父业,以古鉴今,尊老法先,崇奉衣钵与真传,是人生的基本智慧。这种社会行为的时空秩序,让人的时空观念偏向历时性的社会发展纵轴,变换的是时间和历史,不变或少变的是地理、境况和空间。人类行为的取向集中指向时间,依重时间的推移迎来寒暑易节及其农事之春种夏育秋收冬藏的变换,迎来以时间的消耗去克服空间阻隔而呈现的陌生境界,迎来人的少青壮老及其生老病死的生命行程,也不时迎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所有社会行为和生活秩序都十分紧张地集合于时间方面。对于社会行为之认识,人们总是趋于一致地指向历史、指向传统、指向时间。如果社会的不同阶级对社会生活关注的时间之维有差异的话,那也只是他们对时间之流的东西关注的侧重点和方法论,多是从有利于各自的生存权益出发而已。德国学者舍勒深刻注意到了这一时间思维的阶级性诡谲:“上层阶级总是倾向于把新近不断生成的东西从已经生成的东西中推导出来,而下层阶级则总是倾向于把已经生成的东西从正在生成的东西中推导出来,也就是说,从各种动态的可能性之‘辩证’冲突中推导出来。对于第一种思维类型来说,历史是一个静态的、‘由过去组成的王国’,这种王国与一座‘为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建造的名人纪念堂’相似。对于第二种思维形式来说,历史则从来不是某种静态之物,而是一股生成之流,它只不过偶尔把那些消失和沉入这种流之中的结构保存下来——一旦创造这些结构的力量不再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就会出现”⑧在同样注重对社会生活的时间关注中,上层阶级自觉和不自觉地将其社会空间的特殊优越位置带入其中,旨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地位、特权、传统及其历史延伸,因而更具保守性。即如睿智者所言:“拥有特权者倾向于把既定的各种社会性事态,当作一种稳定的、客观的、有意义的、目的论的世界秩序的结果来经验。”⑨而底边阶层则从改变社会状态的创造性、革命性要求出发,强调社会的更新和流变,希望在“时过”中实现“境迁”,革故鼎新,获得自身存在的某些改善。这同样是其社会生活的空间格局隐性地影响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时空思维。

   当代这一显著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主体实践,行为方式的空间意义急剧增强,并且在社会极大地改变和重构生活世界的时空秩序之同时,空间变迁也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对生产关系、社会交往等行为方式产生回馈性的强大建构作用,形成空间对社会的“生产”。当年,马克思在分析工业革命与世界历史相互生成的社会经济机制时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生产关系与社会空间的互动作用:一方面他指出,商品—货币“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揭示了生产方式对经济空间的生产和规定;另一方面又如实肯定了空间的变革和拓展会反作用于生产方式,“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⑩。此论为后继者提供了思考相关问题的科学范式。当代经济技术和交通、通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再造空间之作用巨大提升,把马克思的上述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类生产活动的全域性,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全球化,生成了一种将资本、技术和人员整合到一个“无限域”的世界,造就了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和一个巨大的“地球村”。具体栖居空间则在大功率生产力作用下,田、土、山、林、水、路构成的大片地景、社会文化景观被广泛摧毁又重新筑造,城乡空间事物在世界性趋同中花样翻新地再建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使空间连续性、历时态被碎片化中断,空间主题、环境形象、栖居样态不断变换,成为刺痛眼睛、击打神经的生活热点乃至社会“奇点”。“地理现实无可避免地趋向融合与混乱,一切地方可以互相交换,可见的参照点消失不见,成为恒常变换的表面影像”(11)。这种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活动空间变故,使经济社会文化交往及其关系建构,诸多地超出了单个国家的主权领土空间和政府权限空间,有了深刻而丰厚的“世界历史”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当这一现实被人们充分意识到了时,便有了时空社会学的关注和研究。但我以为还应当从另一端作反向探讨,展开对社会行为方式转变的时空论研究和阐释,社会行为和时空关系相互作用、制约的内在机理才能得到深刻而完整说明。由此,我们才能如实确证社会活动的时空关系不仅是相应社会形态的表达,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们以自身的组织功能与规范作用,反过来生产和维系着社会行为方式。

  

   二、主体社会行为时空关系新态势

  

社会学家迈克·迪尔曾针对生产方式与社会时空关系历史的具体的一致性,借用列斐伏尔的观点做过这样的论断:“既然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12)。事实证明这一社会机制是真实存在的。当代社会活动中,主体基于生产方式发展引出的行为方式变革,在活动的时空关系中形成了一系列新样态。它们除了虚拟空间嵌入和部分替代现实空间带来的社会行为时空关系的重构之外,更多的是移动网络之“泛在”技术服务所提供的可让社会组织及其主体离开所处的具体物理空间,多方面地展开“脱域”性的活动。这样的空间行为态势,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实践的空间关系,在空间的生产、栖居、交往、角色、身份、地位、权益、责任、治理、思维逻辑诸多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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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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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天津社会科学》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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