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智:国家、组织化与社会秩序——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9 次 更新时间:2014-08-28 09: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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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智  

    

   摘要:我国社会转型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与国家治理权威的碎片化为我国的社会秩序重构带来了巨大挑战。社会的再组织化发展,是我国克服理性的建构秩序和自生自发秩序模式困局的必然选择。但我国的社会再组织化发展需要走出传统的“社会国家化”发展模式,并从体制性路径、功能性路径和社会性路径三个层面推进。

   关键词:国家;组织化;社会秩序;社会发展模式

    

   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是构成一般社会理论与政治学理论的核心主题。现代社会的发展,已进入旨在促进和保障人的自由的国家和社会领域之间相对分殊的阶段。中西方的发展历史亦早已表明,国家、市场与社会相对分殊和自我完善与发展,是构建现代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正如达仁道夫所指出的:“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亦即立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1]但其中公民社会更具有根本意义,因为如没有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将是无本之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市场改革与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的自主成长过程却相对滞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领域的付之阙如,使作为个体的‘国民’始终不能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意识的合格的公民,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内核的公民社会自治团体始终不能出现”,[2]这又反过来已对我国政府发展以及市场发展形成了制约作用。为此,本文基于“国家—社会”的研究视角,着重考察社会自组织化发展之于我国社会秩序构建的意义和当下我国社会建设的可行发展之道。

    

   一、社会转型中的“失序”与社会再组织化

   任何社会的转型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社会秩序,但转型的社会实践过程却并不会自然带来社会的有序发展。恰恰相反,正如亨廷顿所指出,任何的社会转型过程往往都是一个阵痛的过程,极易产生社会“失序”。特别是由于传统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及社会观念在转型过程中被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交往结构和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形成的话,以一个利益族群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分化为特征的过渡社会形态往往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可能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1.社会的原子化与政府治理的碎片化

   社会原子化是转型期社会群体主体间关系断裂的典型表现形式,指个人间人际关系疏离、群体间社会联系薄弱,整个社会的联系纽带松弛,每个人都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子。社会原子化是社会剧烈变迁过程的结果,其实质是政府组织缺位和社会自组织缺失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所带来的社会失灵,是“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介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需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3]这是由于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生产能力和效率,却也毁坏了那些曾经为人们带来生活意义和目标的传统价值和实际。由此,贝克、吉登斯和拉什等学者提出“内省的现代化”概念,其核心点在于,这个世界越来越摆脱了传统所带来的约束,个体拥有了极大的自由,但他必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做出自己的生活抉择。[4]在个体化的时代里,每个人应该明了自己选择生活道路的能力,更应该明了自己本身。但这种将权威由“外部”转向“内部”的过程也会导致更进一步的个人主义,因为传统往往强调的是一种集体意识,强调共享的价值和准则,而传统的弱化意味着人们的抉择范围与行为方式不再受过去相同的集体经验的局限,也不再受源自于某些特定共同体或社会所要共同遵从的信仰和文化准则的桎梏。

   与社会的断裂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美国政治学家李侃如和奥森伯格在《中国的政策制定》(Policy Making inChina)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国家制度结构碎片化特征较为明显,政策过程中不同环节衔接性不够,制度化不足,人治化色彩过浓,特别是随着中央决策权下放,这种碎片化特征愈益明显。[5]政府权威的碎片化会带来公共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割裂、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断裂以及政府内部的割裂等问题。政府治理的碎片化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得比政策制定过程中明显严重,在基层政府层面比在中央政府或者高层地方政府层面明显严重,在政治领域比在经济领域明显严重,在21世纪之初比上世纪80年代明显严重”。[6]由于政府正式权威的碎片化,使得以私人交往所构建的关系网络成为政府正式权威的替代,从而出现“私人事务公事化、公共事务私人化”的错位现象,即公共事务涉及多个层级或者多个部门时,往往需要依靠私人的关系网络才能更好地办成,而私人的事务(特别是上级领导的私人事务)则以权力异化的形式成为下级部门利用手中权力来办理的重要职责内工作,并以此来维系既存的权力能量传输渠道。

   政府权威体系的碎片化的后果就在于,它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准带来侵蚀作用,使政府既难以有效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也难以对政府系统内部的运行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规范。政府内部的碎片化与现代性条件下基于高度分工体系发展而成的分割管理模式有关,由于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普遍的权责分割不清和功能重叠,导致在具体政策过程中出现权力和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在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处置当中,就往往出现“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负向激励机制,促使一些小事频频演变为“闹大”现象,究其原因,这种闹大现象“不是偶发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问题,而是公共治理体系结构不良和运行不畅等问题的集中体现”,[7]在这当中,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化轨迹深刻反映出治理体系碎片化的问题。公民走上非理性的抗争道路与公民的原子化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各类社会矛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政府官意与民意的错位。

   2.社会再组织化与我国社会秩序重构

   社会原子化的后果往往是看似矛盾其实共存的两种情况:一是政府轻而易举地就能够以部门或领导的“特殊利益”去损害毫无组织力量的社会的公共利益或公民个体私利;二是一些个人则采用极端化的甚至暴力性的抗争手法迫使政府就范,从而用其私利“绑架”政府权力和公共利益。

   面对政府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困境,以社会的再组织化来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平台和实现社会的有序整合,将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无数的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这种发展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从实证角度证明社会自组织发展之于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性,在绝大多数时候,政府与市场都无法有效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但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却往往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有效制度安排。因此,应当改变传统的将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垄断者的观念,社会自组织能够成为供给制度效率的最好策略。[8]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则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指出,作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独立性的。但是随着聚众密度的增大,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渐趋一致,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和非理性。聚众中个体的人丧失了独立的、理性行动的能力,其行为主要受到脑下垂体的控制,在情绪的支配下,既有可能做出英雄之举,也有可能残暴无情。[9]只有利益组织化能够超越分散的大多数在“无所事事”和“无所顾忌”这两种极端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通过使分散个体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分享行动收益的方式,以及通过组织化的激励、制约机制,组织化能够有效协调个体的行动步骤、节奏和方向,从而在获得行动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将这种能力控制在理性的、有节制的范围内,这就为理性协商提供了基础,避免了“聚众”所带来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力量。[10]可以说,在西方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整合社会多元的利益诉求,既是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也是西方国家中政府与社会沟通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二、我国社会再组织化发展模式选择

   我国的社会再组织化问题,其实质是对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定位的问题。因此,对于我国的社会再组织化的模式选择,同样应当置于“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范畴中进行考察。

   1.“社会国家化”与政府主导下的建设社会及其困境

   “国家”与“社会”是人类社会进入有组织的政治形态之后整个社会的组织和秩序供给的两种基本形式。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无疑是:究竟社会是第一性还是国家是第一性。其他的一切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或者以这个问题作为出发点抑或最终落脚点。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即“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

   “社会国家化”也可称作是“国家高于社会”,意味着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是国家统治、支配、主导和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历史形态。“社会国家化”的最经典表述来自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国家甚至可以看作至高无上的地上神物:“国家是神的意志,也就是当前的、开展成为世界的现实形态和组织的地上精神。”[11]在承认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前提下,黑格尔认为国家高于社会,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神圣性,而个人和社会只是国家的工具和附庸,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共同的利益,其方式就是直接介入社会活动之中。因为社会的“不自主性”决定了一切的社会意义的实现最终只能诉求于国家或依凭政治而获致。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模式上,“社会国家化”属于“强国家—弱社会”的类型。“国家社会化”则可归属传统的洛克范式,意指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而存在,社会决定国家,国家因社会的赋权而存在并为社会服务和受社会控制,社会享有对国家的最高裁判权,从而为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奠定了基础,也为制约和控制国家政治权力以及“有限政府”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模式上,“国家社会化”属于“弱国家—强社会”的类型。

   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奉行的是一种政治上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领导体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几乎完全合为一体,政府以强制力嵌入社会领域,政府的强制担当着社会生活运转与变迁的主导性力量。在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框架下,“动员式治理”就一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社会成员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是被动的,是政府借助动员的手段实现社会成员的参与。“动员式治理”作为政府社会管理的一种常态,使得社会生活(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深深打上了政府“强制”的印记。

改革开放后,作为传统权威体制的维系机制的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都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而难以为继”。[12]传统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逐渐式微,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和市场发展的经济实效性逐渐成为国家的新的合法性基础。由此,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国家与社会的分殊迫使政府的治理模式由传统的高度集权体制走向新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治理。然而,社会分权化改革之后,虽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动员与被动员、命令与服从的格局,但政府组织可以依靠传统的政府组织资源和权威优势,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动员网络的使用,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总体来说,和其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属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这既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也体现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在经济上,通过政府的强力推动力去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内部与外部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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