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领导权:基于中国实践的权力类型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6 次 更新时间:2022-12-02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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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摘要:领导权是现代政党拥有的一种权力,中国共产党将其发展到相对完备的状态,党章和宪法均明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权。经由内在视角分析可见,领导权之正当性在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并以此发挥领导作用,故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基于对先进性的自觉和保持,领导权有如下性质:自我构建性、创生性、高度自主性、集体性、全方位性、自适应性,责任性、高水平公共性、发展取向、进步主义、“高级性”、自我反思性。领导权的功能包括:辨识、确定人民和国家前行的方向与道路、做出战略性决策,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教化,发现、培育、任命干部,组织和动员,自由创设制度,整合多元的社会与国家权力等。经由领导权,群众“成为”当家作主的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政治学角度看,领导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政治权力形态,即“领导权”。从法理和政治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性、至高性、中心性政治权力;从历史的角度看,成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此领导权组织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规范和事实均要求我们认真对待领导权,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权力类型进行学理性研究。

本文拟从当代中国复合的权力体系中分离出领导权,作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政治权力类型,以政治现象学、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进行学理性研究,直面历史和事实本身,通过直观描述,对其进行初步的概念化。

领导权的起源与发展

本文所谓领导权是现代政党所构建、掌握和行使,旨在引领人民(局部或全体)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按其纲领实施集体行动之政治性权力。这种权力最早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西欧,中国共产党将其发展到相对完备状态。

政党是现代政治现象。最早在西欧,现代社会初步形成之时出现现代政党,充当“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政党运用动员能力和组织技术,吸纳民众参与政治;其内部逐渐形成组织化控制机制,这就形成了政党的内部领导权;政党运用组织化力量在“社会”中动员、组织群众,影响国家政治进程,获得执政权后更有机会实施政治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国家,这就是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政党以其内部领导权构建、行使国家领导权。

英国政党是弱领导权模式的典型。19世纪末形成的西欧工人政党的领导权水平有一定提高。布尔什维克是从社会民主党模式中分化出来的,进一步构建了强大的领导权。列宁构建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政党,它有多层、多面的内外领导权结构。

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启发了中国共产党构建领导权的意识。通过内、外组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陆续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首先确立了革命的全面领导权;在根据地则构建了对局部地区政权的全方位领导权;延安整风实现了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整合,在1942年明确提出一元化领导的政治原则。运用一元化领导权的动员、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迅速夺取革命胜利,通过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革命领导权转化为全方位的国家领导权,从而形成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形态;党组织深入城乡社会基层,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事务进行全面管理,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党领导工业化和国家发展,形成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工业化和国家发展模式。政党领导权在此达到了相对完备的状态。

领导权的正当性

权力是能够驱动其他组织或个体采取特定行动的力量,其长期存在且为人信服,从而低成本地、有效地影响受动者之前提是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

笔者尝试从内在视角对此进行解释。党章《总纲》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表明党是二元先锋队政党;关于入党条件,首先规定申请者为“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并规定了严格考察程序。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先进分子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团体”。“先进”意谓少数人在众人之中居于领先位置,为他人所观瞻,从而拥有某种权威,产生引领作用,这就是“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凭借其先进性而构建和保有领导权的,领导权的正当性来源就是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全面的,可分解出理论(意识形态)、政治、道德三个维度。

第一,理论先进性,它决定了道路的先进性。五四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列主义,以反帝反封建为革命任务,以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即便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先进的。

第二,政治先进性,主要体现为组织先进性、目标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能够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目标更为道德而先进。列宁阐明反抗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首要革命目标,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从中国内部和世界范围看,双重解放的目标是先进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为双重解放提供了先进的政治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定位为二元先锋队: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基于中国文化进行中国式思想、组织建设。

二元先锋队定位也让中国共产党始终抱有极为先进的政治志向。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定位让党从整体上始终保持了高水平组织纪律性,并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治定位则让党以反抗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根本任务,对于当时的中国,这是进步的,从世界范围看也是进步的。

第三,道德先进性,构建出人格化权威。列宁组建先锋队政党,首先重视秘密活动所要求的政党伦理,包括忠诚、组织性、纪律性、牺牲精神等;中国共产党既延续了这一点,又有重大发展,相比于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员道德先进性的塑造和保持,使其整体道德水平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而在道德化的中国社会赢得民众的普遍尊重,享有道德权威。

党员、干部的道德先进性还有另一层功能:它把党在理论、政治上的先进性予以人格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群众来说,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在场的、可切身感知的。

总之,不管是从中国立场看,还是从世界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政治、道德等方面都是先进的。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团体,在世界政党谱系中可将其定位为“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先进性是权力的依据,领导是其权力的行使方式。

领导权的性质

理论、政治、道德上的先进性决定了领导权的特有性质。从结构上看,领导权有如下性质:

第一,领导权是自我构建性权力。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是先进性-领导者团体自我获取、积累、自我确信的内在品质,以此自我创造出领导权,并自我肯定为其他一切组织和力量的领导者,以理念、绩效、道德形象等说服他人接受其权威。领导权的自我构建性质至关重要,带来以下诸多性质。

第二,领导权是创生性权力。自我构建的党的领导权是先在的,为实现其目标可自由创设各种必要权力,比如创造军队即创设军事性权力,设立政府即创设行政性权力。

第三,领导权是高度自主性权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自我构建的,天然地超越、独立于既有权力体制和各种社会力量,拥有高度自主性,甚至是“绝对”的。

第四,领导权是集体性权力。党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集体掌握和行使领导权。

第五,领导权是全方位权力。领导权兼具广泛性(extensive)权力与深入性(intensive)权力二者,前者体现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具有广泛统合性;后者体现为“支部建在连上”、群众路线等,具有高度穿透力。

第六,领导权是自适应性(self-adaptive)权力。适应、调整的动力在于保持先进性的内在需要,组织性、纪律性和自主性使之不受内外既得利益、制度的束缚,高效地进行调整。

再从价值上看,领导权有如下性质:

第七,领导权是责任性权力。这是由先进性决定的:先进性构建出领导权,必然以启发、引领群众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伦理和政治责任,因而领导权是责任性权力;这种责任是自我施加的,而非外在强加的。

第八,领导权是高水平公共性权力。先进性造就了领导权追求公共利益的意愿,自主性又使之不服务于任何特定群体。领导权的唯一存在理由是领导人民发展先进生产力,创造先进文化,增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最高水平的公共性。

第九,领导权是发展取向的权力。领导就是引领、组织人民前行、实现国家发展的活动。领导权所塑造的国家不是静止的状态(state),而是发展的历史性过程。

第十,领导权是进步主义的权力。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进步主义精神氛围中,追求人类全面进步;这一理想让中国共产党将其权力奠基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并以追求进步为己任。

第十一,领导权是“高级权力(higher power)”。意谓领导权凭其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而在位格上始终高于其所创设之各种权力,引领之、审查之,矫正其不当行为,甚至可以取消之。

第十二,领导权是自我反思性权力。领导权之正当性在于其先进性,丧失了先进性,领导权就不稳固。因此,党对保持先进性有高度自觉,领导权内置了自我反思、自我监督的机制,内在的先进性让领导权周期性地自我唤醒,进行自我革命,进而振奋其所领导的整个权力体系。

总之,领导权以先进性为本,从而成为性质十分独特的权力,其构造出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多元一体的复合权力体系,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进步的国家秩序,且有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历史自觉和政治能力。

领导权的功能

领导权是权力,但它是政党的权力,而且是基于先进性的政党的权力。笔者分解出领导权的七个维度,也即领导权的七个独特功能:

第一,辨识、确定人民和国家前行之方向和道路,进行战略决断。政治是自觉行动,需要领袖、领导者集团凭其先进理论和现实洞察力判断大势、分析时局,为人民和国家决断前行之方向与道路。这是领导权的首要体现,也是最高的政治权力。

第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先锋模范行为具有影响下级、影响群众的力量(power),其效果类似于权力,是人格化的道德型权力。但意欲发挥领导作用的先进分子须反身自我约束、自我提升。这一点是领导权最为独特之处。

第三,教化。领导权的正当性在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本身有赖于教化、养成,因此党章规定党员必须终身学习。基于同一政治逻辑,党领导群众,高度重视宣传教育,也即启蒙、教化。

第四,发现、培育和任命干部。领导权是由干部群体集体掌握和行使的,干部不是“自然人”,而是人为培育出来的双重先进分子:既先进于群众,也先进于一般党员。为此,党建立了全覆盖的党员、干部培训体系,干部必须终身学习,接受严格、全面的理论、政治和道德教育,以拥有和保持先进性。

第五,动员与组织。相比于传统的家族、部落以及现代的军队或官僚体系,政党在动员、组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先锋队政党把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以其强大的内外领导权,拥有全方位动员、组织能力。

第六,自由创设制度。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责任驱动的领导权积极探索解决方案;新方案可能越出宪法、法律,但领导权赋予其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实践证明新方案有效之后,领导权指导立法程序赋予其合法律性(legality)。

第七,整合多元的社会与国家权力。现代国家追求高水平整合,政党是重要机制:在下层,进行社会与文化整合;在上层,进行多元权力的整合。

领导权与人民当家作主

西方政治理论中与人民当家作主对应的理念是人民主权论,然而,作为整体的人民显然无从成为实践的权利-权力主体,于是在西式政治实践中,人民离散、降格为选民。而选民易被操纵,代表缺乏德能,况且投票之时,选民不是作为主权者而是作为分利者,谋求私人或集团利益之最大化,人民及其主权在西式代议民主制中基本上都是虚悬的。

人民及其当家作主的原则却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实在化于历史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凭其先进性自我构建领导权,领导、组织本来被对象化的离散的群众进行政治、社会革命,在此过程中凝聚为政治性的、主体性的“人民”,并不断成长,最终在革命胜利之后成为“国家的主人”。

党通过无所不在的领导,内在于人民之中,从而成为人民的代表。但中国共产党之作为代表,完全不同于西式选举式代表。依据党章,可把中国共产党命名为“先进性-领导型代表”。党以其先进性成为人民的代表,可谓“先进性代表”;党是通过领导人民共同创造利益、实现共同发展而代表人民的,因而是“领导型代表”。

经由党的领导,离散的、私人性的,甚至是对象化的群众,凝聚、发展为整体性的、政治性的、当家作主的“人民”。因此,人民和国家都不是既成的“是(being)”,而是“成为(becoming)”的历史进程,领导权则是引领者、凝聚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原则落实为人民共同建设、发展、进步、共享的道德-政治实践。

结语

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之核心组织机制,可以自我构建政治权力,这就是领导权。在中国,领导权是一种根本性、至高性、中心性的政治权力,因而它也是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方法。“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理应以领导权为核心概念和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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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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