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李约瑟问题”与“冯友兰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1 次 更新时间:2014-09-18 2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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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 将“李约瑟问题”从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分析,“强李约瑟问题”应被消解掉。对于“弱李约瑟问题”和“任鸿隽问题”则加以保留。在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任鸿隽-李约瑟问题”,进而提出与之密切相关的“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后者不同于前者之处在于:超越方法论层面,深入到“顺从自然”和“对抗自然”的基本倾向上。最后评介冯友兰对问题的解答。

  

   一、引言

   90多年前(1921年),26岁的冯友兰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师从杜威先生),在系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此文于次年正式发表于美国的《国际伦理学杂志》。[1]重读此文,其论证的深刻性和系统性仍然令笔者受益良多,赞叹不已。这篇文章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使人不禁想起闻名遐迩的“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该问题是由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195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中正式表述的,以后又不断地重申这一问题。

   “李约瑟问题”正式提出以后,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不过大量资料表明,类似的问题和讨论早已出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说,李约瑟不过是以中国科技史的西方专家这一独特身份重提这一问题,使这一问题更为引人注目。关于该问题早已有之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爱因斯坦在李约瑟正式表述此问题之前就讨论了此问题,并给出他自己的解答,而李约瑟后来得知后给予反驳。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李约瑟正式提出此问题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考资料中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冯友兰在这本书中包含了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有资料表明,李约瑟读过冯友兰这篇文章并持有不同看法,而这正是他最初思考“李约瑟问题”的诱因之一。[2]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李约瑟对这一问题赋予一定的新的涵义。其新在哪里,是对还是错?“李约瑟问题”和先前的类似问题之间是何关系?这是本文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将在一定意义上保留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并比较任鸿隽、爱因斯坦、冯友兰和李约瑟本人对此问题的理解和解答,特别是对冯友兰的解答给予关注。笔者注意到,国内已有学者关注冯友兰与“李约瑟问题”之间的关系。例如,范岱年先生早在1997年就谈到:“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对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李约瑟的解答。……而1922年冯友兰的论文的思路倒是和韦伯一致的。”[3]

   笔者以为,范岱年先生把“李约瑟问题”与韦伯和冯友兰的进路联系起来并加以比较,可以说是独具慧眼,言简意赅。韦伯把近代科学在西方出现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而冯友兰则把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缺少理性主义的精神,确切地说,缺少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并且冯友兰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缺少逻辑理性的深层原因。本文将对冯友兰的有关理论给以简要的评介。

  

   二、“任鸿隽问题”与“李约瑟问题”

   根据范岱年先生的研究,[4]类似于“李约瑟问题”的问题早在五四前后就被中国的学者们明确地提出并加以系统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一文,他对“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蔽之曰,未得科学之研究方法而已。”[5]何为科学方法,对此,任鸿隽答曰:“一曰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一曰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为用也”[6]

   我们知道,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是逻辑学的两大分支,因此,任鸿隽对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回答可以归结为“无逻辑”或“逻辑太弱”。任鸿隽在论述中更为强调归纳法,可能是因为归纳法在近代科学中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此外,任鸿隽注意到“科学”一词的歧义性,因而在文章伊始便加以澄清。他说道:

   “科学者,知识而有系统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者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取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今世普通之所谓科学,狭义之科学也。特此以与吾国古来之学术相较,而科学之有无可得而言。”[7]

   在这里,任鸿隽把科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凡是具有分门另类的特征的知识均属广义的科学,但是,只有那些“推理重实验”“察物有条贯”亦即由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组织起来的有系统的知识才属于狭义的科学。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只是就狭义科学而言的。

   笔者以为,任鸿均关于“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于“广义科学”的定义失之过宽,但对“狭义科学”的定义基本是正确的,事实上,它与牛顿、爱因斯坦等人对科学的理解是吻合的。以下将表明,包括李约瑟在内的许多学者在讨论“李约瑟问题”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混淆起来,从而使得相关争论长期陷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困难局面。

   李约瑟在其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李约瑟问题”的: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末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8]

   简言之,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在古代中国领先于西方,但在近代中国却落后于西方呢?请注意,李约瑟这里所说的“科学”不是任鸿隽所说的“狭义科学”,而接近于“广义科学”,因为他把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或技术都叫做“科学”。不过,当李约瑟把古代中国的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或技术看作科学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而这一弱点恰恰是任鸿隽不把它们看作“狭义科学”的原因。由此看来,只要把“科学”这个术语界定清楚,“李约瑟问题”是可以同“任鸿隽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狭义的)科学?”相容的。然而,李约瑟却对“任鸿隽问题”大为不满,他的这种不满是在冯友兰和爱因斯坦提出类似问题之后明确表达出来的。这表明,李约瑟把“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混为一谈了。

  

   三、“李约瑟问题”辨析

   7年之后,李约瑟在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的演讲中,以有所不同的方式对“李约瑟问题”做了如下表述:[9]

   “为什么近代科学——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具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只是在伽利略时代悠然出于于西方呢?这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问题了,许多人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而做出回答者却寥寥无几。然而还有着另一个重要性与此不相上下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亚洲的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的西方更卓有成效呢?”[10]

   我们注意到,李约瑟在这里已经将其原先的问题弱化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做出明确的区分,把后者与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剥离开来,仅仅称之为“关于自然的知识”。第二,给出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的区别特征,即前者是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和对应用技术的推论,而后者是直接应用于有用目的的经验性知识。前两点意味着:第三,这两个问题是相对独立的,既然二者是关于两个不同对象的:一个是问基于数学和推论的近代科学为什么出现于西方而未出现于东方(特别是中国),另一个是问基于实用目的和直接经验的应用技术为什么在古代东方(特别是中国)领先于西方。当把原先的“李约瑟问题”加以如此解析之后,其思路更为清晰了,不过其震撼力却随之减弱了。

   前面谈到,任鸿隽已经区分了“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其区别在于知识是否建立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之上;若是,则属狭义科学,亦即近代科学;若不必是,则属于广义科学,广义科学包括近代科学和一切分门别类的知识。不难看出,这一划分大致对应于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的区分,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的特征即假设的数学化和对技术的推论分别相当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相应地,“李约瑟问题”可以用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加以表述,即:

   表述一:就广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领先于西方,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表述二:就狭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但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在以上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 “李约瑟问题”的这两种表述是相互等价的。二者都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并且这两个部分是关于不同对象的。与之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却使人感到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所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即科学,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了:这同一个科学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和在近代中国的差别如此之大?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确实是一个谜,而且是一个无解之谜,因为它近乎一个逻辑矛盾即:甲既是A又不是A。我们不妨把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叫做“强李约瑟问题”,而“强李约瑟问题”不仅是无解的,甚至是无意义的。

前面指出,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中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是弱化了的,因为它使前后两部分涉及不同的对象,即古代中国处于先进地位的是技术,而近代中国处于落后地位的是科学,把这两部分放到一起几乎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至少没有大的理解上的困难。这样表述的李约瑟问题是从两个并行不悖的事实中引申出来的,因而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即:1、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2、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这第2个问题正是“任鸿隽问题”,它是基于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事实提出来的,即追问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这个事实得以出现的原因。与之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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