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转型时期中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9 次 更新时间:2005-07-19 22: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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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宫  

  

  「内容提要」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转型的最终取向和各自所选择的转型模式的差异导致了两国贫富分化加剧的程度及其对各自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的不一;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应当继续坚持走渐进改革的道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俄两国应对贫富分化加剧的对策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侧重;在考察转型时期的贫富分化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贫富分化加剧的一面,也要看到两国政府应对贫富分化加剧的对策正在发挥作用、贫困人口正在逐步减少、贫富分化加剧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的一面,片面地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是错误的;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社会政策和制度革新方面似显滞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关键词」转型/贫富/比较

  

  一、转型时期中俄贫富分化状况

  

  1.转型时期俄罗斯贫富分化状况

  

  自1992年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俄罗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特别是在转轨最初几年俄罗斯近1.2亿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66%—80%,实际收入减少了一半到三分之二不等。俄罗斯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与10%最贫困居民的收入的比值,1991年为4.5倍,1992年为8倍,1994年为15.1倍,1999年达到了13.9倍[1],2002年达到了14倍[2].据俄官方统计,在改革之前的1991年,在俄罗斯,货币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为610万,仅占俄人口总数的4.1%;1992年实施改革以后贫困人口猛增为5020万,占俄人口总数的33.5%;1993年为4690万人,占俄人口总数的31.5%;1994年为3620万人,占俄人口总数的24.4%;1995年为3660万人,占俄人口总数的25%;1996年为3190万人,占俄人口总数的22%;1997年贫困人口为3070万,占俄人口总数的20.8%。而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等非官方统计机构的统计数字一般要比官方的统计数字高得多,因为后者的统计数字包括了老人和孩子。从2003年10月1日起,俄最低生活保障线由原来每月450卢布提高到600卢布,相当于20美元左右,而官方数字显示,在俄罗斯要维持日常生活,月收入平均需要75美元,但目前俄尚有近三分之一的居民达不到这一标准[3].再以金融资产为例,1996年52%的居民拥有1%的居民存款,而2%的家庭集中了53%的居民存款;5%的富人群体掌握了73%的居民存款和80%的外汇存款[4].俄罗斯社会贫富分化已经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一端是转型时期钻政策空子暴富起来的新富阶层,一端是穷困潦倒的新贫民。

  

  转型时期俄罗斯贫富分化不仅反映在居民收入、金融资产的急剧拉大上,而且还表现在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贫富分化程度也在日益加深。根据居民的正常收入来考察,1992年11月在俄89个联邦主体中有56个主体人均收入低于全联邦的平均收入。贫困地区就业人员的收入比富裕地区就业人员的收入低三分之一;而领取抚恤金的居民,贫困地区的则比富裕地区的多30%。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拉大,特别是石油等能源部门的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部门的职工收入。农业平均劳动报酬占整个经济部门平均劳动报酬的比例从1990年的95%下降到2001年的41%。1990年城市家庭收入只比农村家庭收入高15%,到2001年则高53%。2001年俄农村75.6%的居民收入处于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其中43.7%的居民收入尚不及最低生活标准线的一半,而在城市居民中也有大约50%的居民的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线,但城市里的这项指标显然比农村低大约三分之一[5](p29)。

  

  2.转型时期中国贫富分化状况

  

  自推行改革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收入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以居民收入来考察,1994年中国最贫困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44.3%。另据统计,1990—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20%的最高收入户与20%的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已经由3.1倍扩大到9.6倍,20%的最高收入户占有的全部收入由38.1%上升到52.3%,20%的最低收入户占有的全部收入由9%下降到5.5%[6](p151)。以金融资产为例,目前中国城市20%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66.4%,20%最低收入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只占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1.3%[7].转型时期中国的贫富分化还体现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贫富分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沿海和内地之间、城乡之间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为例,1957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3.48倍,1978年农村率先推行承包制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收入迅速提高,1978—1984年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一下子缩小到1.71倍,随着1984年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城镇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以及家庭生产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效应不断递减和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相对稳定,1985年之后城乡居民收入比开始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到1994年已经扩大到2.6倍,2000年达到了2.8倍[8](p12),2003年达到了3.24倍[9].

  

  二、中俄贫富分化的异同及其成因

  

  从上文对转型时期中俄两国贫富分化状况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判断:1.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俄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但是两国的贫富分化又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在中国居民收入较以前普遍都有所增加的基础之上的贫富分化,也就是说是在整个居民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不过是提高得快提高得慢意义上的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主要的不是以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较转型以前的普遍下降为代价,而是以部分居民先富甚至暴富为特征的。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无论是收入还是实际生活水平都较转型之前有了普遍的提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3年的847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元增加到2622元[10],随着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而俄罗斯的贫富分化则是建立在多数人的贫困化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一部分人的暴富主要的是以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的下降为代价的,“目前俄罗斯80%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与苏联时期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二”[11](p38-39)。因此,考察转型时期中俄贫富分化问题时首先必须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这个基本区别,即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较之转型之前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分化,而俄罗斯的贫富分化则是一小部分人的暴富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和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为基础的分化,笔者认为这一点是考察中俄贫富分化问题的出发点。

  

  2.转型时期俄罗斯贫富分化的速度,相对于中国贫富分化的速度而言要迅猛。从上面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转型时期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在20多年时间里渐进展开、逐步加剧的,而俄罗斯的贫富分化是在一个很短的两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一下子出现并且始终存在、不断加剧的,很多中外学者都喜欢用“一夜之间”来描述俄罗斯暴富群体和广大新贫民的出现。中俄两国的贫富分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区别,主要是由于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最终取向以及各自所选择的社会转型模式的不同使然,中国选择的是一种渐进的模式,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推进,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先进行试点试验,等试验成功了之后再行推广,如果试验不成功就进行修正或者干脆放弃,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转型失败所造成的代价,正因为是渐进展开,所以其结果一般来说不会是剧烈的爆炸性的结果,而俄罗斯之所以会在“一夜之间”冒出了暴富群体和广大的新贫民,就是因为采取了与渐进转型模式相反的激进转型模式,激进转型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紧缩银根,提高税收,实行“无赤字”的财政货币政策;对国营和地方企业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这三项措施同时启动,其目的是试图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将计划经济体制一下子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匆忙的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对国有企业资产评估过低而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又由于相应法律法规的缺失而导致了“一夜之间”严重的贫富分化的出现,上文讲述的俄罗斯在改革之前的1991年贫困人口仅为610万,而到1992年实施激进改革之后贫困人口一下子就猛增为5020万,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而中国在改革之初的情形则完全相反,非但没有出现贫富分化问题,反而出现了因为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一下子急剧缩小的喜人局面,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阶层由于拥有种种便利和优势条件以及转型时期政策和法制上的漏洞而获得了较多的利益,才逐步出现了贫富分化,因此从贫富分化的速度来讲俄罗斯要比中国来得迅猛。

  

  3.转型时期俄罗斯贫富分化的程度,相对于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而言要严重。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实行的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转型模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放开了价格、放开了贸易、放开了金融,实行了私有化,大批国有资产流失到握有权力资源的前苏联政府官员或经济官员的手中,大批原先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们摇身一变成了私人企业的经理,而普通居民们手中握着的私有化证券很快就贬值,大批居民一下子沦为新贫民,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新富们在其发迹之初主要不是靠现有工人的生产致富的,而是靠原先苏联时期的工人的生产暴富起来的;他们没有“原始积累”的阶段,而只有“原始掠夺”的阶段。比如价值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有企业,仅卖了实际价值的3%,大约70亿美元;又如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值为10亿美元,而仅以400万美元卖给了一家私人财团,这种转型模式给俄罗斯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一半经济遭到破坏,大多数居民陷于极端贫困,人口以每年近100万人的数量递减,国家遭受的物质损失比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的损失大数倍。”[11](p38)而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不断地试验,不断地纠正和完善,比如1984年中国推行价格“双轨制”之后出现了物价大幅度上涨,有些紧俏物资如钢材的计划价与市场价相差几倍,使得倒卖钢材的投机者大发横财,一些掌握权力资源的党政机关也通过创办各种公司倒卖紧俏物资赚了大钱,这些问题都比较及时地得到了解决;再比如198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到1989年6月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已基本被撤消;再比如针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国务院于2003年3月24日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工作。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正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扶贫的力度,所以尽管在转型时期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分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种分化的程度要轻于俄罗斯的贫富分化。

  

  4.转型时期俄罗斯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相对于中国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而言要严重。我们知道,贫富分化加剧与中间阶层的弱小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个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而不是上边尖、越往下越大的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如果发育良好,那么会对这个社会起到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而中俄两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中间阶层都发育得不够好,在社会中所占比例都还比较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标准,家庭财产在15万-30万元之间的可以算做是中间阶层,目前中国中间阶层人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左右,并且正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12],而在俄罗斯月平均收入在1500-5000卢布可以算做是中间阶层,按照这个标准统计俄罗斯中间阶层人数占俄总人口的16%-18%(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俄有关中间阶层的统计标准及相应的统计数据出入较大,比如俄罗斯政治学家B ·列佩欣认为在俄罗斯家庭月均收入在1000-10000美元的才称做是中产阶层,不过同时他本人也承认这一指标相对于俄罗斯当前的社会现实而言定得偏高;而1999年出版的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及俄罗斯社会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共同编写的《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中间阶层》一书则认为俄中间阶层的人均月收入起码在1500卢布;本文引用的是1999年5月25日俄《独立报》刊登的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所定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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