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群体性事件及其应对措施和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5 次 更新时间:2014-06-26 07: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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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宫  

    

   摘要:本文对斯大林去世之后的苏联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并根据事件发生原因对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群体性事件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对苏联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做法和措施及其教训进行提炼,以期对我国政府和人民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借鉴。

   关键词:苏联;群体性事件;苏共;应对措施/教训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深受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深入研究苏联历史、总结苏联兴衰成败的教训,特别是剖析、研究、汲取苏联政府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及其教训,对于处于改革攻坚时期、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日益纷呈的今日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群体性事件

   1988年3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呈交了一份《关于自1957年以来国内群众骚乱资料》的报告,报告称:自1957年至1988年苏联共计发生了24起群体性事件,其中有11起是苏联政府出动军队才得以平息的。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份报告的统计并不完全,有多起群体性事件并没有被收入这份统计报告中,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就在1988年3月4日切布里科夫向戈尔巴乔夫呈交上述绝密报告之前一个多星期的1988年2月下旬,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以及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就发生了群众集会和大规模骚乱事件,但是上述统计报告没有记载这起事件。

   根据事件发生原因,本文将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群体性事件划分为如下类型:

   (一)由政治性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是1956年3月5—10日发生的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事件,这起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该事件发生一个星期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近五个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一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在其执政时期的种种非法行径进行了激烈抨击,会议结束前通过了两个决议:第一,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二,向党的各级组织传达《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内容,但是报告不得公开发表。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反响最为激烈的是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3月5日至10日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库塔伊西、苏呼米等城市都举行了自发的群众集会,集会群众对苏共中央的决议表示愤慨,他们认为,中央决议破坏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制造了纷争,使历史向后倒退了。

   苏共二十大闭幕距离1956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格鲁吉亚广泛开展的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活动变成了针对苏共二十大刚刚宣布的非斯大林化方针的猛烈反击。根据解密档案文件看,3月5日上午10时左右,第比利斯的大街上开始出现大学生游行队伍,“队伍沿街道中央行进”,“最前面的一排人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几个花圈”;“这一天,出现了几支这样的队伍。这些队伍都是去广场给斯大林纪念碑献花圈的”。3月6日,“这样的情景又再次出现,但更加有组织。人数在增加”。也就在这一天的下午4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共和国最高负责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主持会议并发表了简要的讲话,号召与会人员开展实际工作贯彻执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然后宣布将传达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信件,在表示歉意后他随即离开会场,中央书记姆切德利什维利代替他传达文件。读完文件后,宣布信件内容将传达到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会议就此结束。3月7日,斯大林大学、农学院、工学院等高校的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很多中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游行队伍或朗诵关于斯大林的诗歌,或合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3月8日,学生们开始拦截市内汽车,并“在市内周游”,后来在市苏维埃大楼找出并悬挂出了斯大林画像,游行队伍还涌向外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挂起了两面服丧旗帜”,并迫使司令部大楼的士兵们“从大楼顶上放下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大幅画像”。“傍晚,列宁广场和纪念碑前都已经安装好了麦克风”,人们开始发表演说,其中一位演说者指出:“格鲁吉亚人民不会饶恕企图玷污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人。我们不允许批评斯大林——我们的领袖。修正斯大林就等于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将要为攻击斯大林付出血的代价”。3月9日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一系列工业企业停业,高校和中小学停课,城市主要部分的交通瘫痪,共和国刊物《共产党人》、《东方曙光》刊登了有关哀悼斯大林的版面。游行和集会持续了一整天,晚上11点多,集会群众开始向位于卢斯塔维利大街上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附近的邮电大楼进发,去解救先前被派去给莫斯科发电报的十多个人,因为这十多个人进入邮电大楼之后被拘留了。获悉这一消息的人群封锁了通往邮电大楼的道路,这时邮电大楼以及党中央大楼、政府大厦、外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报社等机关都已经布置了士兵警卫。“人群不断进逼”,并且用“拳头、刀子、石块、皮带”等对付守卫的士兵,于是士兵们“向空中发出了警告性齐射”,然而,人群“继续进逼不停”,士兵们的“生命面临威胁,于是不得不采取防卫措施”,突然响起了枪声,有人被打死,惊恐的人们四处逃散。在动用了军队之后,集会群众最终被驱散。3月9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格鲁吉亚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告第比利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职员、全体劳动人民书》,号召人们“立即全面恢复市内秩序,制止破坏分子和挑唆者的活动,保证所有机关、学校的正常工作”。第比利斯市卫戍司令格拉德科夫也发布了戒严令,下令自3月9日24时起第比利斯实行戒严,“凡是破坏公共秩序和妨碍市内正常生活者,一律扣留并送警察局追究责任”[1]。第比利斯事件导致几十人被打死,数百人被打伤,一大批人遭到了逮捕,其中很多人被判处1年至10年不等的刑期[2]。苏联政府全面封锁有关第比利斯事件的真相,直至苏联解体。

   另一起典型案例则于1963年11月7日发生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苏姆盖特市,这一天正值十月革命纪念日,因为节日游行队伍中有人手持印有斯大林画像的明信片,警察强行予以收缴而导致暴力冲突事件发生。这起群体性事件共计有八百多人参加,最终动用武力镇压了下去[3]。还有一起典型案例发生在1986年12月17—18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事件的起因是该市的一些大学生要求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审理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最终导致有五千多人参加的群体性事件,这起事件也是在调用军队镇压之后才平息下去,根据档案文件记载,共计有两人死亡,1215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其中774人为军人和警察人员”[4]。

   (二)由民生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这类事件的典型案例是发生于1962年6月初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的流血事件。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以告人民书的形式发布了关于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的决定,决定的发布立刻引起了包括新切尔卡斯克工人在内的苏联各地群众的不满。6月1日上午7点半,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造车间造型工小组的八九名工人聚在一起议论物价上涨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工人逐渐地加入了他们的谈论,车间主任见状曾劝说他们去上班,但是,激愤的工人们走出了车间,来到了工厂的小公园里继续谈论物价上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此时,“不关心工人的需求”、“态度蛮横”、“官僚作风严重”的该厂厂长库罗奇金走过来命令工人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可是,工人们却把他围住,指责“车间劳动条件差”、“厂内缺乏安全技术保障”、“日常生活处境窘迫”、“工资太低”,特别是1962年初该厂又重新调整了职工们的计件工资定额,结果使工人们的工资下降了30%。一方面是工资下降30%,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再加上工厂的劳动条件差、安全没有保障——该厂的绕线绝缘车间曾发生过200名工人中毒事件。所有这些使得工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愤,而厂长的蛮横而冷漠的态度和回应使得工人们本已激愤的情绪进一步升级,人群中开始叫骂。一看情势不妙,厂长赶紧逃到厂部去了,工人们紧追其后,越来越多的工人涌向厂部。这时,工人们开始打出要求增加肉类、牛奶供应和提高工资的标语牌。上午11时30分,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300—500人”,“他们三五成群,情绪激动”,对提高物价和降低计件工资额表示抗议,要求厂长出来对话。中午12点,一列从萨拉托夫开往罗斯托夫的旅客列车被情绪激动的人们拦停下来,几名工人爬上车头,拉响了汽笛,召唤“更多的工人从工厂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赶来声援”。

   在此之前,州委书记马雅科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拉扎列夫以及一批安全局工作人员陆续赶到了工厂,下午三四点钟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也赶到了工厂。可是,领导们都躲进了厂部大楼,这时,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四五千人,不少市民也参加了进来。州委、市委领导们“一直待在厂部的厂长办公室里,没有走到工人中间去,没有采取任何维持秩序的果断措施”。工人们冲进了厂部大楼,要求领导们出来对话。“16时30分,厂部大楼阳台上安上了扩音器”,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开始发表讲话,人群安静了下来,他刚讲了几句就被人群中的叫嚷声给打断了:“我们早就看到了告人民书,我们又不是不识字。你说说看,我们往后该怎么生活,工资定额降低。物价却上涨了!”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试图讲话也被立即打断,骚动的人群冲向麦克风,但是,“电线被立即切断了”。“此后将近两个小时中没有采取整顿秩序的任何果断措施”。

   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报告了这一紧急事态”之后,苏联官方开始动用警察维持工厂秩序。但是,“抵达工厂的一支200名警察队伍被击溃逃离”。于是,“在20—21时,5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和3辆装甲运输车驶向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但是,军队的行动并不顺畅,因为“人群向汽车和装甲车迎面跑去,挡住了去路,车辆被迫停下”;“由于军事指挥人员行动不坚决,上述分队的军官和士兵在前往工厂途中受到人群的进逼后惊慌失措,丧失了活动能力”,以致“载有士兵的车辆在口哨声、叫嚷声和玩笑声中调转车头返回”,“在军队没有进入电力机车制造厂之前,人群一直聚集到深夜”[5]。

   6月2日凌晨,军队接管了工厂警卫,该市宣布宵禁,22名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这激起了6月2日白天更大规模的群众游行:6月2日,人群“举着红旗和列宁画像”前往城里,向市委所在地前进,沿途有不少市民加入了示威者队伍,人群走近市委大楼后,一些人出现了过激行为,冲进大楼,“砸窗户,损坏家具,扯下画像烧毁,殴打室内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几个人“爬到阳台上,打出红旗,挂出列宁画像”;一些人“开始演讲,要求降低食品价格、提高工资”;“与此同时,一大群人冲向国家安全局和市警察分局大楼”,“这时,向进攻的犯罪分子开了枪,部分冲进来的人被逮捕,其余的人逃了出去。试图占据国家安全局和警察分局大楼的人群没有得逞以后开始撤退,再度前往市委大楼。在此之前,市委大楼内的流氓已经被赶出,由军队的一个分队封锁。人群再一次企图抢夺士兵手中的武器。守卫市委大楼的军人因此使用了武器”[6]。此次骚乱事件,导致23人死亡、70人受伤、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7]。

   (三)由民族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是发生于1988年2月下旬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位于苏联南高加索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面积4400多平方公里,20世纪80年代末人口为约18万人,80%左右是亚美尼亚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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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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