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五种制约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 次 更新时间:2014-08-28 16: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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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摘  要]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有大家非常熟知的问题,它们形成了民主政治继续发展的约束性条件,我们将其归纳为五大难题:人口数量、经济水平、教育程度、社会稳定和封建传统。前四大难题属于现实问题,第五大难题属于历史问题。对于这些难题,我们不应做简单化处理,而是通过审慎分析,逐步挖掘它们所包含或引发的相关问题,为理性对待、妥当应付、顺利破解提供可能的思考空间。

  

   [关 键 词]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005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开发布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该白皮书主要介绍了中国选择民主政治的历史过程,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系列成就,今后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路。对于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则在白皮书的“结束语”中概要指出:“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滋生和蔓延;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尚需扩大。”这些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但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面临着大家非常熟悉一些问题,它们形成了民主政治继续发展的约束性条件,我们将其归纳为如下五大难题:

  

   难题之一:人口数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数量庞大的人口。对于我们来说,抱怨人满为患已经毫无意义。首先,要分析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简括言之,主要有四个原因:(1)传统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①]观念的潜在制约。(2)传统帝国以广土众民为强盛标准的影响。与此相关的(3)以农为本政策,它要求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精耕细作以及农耕技术的落后,也需要更多劳动人口。(4)没有及时和适度采取举措控制人口数量。

   其次,人口过多引发了哪些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组织他们并使其生存有保障?建立政治秩序,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路。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依靠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比较迅速地解决社会秩序的问题。但是,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不能依靠权宜之计,必须有统筹、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政府。

   当以上两个问题获得不同程度的解决,或者说就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又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满足人民不同程度的民主需求?一般性的意见是,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去品尝民主的果实,而是如何填饱芸芸众生的肚子。也就是说,对处于贫穷的人民,重要的不是激起他们对民主的渴望,而是引导他们去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这个问题被悬置,温饱问题再次被凸显和放大。我们要指出的是:解决温饱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它要依靠合理的公共政策等。我们如果不直接在那些政治领域引入民主机制的话,难道不可以将其引入对经济问题解决的相关制度中?这也就是说,民主需求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它同样可以在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发挥作用。亟需解决吃饭问题不是民主需求被遮蔽或者延宕的理由,而是民主经验不足、民主政治建设的配套条件匮乏的表现。因此,我们更应该以发展和建设民主来弥补这些不足,逐步夯实民主政治的基石。

   第三,我们必须认真分析人口的具体构成状况。众所周知的是,所谓人口多实际上体现为农村人口过多。其中引发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公正地认识、处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关系。为了解决秩序与生存的问题,我们出台了固定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短期来看,它确实达到了目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延续了身份观念、助长了等级意识、妨碍了平等精神、种下了疏离民主的恶果。尽管,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一定数量的农民代表,这些代表足以发挥广大农民没有发挥的政治作用。但是,按照人口与代表的比例划分来看,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民代表是比较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无限的增加农民代表的数量。如果考虑到农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的主要力量,他们长久地置于民主政治的边缘与底层,这对于政权的巩固,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农民会满足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试想,当越来越多的坑农、害农、虐农事件发生后,他们还会平静吗?

   这里我们要纠正社会普遍存在的观念偏差: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民、工人、军队、官员等代表,就只是它所属领域的代表。其实不然。被冠以农民、工人、军队、官员等字眼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是全国人民的代表。他们在表达民意的时候,不是要竭力表达他们所属领域的利益、意愿,而是要尽力平衡它与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意之关系,并尽可能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意愿,而不是拘囿于狭隘的利益、意愿。因此,农民以外的全国大人代表,同样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广大农民的民主需求,实际上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而不是被遏制。

   第四,既然人口已经太多,那么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什么样的人口数量才是适度的?这个问题包含两个问题:(1)中国有多少资源,来支撑一个适度的人口数量?(2)有效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什么样的人口数量是适度的?对于前者,进行全国性的资源调查是必要的。目前,它已经纳入各级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对于后者,我们显然没有认真思考过。从当代中国选区的划分标准即按生产和工作单位来看,我们只是定出了一个代表与人口数量之比,没有从总体上考虑大型社会实施民主的人口标准问题。“小国寡民”条件下的直接民主已经不可能,广土众民要求实施代议民主,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第五,人口过多已然是个难题,但由于控制人口的措施不力,人口仍呈增加之势,这使以往的问题得以加深。这里我们扼要提出两个问题:(1)如何使人口数量大国朝人力资源大国转化?(2)人口增多如何助长了贫穷问题?前者,至少增加了人口素质改善的投入成本;后者就其对贫穷的加重而言,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侵蚀民主的智力条件,限制各个家庭以及社会能用于教育的财力、物力;影响社会公民生活的质量,不利于民主的法制与心理条件;生活水准下降,社会保护能力也随之下降。[1]P285

   由上可见,人口众多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但它绝不是不发展民主、推诿民主乃至于侵蚀民主的理由。人口众多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对待、组织、改善他们,而民主制度就是较优的选择。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为什么义无返顾的选择民主道路的根本原因。

  

   难题之二:经济水平

  

   从上述分析中,已经浮现出与第一大难题相关的第二大难题即社会的经济水平。首先,我们尝试分析衡量经济水平的标准问题。总体来说,衡量经济水平的标准有定性与定量两种。定性标准主要给出几组描述性的概念,比如,“贫困”、“富有”以及居于二者之间的“小康”或“中等”(中产),“发达”、“欠发达”和“贫困”等。定量标准主要是给出几种指标,比如,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基尼系数、失业率等。中国经常混合使用这些标准,笼统地将自己划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乐观地看,当代中国属于“欠发达”国家。

   其次,由于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顺理成章地把国家的主要任务规定为发展和建设经济。经济水平不仅衡量国家的发展状况,而且也体现国家间竞争力。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和建设经济,长期以来又把温饱问题置于头等大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坦白地说,温饱问题是发展和建设经济的基础性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对温饱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期,温饱问题存在与解决的状况是多样性的。因此,温饱问题是我们时时需要正视的问题,但采取的态度与举措要体现多样性。既然如此,就不可一味地说温饱问题压制了民众对民主的需求。

   第三,当国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水平时,是否一定能解决好经济问题?总的来看,这样做可能产生四个相关的结果:(1)基于经济建设的显性特点,它可能在短期出现喜人的成效。(2)短期的成效反过来刺激了决策者发展经济的信心、决心,他们可能把许多问题兑换成经济问题。于是(3)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建设将以经济建设为绝对中心,一切为经济建设让道或铺路,就是必然的“发展逻辑”。(4)最后的结果是,一方面经济领域的问题泛起,进而波及其他领域;另一方面,基于对以往经济成就的眷念,决策者可能会不惜一切推行既定的经济方针、经济政策,但是会遭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由此产生分歧,严重的时候会演变成政治冲突。

   显然,进行经济建设决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部的事情,它同其他领域的改革与建设是唇齿相依的。正是这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才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2]P164

   第四,随着国内经济条件的改善,要不要适时适度扩大民主的广度与拓展民主的深度[②]?从当代中国致力于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来看,在经济条件好转的情况下,不断深化民主政治建设是题中之义。实际上,这种看法体现了“经济-政治”辨证关系的限制。应该看到,经济条件改善未必是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的必要条件。亨廷顿曾指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而经济上取得高福利水平的国家,在政治上则可能仍然是混乱而动荡的。”[3]P2对于后者,国家的首要目的还是稳定秩序而不是发展民主。此外,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经济条件仅仅是制约民主的物质条件之一。除此而外,还有地理条件和设施条件,前者需要我们花大气力去发展交通,后者需要我们去建设更多的票箱、办公室与会所[1]P108-109。

   第五,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经济条件改善,能否刺激民众的参与热情?这个问题,实质是要回答经济条件改善与政治参与率的关系。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可得知,二者未必成正比例关系。暂且不论民众参与的理由,转而分析他们不参与的理由。国外学者将社会成员不参与的理由分为四类:“(1)因官方某些规定如社会的某种条例与法令禁止参加的;(2)虽有权参与,但引以为烦,不愿参与的;(3)官方虽无明令禁止,但为社会中某种情况所阻,不能参与的;(4)蓄意不参与的。”[1]P13-14反过来看,要提高民众参与率,除了考虑那些有利的因素外,也应反思一下中国民众不参与是否存在同样的理由。如果有,我们就应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如果说,经济条件改善,确实提高了民众的参与积极性。那么这个现象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不是经济条件的改善明显提高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而恰恰是经济条件需要改善的“诱惑”助长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这种现象再好不过的反映了一个常识性道理:大部分的普通人始终还是追逐经济利益的动物。实际上,在经济条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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